歷史哲學 2021.12.25 劉紹楨
歷史的教訓是：人不會記取歷史教訓，因人的積極理性會合理化自己不會重蹈歷史覆轍，故非經親歷，個人或國族不易記取消極理性所得知的歷史教訓。
歷史的意義是：歷史沒有意義(及價值)，因應然的史觀才會積極地找啥是歷史意義，但如同廉能勤儉是各種政經體制之普世價值(如真有普世價值的話)，消極理性的實然史實，也是各種史學應追求之價值意義。
歷史是時間的排泄物，其屎有二：史觀之屎，貌似美玉，黑臭其中；史實之屎，貌似醜石，道在其中。
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政軍勝利者書寫的政統史觀，冷眼旁觀便能一目了然其謬，但一屎障目的典範勝利者之史觀，會合理化自己的道統才是正統，故不易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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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國史學理論的構想＞ 侯旭東 2006-4-5 1

　　世紀之交，展望未來，不少史家強調史學的重要性，更有學者認爲建立嚴謹、系統的史學理論體系是史學工作者面臨的最迫切的任務。衆人所關注的理論既包括通常所說的理論－－對過去的系統闡釋，也兼指史學理論－－對研究過程的系統概括。的確，治史者不僅要沈潛書卷，鈎沈索隱，鑽研具體，還要更上一層樓，善于歸納一般性判斷，構建對“過去”的理論詮釋。這一工作並非一蹴可就，必定漫長艱辛，但對中國史學來說，又是必不可少的。眼下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建設。
　　理論源于具體研究，但又不等于具體研究的簡單疊加，而是它的提煉與升華。不過，在中外學術交流日益頻繁的背景下，一味追求“自力更生”既無可能，也無必要。拿來、借鑒、消化與吸收“他山之石”始終是理論建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史學上也是如此。
　　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史學新流派、新理論大量被介紹到國內，構成過去二十年史學發展的重要一環。回顧這些年來史學界對西方學說的譯介與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流派的曆史（如克羅齊、科林伍德、沃爾什的曆史哲學）與各種新史學流派（如法國的年鑒學派、英國新史、美國的新史以及心理史學等）上。這方面的努力卓有成效，20世紀以來國際上比較重要的史學流派國內都作過程度不同的評介和探討，中國史家對它們也有深淺不一的把握。近些年史學界在拓寬視野，開辟新領域，探索新以及反思現有理論的不足上能夠有所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學的引入。但是，已有的成績不能成爲裹足不前的借口，我們的目光不應局限于西方的曆史哲學與新史學，必須登高望遠，關注西方人文社會理論的發展動向，並與它們展開跨學科的對話交流，這是未來構建中國史學理論所不容忽視的。
　　正如《當代史學的主要趨勢》的作者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二戰以後西方出現的“新史學”的動力主要來自社會科學。法國年鑒學派的産生，與20世紀初法國社會學、人類學、地與心理學等社會科學的息息相關。美國的新經濟史、新史又分別從經濟學、政治學中汲取了許多理論營養。心理史學則是在心理學理論方法的哺育下發展起來的。可以說，沒有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方法的刺激，就不會産生西方新史學。因此，欲建立中國的史學理論，僅僅鑽研作爲結果的西方新史學遠遠不夠，還須尋根溯源，追蹤和把握促生新史學的當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這樣不僅會加深對西方新史學的理解，也有可能帶動中國史學實現跨越式的發展，即通過與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直接對話，找到中國史學發展的生長點與突破口，而不必亦步亦趨地跟在新史學後面。
　　廣言之，古往今來指導史學記述與研究的理論絕大多數不是史家自身的創造，而是由哲學、科學或社會科學移植來的。長期影響古代中國史學的“五德終始說”便是戰國末期陰陽家鄒衍的發明；支配近代中國史學的進化論的首倡者乃是英國的生物學家達爾文；若幹“實證主義”的研究准則經過衆多史家的實踐已摸索形成，但作爲一種哲學理論的實證主義則是由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孔德提出，並由蘭克系統輸入史學，開創了統治西方史壇數十年的“蘭克學派”；馬克思主義首先也是哲學理論、曆史學中不過是加以一能夠而已。如果說以往指導史學的理論多來自哲學的話，當前靈感更多地出自人文社會科學。二十多年前，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趨勢眼下表現得更爲明顯，要提高中國史學的理論水平，創立系統的理論，必須認清學科相互影響的大趨勢，爭取在這方面有所作爲。
　　目前，隨著大量現當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著作的翻譯出版，國內人文社科的成長，與交流的條件已初步具備。
　　90年代以來，不同背景、不同派別的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名著紛紛推出中文版，翻譯質量也不斷提高，許多領域的大師級人物的代表作基本上多可以見到中文版。社會學中，馬克斯‧韋伯、塗爾幹、齊美爾、滕尼斯、帕森斯、哈貝瑪斯、吉登斯、布迪厄等的重要著作的中文版都已先後問世。人類學方面，馬林諾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博厄斯、本尼迪克特、列維‧斯特勞斯、格爾茨、薩林斯等的名著也已經或正在譯成中文。經濟學領域的譯著尤爲豐富，政治學也是如此。國際學界近一、二十年風行的“後主義”、“後殖民主義”的領袖福柯、德裏達、賽義德的巨著也能很方便地找到不錯的漢譯本。可以不誇張地講，二十世紀以來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界一流學者的代表作，不能說全部，至少十之七、八，中國讀者已經可以不必再費力閱讀原著了，有的譯本還不止一種。最近，漢譯名著推出的速度越來越快，有些中譯甚至與原著幾乎同步上市，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即是一例。在名家名著全面登陸的同時，大量西方人文社科的主流教科書也系統引入漢語學術界，奉獻了一批最新的入門級讀物。時至今日，可供漢語學術界的學術資源相當豐富，這爲中國學者，包括曆史學家，了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發展脈絡，開展交流與對話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另一方面，的人文也在不斷成長、壯大。不少學者已不滿足于簡單移植、套用西方的、框架，正通過反思性地運用西方理論，逐步積累中國本土的，嘗試依據中國經驗與實踐，尋求適用于中國的角度，歸納、概括出切合中國的概念與解釋，探索人文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近來一些學者著力探討的“關系”就有望成爲透視中國社會與的一個新視角，同樣備受矚目的“單位”問題也會成爲認識當代中國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這些不斷湧現的新成果會爲史家研究“過去”提供日益豐富的思路。欲建設理論的史學工作者應與人文社會科學家們攜手並進。
