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非正式部門作用下的東海別墅

逼走孟東籬

在所有曾以東海為題進行創作的作家中，孟東籬是唯一一位提到80年代以後東海校外居住環境的人。

生性淡泊的孟東籬，雖然熱愛鹽寮的海與在茅屋的生活。但沒有建築，沒有綠樹，只有苛烈的冬風與夏日的鹽寮，讓他沒有地方散步，讓他感覺到自己被封閉在鹽寮的海邊。於是他決定「衝」向東海大學---一個有優美建築和大片綠樹，有文明，有文化，更且充滿著晴天的地方。

但是在搬到東大附近的國際城（國際街）後不久，敏感而細緻的孟東籬立刻感受到許多困擾，首先是周邊環境的各種噪音：摩托車、卡車、小販的叫賣，還有噴射戰鬥機的飛行聲。接著是國際街和東海別墅的巷弄角落、空地裡，開膛破肚、濕臭腐爛、堆積如山的棄置垃圾袋。甚至連唯一的一塊淨土--東大校園，在從東大到東別間的小徑兩旁，由於管理不善：

未設垃圾箱時固是到處垃圾袋，設箱以後，更是箱裡箱外都是垃圾（孟東籬，1986：103）

惡劣又每下愈況的環境問題，使得孟東籬忍不住大喊：

生活在台灣的人怎麼可以這樣！生活在台灣的人，有這麼多這樣的人，台灣怎麼救？（105）

於是在搬到東海半年後，他們一家決定搬回鹽寮居住。僅管孟東籬個人非常喜歡東大校園，儘管鹽寮有那麼多「文化上」的缺點，但至少在偏僻封閉的鹽寮，他們可以快快樂樂的過日子，不用忍受惡劣環境的勒索。

台灣奇蹟之東海別墅

創造出發生「小惠事件」和逼走孟東籬的惡劣環境的元兇，乃是在「非正式部門」作用下的東別地區空間發展結構。

關於「正式部門」和「非正式部門」的界定一直是個有爭議的概念。柯司特建議應從歷史的現實考察非正式經濟的形成，並將其理解為一種過程，而不是一個清楚的對象、物體。他