　　應當指出的是上述條件並不會自動轉化爲推動史學前進的現實力量，需要史家善加利用：通過讀書、開放式的課程設置、跨學科討論會、共同研究等形式，創造跨學科交流與對話的機會與機制，主動接觸和掌握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吸收本土人文社科的新成果，形成不同學科互動互長的良好局面。
　　從史學自身情況看，它的發展、理論建設大體要經曆三個階段：首先，通過了解西方20世紀以來的曆史與新史學，摸清西方同行的新進展，反思自己的不足；其次，通過閱讀有關著作與跨學科的交流對話，掌握西方20世紀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發展脈絡與主要學說，並進一步反觀自己，認清自身研究的問題，同時，通過與本土經驗的對照，明晰西方學說的局限性，探索適合中國的分析角度、理論框架；複次，在第二階段積累的基礎上，根植于中國自身的曆史與實踐，提煉中國人的理論概括，形成各種關于本土的系統解釋，貢獻于世界學林。
　　經過20年的努力，第一階段的工作成效顯著，重點應轉到第二階段。要在這方面有所收獲，20年也許還不夠。風物長宜放眼量，只要史家開闊視野，堅持同人文社會科學的交流合作，不管前面遇到多少困難，這一目標遲早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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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爲古代、近代、現代三個段落。古代史學史中國古代史學史，包括先秦、秦漢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個時期。
先秦時期在中國原始社會，先民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同時口耳相授，傳頌著一些故事，可以說是曆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經有了文字，可用以記錄。商代出現了史官。“史”字原爲手執簡冊之形，但史官起初並不是專司記事，而首先是負責主持祭祀，占蔔吉凶，溝通神與王的意志。同時講說故事，記錄時事，編次和保管文獻簡冊。再進而分工，有記言之史與記事之史之別。今天保存在《尚書》中的，即商周時代的曆史文獻。
《春秋》是中國傳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順序記錄的編年體史書。它原是魯國的國史，全書一萬八千余字，出自魯國史官之手，經過孔子的整理。以後相繼出現了一些敘述春秋戰國時期史事的典籍，體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編年體的《左傳》、《公羊傳》、《谷梁傳》；略具國別斷代史性質的《國語》、《戰國策》；最早的譜牒之書《世本》；以地理爲主兼有神話傳說的《山海經》以及發抒哲學思想、政見和史觀的諸子百家之書。其中《左傳》敘事詳備，文筆生動，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學名著，也是先秦史學中最高的成就。戰國時期諸子爭鳴，往往運用曆史知識，針對現實，發表政見。如，孟子“言必稱堯、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等觀點。商鞅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爲變法造輿論。鄒衍講曆史，馳騁想象，大大擴展時空概念，並提出了“五德終始”說，以投合君主專制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論秦政，韓非的“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以及是今非古論，對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的影響。
秦漢至唐初時期秦漢時期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與班固的《漢書》兩部史學巨著。司馬遷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開創了綜合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于一書的紀傳體通史體例。《史記》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余字，記事起于傳說時期的黃帝，迄于漢武帝劉徹，跨朝越代首尾三千余年。班固編寫了《漢書》一百卷，八十萬字，“文贍而事詳”，僅記述西漢一代史事，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先例。《史》、《漢》兩部著作各有所長，思想上傾向不同，文風上各有特色，在中國史學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
繼《史》、《漢》之後，漢唐之際産生了不少紀傳體史書，其中有《三國志》、《後漢書》等名著。唐初百年內有八史問世（官修的正史有：《晉書》、《梁書》、《陳書》、《周書》、《北齊書》和《隋書》；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從此紀傳體史書代代續修，其體例也大致定型。編年體和其他體裁史書也有發展。荀悅撰《漢紀》，以編年體敘述西漢曆史，《後漢紀》等編年史繼踵産生。還有傳記體的國別史《十六國春秋》，最早的地方志《華陽國志》以及《佛國記》、《高僧傳》、《世說新語》、《顔氏家訓》、《洛陽伽藍記》、《水經注》等與曆史有關的各種著作。據《隋書?經籍志》著錄，漢代至隋代的史書達數百部，反映了史學發展的盛況。
這時文獻整理工作已經展開。劉向、劉歆父子奉命校書，著有《別錄》、《七略》，在曆史文獻學上有很大貢獻。唐初也重視文獻整理工作，所修《隋書?經籍志》在曆史文獻學上有很大作用。
秦漢至唐初的史學，與先秦的史學相比，有顯著的特點。首先是史學由附屬地位而逐漸獨立。東漢之前，史籍比較少，《別錄》與《七略》的分類中均無史部。《漢書?藝文志》將史書著錄于《六藝略》“春秋家”，以史附從于經。自東漢之後，史籍大量湧現，史書種類增多，史學日益受到社會重視，朝廷設立史官和史館，目錄中也列出了史部，這些都標明史學已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這個時期的曆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詔私修等幾種情況，而趨勢則是官修日占上風。
隨著士族地主勢力的興起和門閥制度的盛行，史學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顯著的是譜牒著作與譜學大爲發展，有家譜、宗譜、族譜和姓氏譜等。東晉南朝精于譜學者，以賈、王兩氏爲巨擘。同時家傳和正史紀傳中也反映出當時崇尚門第的世風習俗。
各少數族在史學中也占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記載各族史的專傳外，還出現了記述各族史的專書，同時民族問題也在史學中有所反映。
關于史學的評論，司馬遷曾說《春秋》是“禮義之大宗”，“采善貶惡”，指出史書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義。同時，他表明自己志在“繼《春秋》”而寫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現了他以史學爲己任的自覺性。班彪的《前史略論》是評論史學的專篇，談到古來的史官和史籍，著重評論了司馬遷與《史記》，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責其“大敝傷道”，表明了馬、班史學思想之分歧。班彪這個思想，爲其子班固所繼承。
兩漢以後，史學評論漸多，梁代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是史評專文，探討了古代史官的建置與職守，敘述了史書的源流、派別及其得失，議論了撰史的功用、目的與態度。《隋書?經籍志》史部分十三類，各類之序敘述各類史書的源流，並加以評論。史部十三類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較全面的史學總結。

唐代史學理論家劉知幾所著《史通》，對古代史學作了系統性的評論，在史書編撰、書事曲直、史家修養以及史館監修等方面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張直書，反對曲筆；主張一家獨斷，反對官府壟斷；主張實事求是，反對附會臆說。這些都是進步的思想。
中唐至乾嘉時期  封建王朝設置史館，並形成修史制度。首先是纂修實錄，即以編年體記錄每一帝王在位時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實錄已散佚，明清兩代實錄基本上保存完整。實錄雖不完全真實，但保存了豐富的比較原始的史料。史館還修“國史”即當代史，但曆代國史隨著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沒無聞。其次，曆代史館都纂修前代的曆史，如《舊唐書》、《舊五代史》等等。直到清代修《明史》，完成了一套紀傳體的後稱爲“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記》外，皆是以朝代爲斷限的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的形成經過了二千年，前後變化很大，水平不一，但這套史書，仍是今天研究中國長期封建社會曆史的主要依據。
與正史相對應的史書是野史、雜史和別史。野史、雜史、別史的共同特點是成于私人之手而非官修，故又稱“私史”。三者又有所不同。野史體例不一，或編年，或紀傳，或雜記一代史事，其內容多奇聞異事、閭巷風俗、統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封建王朝視爲禁書；雜史體例一般是只記一事始末、一時見聞或一家私記；別史內容往往限于雜記曆代或一代史事。野史、雜史、別史雖有史實不確之弊，但往往亦可補正史之闕遺，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自司馬遷提出“通古今之變”以後，有些史學家從不同角度著眼，不同程度地繼承了這個思想，考察與研究曆史的各種變化，編成分門別類、綜觀全局的史書。中唐以後，開始出現了這種旨在“通變”、“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還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它們是這個時期通史和史學的代表作。
杜佑的《通典》全書兩百卷，分爲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自上古敘到唐中葉，是中國第一部典制通史。
鄭樵所撰《通志》二百卷，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其中二十略占全書四分之一，是全書的精華。鄭樵主張“會通”，即“會”各種學術文化，“通”古今之變。他提倡“實學”，強調“核實”，反對任情褒貶，指斥五行相應說。
馬端臨所撰的《文獻通考》，是繼《通典》之後又一部典制通史。全書三百四十八卷，分爲二十四考，自上古敘至宋嘉定末，分類較細，內容豐富。但馬端臨旨在通古今的典制，而不涉時政。因以彙集考核典制爲特點，故以後凡與此同類之書均稱通考。
上述“三通”在中國史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後來有“續三通”、“清三通”等，合稱爲“九通”。加上清人劉錦藻的《清朝續文獻通考》，稱爲“十通”。十通再加上彙編某一朝代各項經濟、政治、社會制度的會要，如《唐會要》、《西漢會要》等，統稱爲典志。

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自戰國初年敘至五代末年，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司馬光邀請劉恕、劉攽、範祖禹等參加編寫，分工明確。他們先作目錄，繼成長編，又就史料互相歧異的問題作了考異，最後修撰定稿。全書體例嚴謹，取材審慎，內容翔實，文字簡潔。司馬光在序中稱該書“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重點在有關國計民生的政治史。他從封建正統思想出發，常借曆史宣揚封建禮教，強調尊君法祖。
《通鑒》在史學上産生了很大影響。問世之後，不僅有注釋，如胡三省的《通鑒音注》；有補正，如嚴衍的《資治通鑒補》；還有續作、改編、仿制等相繼出現。袁樞根據《通鑒》，編成《通鑒紀事本末》，既是《通鑒》的一個支流，又首創了將史事分別立目，獨立成篇，各篇按時間順序編寫的紀事本末體。朱熹亦編成《通鑒綱目》，首創了綱以大字提要，目以小字敘事的綱目體。

中唐以來，出現了不少專史，包括典章史（如會要）、學術史（如學案）、傳記、族譜等等。雖然唐之前已産生一些專史，但只是在中唐之後才有所發展。
中唐後出現不少地理著作，其中包括豐富的曆史內容。記載全國風土人情的全國性地志，有《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統志等（見《大元一統志》、《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著名地理著作有《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等。這時期的地方志現在尚存者有七八千種。清代纂修方志之風特盛，其成果幾乎占了現存方志總數之半。
唐代以來，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曾先後進入中原，建立了遼、金、元等王朝，關于他們的曆史有《遼史》、《金史》、《契丹國志》、《大金國志》、《元朝秘史》、《元史》等著作。

明代前期中期，撰史、考史和論史幾方面的成就，都不及唐宋。明末清初，社會矛盾激化，動亂頻仍，史學出現生氣。李贄主張經史相爲表裏，以史經世，反對脫離現實而空言義理，對史學上有一定貢獻。以後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明確提出了經世致用的治史方針，要從曆史研究中尋找社會曆史發展的前途，總結解決社會矛盾的辦法。
顧炎武的文集中有一些出色的史論與政治結合的文章。他針對明代空言心性而講究考據，但考據只是作爲手段。其代表作《日知錄》，考古而證今，目的仍在經世致用。
黃宗羲除《明儒學案》等學術史專著外，還著有史論專著《明夷待訪錄》。這部書尖銳地批判封建政體的腐敗，抨擊封建君主專制的缺點，主張對君權嚴加限制。王夫之提出了“理勢合一”和“趨時更新”的進步曆史觀，又強調以史爲鑒，以“求治之資”。他的代表作《讀通鑒論》和《宋論》，往往以辯證的思想評論曆史，史論中寓有政論。
明清之際史學著作，值得注意的還有茅元儀的《武備志》、談遷的《國榷》、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唐甄的《潛書》等。

清朝統治者強化封建專制、籠絡知識分子，大量地編書和修史，以示“稽古右文”，爲其統治服務。不少學者鑽進考據圈子裏去。乾嘉時期，曆史撰述與評論、曆史文獻學等方面，都有成績。但當時史學家往往博古而不通今，言事而不論理，考史之功雖勤，多不能自成一家之言。乾嘉考史著作，可以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趙翼的《廿二史劄記》爲代表，而三書各有特點。《考異》是清代曆史考據的最高水平，《劄記》在史料基礎上發揮議論，《商榷》體裁則兼有二者，但精審不及錢趙二家。

中唐以來，有關史學的議論不斷出現。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萬斯同等評論史官修史之利弊，宋人議論史學中義理與史實孰重，明末學者評論明代史學與學風。這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要推《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與《文史通義》。清朝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在史部評論古代各種史書體例和得失，提倡曆史考證，擡高本朝官修史書，鼓吹“歸正斥邪”。意圖在于以官史壓私史，以官方評論左右輿論，誘導學者好古而不問今，以加強其思想文化專制。史學理論家章學誠所著《文史通義》，對古代史學作了尖銳批評，提出了自己的史學見解。他既反對“務考索”，又反對“騰空言”，並譏刺官史之弊端。他在史學理論上，提出了“史學所以經世”，史貴于“義”，史文“質以傳真”，志爲史體等看法，推崇獨斷與家學，強調“史德”，在史學理論方面作出了中國史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建樹。

近代史學史  

中國近代史學史，包括鴉片戰爭至1949年之間，又可以五四運動爲界，分爲前後兩期。
近代前期面對封建制度的衰落及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侵入的民族危機，近代學者及史學家運用今文經學的變易思想和曆史進化觀點等思想武器，講究“經世致用”，注意研究近代史和外國史，興起了救亡圖強的愛國主義史學思潮。龔自珍批判“衰世”，主張改革，強調學以致用，實開一代新的學風。魏源重在研究當代史，編寫了《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海國圖志》等著作，總結中外曆史經驗，尋求反抗侵略、變法圖強的辦法。有些學者深感民族危機，注意研究邊疆史地，以及元史和蒙古史。
這時西方史學著作也傳來中國。王韜、黃遵憲、康有爲、唐才常等介紹和利用西方史學，否定封建頑固派“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反動史觀，大力宣傳救亡圖強和變法維新。在戊戌變法的高潮時期，康有爲是運動的領導者，宣傳曆史必變的思想尤爲用力。他的理論根據是其曆史進化觀，即《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論語注》等書中所闡述的“公羊三世說”。但他主張漸變，反對突變和革命，本質上是反對革命的庸俗進化論。
戊戌變法失敗後，資産階級革命派大量引述中國曆史的經驗教訓，宣傳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理論。陳天華和章炳麟（即章太炎）等人，往往引用曆史證明革命是曆史之必然，對辛亥革命的思想准備起了作用。孫中山在其革命實踐中，常常引證和論述一些曆史事實，以宣傳革命學說。
這時的史學思潮，反映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社會矛盾和時代要求，對于當時的反帝反封建起了促進作用，同時也促進史學本身的發展。舊史學已日益受到沖擊和批判，資産階級的新史學活躍起來。
舊史學指編撰史書的思想、內容和形式仍屬陳舊格調，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史學。如仍然編纂清朝實錄，甚至入民國後在編修《清史稿》時，借歌頌“大清”，詆毀革命。這種史學，在“五四”以後未完全絕迹。
新史學主要指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的具有愛國主義史學思想，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資産階級史學。嚴複、黃遵憲、梁啓超等都對封建主義的舊史學進行了批判。梁啓超還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號。以後章太炎、夏曾佑等也對提創新史學起了作用。梁啓超發表《中國史敘論》與《新史學》兩文，指出封建的舊史學有“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迹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二病”（鋪敘而不能別裁；因襲而不能創作）；批判舊史學的封建性與保守性；同時提出新史學的任務，在于“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史書應當“爲國民而作”。章太炎對舊學有很深的造詣，最早倡言編寫新的中國通史，並擬出了通史體例。他在《致梁啓超書》中提到寫通史的主旨，是“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爲主”，“以鼓舞民氣，啓導方來爲主”，惜未能完成新編中國通史的工作。夏曾佑用章節體和淺顯的文字撰寫了《最新中學中國曆史教科書》（後改稱《中國古代史》），是中國第一部新式的曆史教科書。其史觀主要是曆史進化論，以及文化史觀和英雄史觀。20世紀初的方興未艾的新史學，雖然各家著作中有不同的思想傾向，有高低優劣之分，但比之封建性的舊史學，都在不同程度上顯出了進步性和優越性。近代後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中國史學中存在著兩種曆史觀：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觀（包括封建的和資産階級的唯心主義）。兩種史觀的鬥爭，促使中國史學發生了重大的變革，逐步走向科學化。五四運動以後，唯物史觀伴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在中國傳播開來。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等高等學校開設了“唯物史觀研究”、“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等課程，發表了不少史學論文，出版了重要的史學論著《史學要論》。在其論著中，李大釗闡釋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指出了唯物史觀對于史學與人生觀的重要意義，成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最初的奠基人。此外，蔡和森亦寫成中國第一部用唯物史觀和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爲指導思想的社會發展史《社會進化史》。這個時期，西方資産階級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也介紹進來，如何炳松講授和翻譯了魯賓遜的《新史學》。梁啓超晚年致力于史學，講授並出版了《中國曆史研究法》，論述了中國政治史和清代學術史。梁啓超的學風失于淺嘗多變，晚年關于史學的議論，甚至有倒退到以前所抨擊的封建史學“四弊”的傾向。胡適把實用主義的哲學觀點用于曆史學，反對馬克思主義及唯物史觀，認爲“曆史是一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任你怎樣擦抹和裝飾”。在1927年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嚴峻形勢下，發生了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論戰，其實質是，是否承認馬克思主義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是否適合中國國情。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論戰才告休止。在抗戰時期及戰後，很多進步的學者，如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贊、胡繩等，運用唯物史觀，對種種唯心史觀如“民主史觀”及“意志哲學”等，進行了嚴正的批判。他們寫出了一些曆史科學專著，也注意到曆史理論的研究與傳播，如翦伯贊的《曆史哲學教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這時，毛澤東發表了很多關于史學工作和中國曆史的言論。他指出：“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産，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産，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他還提出了研究曆史的正確態度與方法，強調對待曆史遺産要批判地繼承。
“五四”以後，中國史學在資料搜集、整理、刊布與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績。自20世紀初以來，陸續發現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史料，經過整理，爲曆史研究提供了極爲有利的條件。這些史料包括：①考古學方面發現了“北京猿人”、“山頂洞人”、“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等；②自發現甲骨文以來，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郭沫若等作了深入研究，商代曆史以從來所未知曉的嶄新面貌出現；③漢晉竹木簡的發現，爲當時邊疆的開發、軍事的設施、民族關系與中外關系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貴史料；④敦煌寶藏的發現——幾萬卷寫本和大量壁畫、雕塑等，爲中古時期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提供了豐富多彩的曆史資料。此外還有明清檔案的整理，太平天國史料的發現，等等。這些都是近代史學中意義重大、成績卓著的工作。

五四運動以後，曆史研究的內容發生了變化。昔日以帝王將相和某些名人爲主要研究對象，這時開始擴大到研究社會各方面，撰寫的史書有通史、斷代史以及各種專史和專題論著。論著的形式也不同以往，主要是章節體的著述和專篇的論文。同時出現不少專門性的曆史刊物，如《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各大學的學報等。這些成績，很多都爲以後史學工作者所繼承和利用。在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傅斯年和蔣廷黻起了倡導和推動作用。
這個時期有一些以考據爲主要研究手段的學者，如王國維、陳寅恪、陳垣、顧頡剛等，他們對史學某些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史學界産生了廣泛影響。
王國維在文學和史學方面，都有精湛造詣。他治史的特點，是把新發現的史料與古籍記載結合起來，以考證古史，提出了“二重證據法”。他十分重視和大力整理新發現的材料，並以甲骨文、金文、漢晉簡牘、敦煌遺書等印證和解釋古史，使新史料在曆史研究中發揮了作用，爲古史研究開拓了一條新的途徑。在先秦史與甲骨文字的闡釋方面，貢獻尤爲突出。但他的“二重證據法”限于“以事實決事實”的實證法，不作理論闡釋。他的學術論著主要結集爲《觀堂集林》。
陳寅恪學識淵博，思想敏銳，通曉多種東西方文字，治學嚴謹，很有史識。他重視民族與文化史的研究，治史強調通識，把握民族與文化史的發展變化，每用相反相成的思想說明問題，具有樸素的辯證法。他注意史料真中有僞、僞中存真的特點和詩文的史料價值，善于以史注詩文和以詩文證史，著有《秦婦吟校箋》、《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等。除隋唐史方面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外，在魏晉南北朝史、中國佛教史、蒙古史、敦煌學等領域，都有不少精辟論述，起了開創的作用。
陳垣在中國宗教史和曆史文獻學方面有很大貢獻，著作很多。有關于古代幾種外國宗教傳入中國的研究《古教四考》，以及與宗教有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等。這些著作填補了中國古代宗教史的空白。關于佛教史和道教史，他也留下了極爲有用、裨益後人的著作。在曆史文獻學方面，有目錄學、年代學、史諱學、校勘學等方面的專著。《通鑒胡注表微》則是以考史形式寄托愛國熱情。他治史重史源，講類例即分類列舉之法，優點是條理清晰，缺點在平列事例，不利于曆史地分析問題。
顧頡剛最先以“疑古”著稱，所編著的《古史辨》是以此觀點考辨古史的集體著作。他以疑古爲手段而以考信爲目的，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對一些古史的荒謬傳說起了廓清作用。他對曆史地理也有研究倡導之功，創辦了《禹貢》半月刊，同時也重視少數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不少學者重新審視中國曆史，在通史、斷代史、專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鄧之誠撰寫的《中華二千年史》，以王朝爲序，敘述各朝政治經濟文化因革遞嬗之迹，是一部具有通識的力著。周谷城的《中國通史》、岑仲勉的《隋唐史》、鄭天挺的《清史探微》、孫毓棠的《中國古代經濟史論叢》，皆各具特色，不同程度地填補了中國曆史研究的空白。
由于唯物史觀的廣泛傳播，湧現出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始在史學界産生影響。郭沫若自1928年旅居日本後，開始研究中國古代史和古代文獻，在史學上不斷地辛勤著述，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方面，寫出了第一部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中國曆史的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後又寫了《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論著。在文獻學方面，運用唯物辯證法對甲骨文和金文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並利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中國古代史，取得顯著成就。
在30、40年代，還有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曆史，在通史、社會史、思想史、近代史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在通史方面，呂振羽著有《簡明中國通史》，範文瀾主編了《中國通史簡編》，翦伯贊著有《中國史綱》。範書是中國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統地研究和敘述中國古代史的名作，在曆史思想和編撰方法上很有特色，夾敘夾議，文字簡潔，深受讀者歡迎。在社會史方面，呂振羽寫了《中國社會史諸問題》等著作，鄧初民寫了《社會史簡明教程》（後改稱《社會進化史綱》）和《中國社會史教程》，侯外廬寫了《中國古代社會史》（後改稱《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何幹之寫了《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等等。在思想史方面，呂振羽首先著有《中國政治思想史》；侯外廬建樹最多，著有《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等；郭沫若、杜國庠等也有關于思想史的著作。在近代史方面，有範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等著作問世。範書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礎上，系統地敘述了中國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具體過程，揭露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指出中國人民與統治階級走著不同的道路，熱情地歌頌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鬥爭，標志著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走上了科學的道路。胡書是馬克思主義的近代史專著中的代表作，闡述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勢力將中國變爲半殖民地，中國人民與中國反動勢力對待帝國主義的不同態度。這個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分析占有材料，總結中國曆史；二是爲革命而從事曆史研究和著述，也就是貫徹了史學的科學性和現實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廣大史學工作者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發揚實事求是的嚴謹學風，不斷開拓進取，雖然先後經曆了形而上學的極“左”思潮、教條主義、狹隘地“爲政治服務”以及影射史學等的幹擾，中國曆史學仍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在史學論著、發掘和鑒定史料、考古、對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無論是數量和質量，廣度和深度，都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是舊中國史學界所做不到的。
 參考書目
尹達主編：《中國史學發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鄭州，1985。
白壽彜：《中國史學史》第1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施丁：《中國史學簡史》，中州古籍出版社，鄭州，1987。
http://baike.baidu.com/view/24103.html

西方史學流派

第一節：古典史學（公元前的古希臘時代）
1、希羅多德與“社會文化史”傳統的開創。
人本意識、世界史眼光和存真存疑的批判原則，奠定了西方傳統史學的優良傳統。
2、修昔底德與“政治軍事史”傳統的確立。
將人類曆史獨立于天神之外的曆史觀念，成爲西方建立科學的曆史學的基礎。
3、古典史學思想的發展特征：
（1）倒退的、循環的曆史觀念。
（2）人本主義思想。
（3）“世界主義”思想。
（4）尚未取得相對獨立的學科地位。
第二節：基督教史學（公元5世紀——14世紀的黑暗時代）
基督教史學理論的價值：
1、系統提出了曆史“統一性”和世界史的觀念。
2、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曆史直進觀”和“曆史進步論”。
3、提出善惡沖突推動曆史進步的“曆史動力觀”。
4、創立體現曆史線形發展的公元紀年法。
代表人物：奧古斯丁、攸西比厄斯。
第三節：近代資産階級史學（14世紀——19世紀末）
一、人文主義史學（文藝複興時期14——17世紀）
人文主義史學理論的特征：
（1）恢複古典史學的人文主義精神。
（2）重新強調曆史的垂訓意義。
（3）重視曆史敘述的體例。
重要流派：“修辭學派”、“博學派”。
二、理性主義史學（啓蒙時代17世紀——18世紀末）
理性主義史學理論的特征：
（1）強調人類的理性是曆史發展的動力。
（2）主張探索曆史的發展規律，以理性的眼光來審視曆史和評判曆史。
（3）提倡突破狹隘的政治軍事史，注意廣義上的社會文化史。
（4）提出系統的曆史進步理論。
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伏爾泰《論世界各國的民族精神、禮儀和風俗習慣》、孔多塞《人類精神進步史綱》、康德《從世界主義者角度看世界曆史觀念》、維柯《新科學》
三、浪漫主義史學與曆史主義（十九世紀）
浪漫主義史學理論的特征：
（1）強調曆史的連續性和繼承性。
（2）關注曆史發展的個性和獨特性。
（3）提倡用情感來取代理性，反對用抽象的理性原則來概括曆史。
（4）注重偉大人物和政治鬥爭在曆史發展中的地位。
曆史主義是浪漫主義史學的一個最重要內容。曆史主義的鮮明特征：
（1）人類曆史是有機發展的過程，有著不可割斷的曆史連續性。
（2）對曆史現象要以同情的、理解的態度加以研究，進行曆史的分析，具體了解個曆史時期的特點，承認它們存在的合理性。
（3）世界曆史具有多樣性和複雜性，不能用一般性的世界曆史模式代替各民族具體的曆史研究。
維柯的《新科學》開創了世界曆史主義。
赫爾德的“文化的曆史主義”。
蘭克與“政治的曆史主義”。
四、曆史哲學 （十八世紀以後）
所謂的“曆史哲學”，即是對曆史進行哲學的思考。指的是人們對于曆史不應該只以堆積史實爲能事，還應該達到一種哲學的或理論的了解。
近現代的曆史哲學一詞，專指西方唯心主義的曆史哲學。唯物主義的曆史哲學則一般通稱爲曆史唯物主義，也就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
在唯心主義方面，曆史哲學一詞的涵義和內容，也隨著科學觀念和哲學觀念的變化而經曆長期不斷的演變，其演變的趨勢是從思辯的走向分析的。大體上，前者要回答的問題是：曆史演變的規律或規劃是什麽？而後者要回答的問題是：曆史知識或理解的性質是什麽？
思辯的曆史哲學——重要探討整個人類曆史的特征、意義模式和規律等。是試圖在一大堆貌似雜亂無章的曆史事實的背後，尋求出理性的原則、規律和意義來。（前面所述各派大體上都屬于思辯的曆史哲學。）
思辯的曆史哲學特別關注的問題：
（1）曆史運動的模式。認爲人類曆史是不斷進步的。
（2）曆史發展的動力。看法不一，或認爲是人的理性，或認爲是複雜的人性，或認爲是英雄人物。
（3）曆史進程的目的和意義。認爲曆史發展有明確的目的和終極意義。
代表人物：維柯、伏爾泰、赫爾德、康德、黑格爾，以及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文化形態史觀。
分析的曆史哲學——著重闡釋曆史學研究本身特有的性質、方法、價值或作用。其出發點是：要理解曆史事實，首先就要分析和理解曆史知識的性質。曆史哲學的任務應該應該就是（或者至少、首先而且主要的就是）對曆史的假設、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質進行反思。
分析的曆史哲學關注的問題，更多的是曆史認識是什麽，而不再是曆史本身是什麽；更多的則是人們是怎樣在認識曆史的運動的，而不再是曆史自身是怎樣運動的。對于分析的曆史哲學來說，更重要得多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對曆史本身的探討和解釋，而是對曆史學的探討和解釋。
代表人物：布萊德雷、狄爾泰、克羅齊、柯林武德、波普爾等。
四、實證主義史學（十九世紀後半期）
證主義史學理論的特征：
（1）主張依照自然科學的模式建設曆史學，力圖使史學成爲像自然科學那樣追尋“一般法則”的科學。
（2）努力探索曆史發展的規律性。反對曆史研究的“個體論”傾向。
第四節：當代西方史學（20世紀以來）
一、當代西方史學形成的特征：
1、從傳統的“敘述型”轉向“分析型”。即用“問題史學”代替“敘事史學”。
2、從研究“顯要人物”（精英人物）的活動爲中心，而轉向研究普通人和“社會底層的力量。
3、從狹隘的政治軍事史轉向探求社會曆史的“總體”與“結構”。
4、從個人在故紙堆中扒梳史料的手工業方法轉爲運用現代自然科學的最新技術。

5、堅持史學研究采取跨學科的方法，借鑒和吸收其他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曆史。
二、當代西方史學的發展脈絡、主要流派及其理論：
（一）“新史學”的開端
法國卡爾。蘭普勒特最早提出“新史學”這一口號；法國亨利。貝爾創辦《曆史綜合評論》；美國魯濱遜與“新史學派”的建立。
（二）法國年鑒學派（三個發展階段）
1、創建階段（1929——1945年）。代表人物是費弗爾和布洛赫。這一階段奠定了年鑒學派的基本理論：
（1） 反對傳統史學迷信史學和史料的傾向。
（2） 提倡“總體史學”。即強調曆史研究的對象包含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3） 反對曆史研究以精英人物爲中心，大力倡導“從下往上看的史學”，主張著重研究下層的普通大衆的曆史。
（4） 主張史學要按科學的程序提出問題，回答問題，用“問題史學”代替“敘事史學”。
（5） 堅持史學研究采取跨學科的方法，借鑒和吸收其他學科的方法來研究曆史。
2、第二發展階段（1945——1968年）
是年鑒學派“制度化”和深化階段。代表人物爲布羅代爾（1902——1985）。
布羅代爾理論代表作：《曆史和社會科學：長時段》、《菲力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布羅代爾的基本思想是“三段論”（曆史時間的理論）：認爲曆史時間可以分爲相互聯系的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分別表述三個不同層次的曆史運動，而其中的長時段曆史也就是結構史，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起長期的決定性的作用。只有借助于長時段曆史觀，才能夠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人類生活的全貌。
3、第三發展階段（1968年以後）
打出“新史學”的旗號，從此被稱爲“年鑒——新史學派”。代表人物是勒高夫、諾拉、夏蒂埃、勒韋爾。
年鑒——新史學派著重研究的理論、方法和領域：
（1）繼承了長時段理論，著重研究各種結構和變化緩慢但長期起作用的事物。認爲只有通過長時段才能把握和認識推動曆史前進的潛在力量。研究領域是曆史人類學和精神狀態史。
（2）重視曆史認識論和史學方法論。
（3） 進一步拓寬曆史研究的領域，更潛心于細小的課題。
（4）重新強調政治的作用，承認事件的重要意義。
（三）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
即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代表人物有多布、希爾頓、希爾、霍布斯鮑姆、湯普森。
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共同性與理論特征：
（1）熟悉馬恩著作，信仰馬克思主義，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從事曆史研究。但對曆史唯物主義有自己獨立的理解和解釋，並有所修正。
（2）發揚了英國經驗主義的史學傳統，強調對曆史特殊性的認識，堅持曆史學是研究曆史事實發展過程的科學。
（3）強調研究下層人民的曆史。
（4）注重總體史研究。
（四）當代西方比較史學
西方比較史學的研究著作大致上歸納爲四類：
（1）“各文明體系的比較”研究。即如斯賓格勒、索羅金和湯因比那樣的宏觀比較。
（2）“主要是對文明的某種中心題目進行比較研究，如比較宗教式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大都是一些比較具體的曆史現象的比較。
（3）通過比較而“研究曆史過程”，“它們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從‘可選擇的生産方式’的比較研究到一個單獨的行業實現工業化的速度和程度的比較；從革命這個永遠受歡迎的題目的比較研究到限定仍很明確的過程的比較研究（例如現代教育制度的普及）。著重曆史比較尤其與經濟學、社會學或人類學的某些學派有密切的聯系”。
（4）“機構的比較”。如教會、黨派、銀行之類的組織和機構的比較。
比較史學的特點：它不像寫作通史或斷代史的曆史學家那樣在連續敘述人類的發展中尋找曆史的意義，也不像曆史哲學家那樣在尋求全面的總體模式中獲取曆史的意義，而是從整個人類曆史中一直在撞擊著人類的那些永恒的問題中尋找曆史的意義。爲此，比較史學按照某種規範和範疇，從人類曆史中挑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對象，側重探討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及某種情況下的特殊規律，亦即尋求曆史發展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以闡明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異同。
（五）當代西方心理史學
心理史學是曆史學與心理學的嫁接而産生的一門新學科，它借助與運用心理學的理論與方法，來探索人類過去的種種行爲，進而更全面與更深刻地闡明人類曆史發展的客觀進程。
心理史學分爲精神分析的心理史學和非精神分析的心理史學。
精神分析的心理史學 ——是用精神分析法和曆史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個體和群體的生活，其理論的一般特征：（代表人物是埃裏克森、李夫頓和克胡特）
（1） 以新精神分析學說作爲理論基礎。即堅持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學說的原則，強調潛意識的驅力和先天潛能的主導作用。同時強調自我的的自主性，認爲自我具有自己的能量來源，強調文化和社會因素（主要是家庭環境、養育方式）對人格的重大影響。
（2） 反映了一種“心理決定論”的曆史觀。即用曆史人物的心理特征解釋一切行爲。
（3） 模式歸納。即習慣套用心理學模式的歸納，缺乏因果解釋的科學研究（有些原理根本無法驗證）。
非精神分析的心理史學 ——反映了當代西方心理史學的變化趨勢：（代表人物溫斯坦、普拉特、埃爾金斯、阿瑟爾、霍弗、拉森）
（1）由“心理因素決定論”向“外在環境決定論”轉變。
（2）方法論的突破。即不再僅僅是將心理學理論作爲解釋曆史現象的史學方法，而把曆史上的心理現象本身作爲研究對象。也就是說，不再局限于從心理學角度解釋個人和群體的曆史行爲，而是把曆史上的個人和群體心理的發生、發展、演變的原因，及其對社會曆史進程的影響作爲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的變化，使心理史學不知不覺變成了曆史心理學和心態史學了）。
（3）社會學對心理史學的滲透。強調不是心理驅力決定外在現實，而是外在現實決定心理狀態。（）行爲主義心理學在心理史學的應用。強調了人的行爲完全是環境決定的，即便是那些看起來像是本能的行爲實際上也是對外部世界的反應。
（4）認知心理學在心理史學中的應用。強調了人的認知模式會影響和決定人們的心理和行爲。
（六）當代西方計量史學
計量史學也就是把數學方法特別是數理統計方法運用于曆史研究的一套方法。
當代西方計量史學的特征：
（1）運用電子計算機。它的使用，使系統收集、利用史料及進行統計分析成爲可能，並向研究者提供了處理大量情報資料和分析多變量現象的能力。
（2）進行統計分析。但不是指以往史學研究中那種描述性的統計，而是一種高級的推理統計學和多變量解析領域的分析，對此非用電子計算機不可。
（3）制作數學模式。借用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中的理論模式，以數理形式來表現曆史文化現象。
（七）文化形態史觀
文化形態史觀是當代西方思辯的曆史哲學的主要代表。其代表人物是斯賓格勒（著作《西方的沒落》）和湯因比（著作《曆史哲學》）。
其主要理論特征：是用“幼年、青年、成年、老年”（斯賓格勒）或“起源、生長、衰落、解體”（湯因比）四大階段的生命周期來概括人類曆史或文化的全部過程及其一般模式。
強調兩點：
第一：所謂的曆史就是文化或文明。這一結論旨在肯定，文化或文明才是人類曆史的真正載體，而曆史的意義即寓于作爲人類曆史之基本現象的文化或文明之中。因此認爲，曆史哲學與史學研究所應闡釋的主要對象既不是純粹的精神觀念，也不是表層的政治、經濟現象，而是作爲一種曆史整體的文化或文明。
第二、所有的文化或文明都是具有同等價值、屬于同一時代的。這個結論的重點在強調，各種文化形態或文明社會原本就是自成一體、各有根據的，而決無孰優孰劣或孰高孰低之分。確信曆史哲學與史學研究所面對的世界曆史指的是整體，而不是某個選定的部分。因此，理應放棄狹隘的歐洲文化中心論和偏頗的民族主權國家觀，轉向一種整體性的、深層次的文化形態或文明社會比較研究。
參考書目：
《西方史學史》，張廣智主著 ，複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版。
《當代西方史學理論》，何兆武陳啓能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年9月版。
《西方新史學評述》，龐卓恒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39232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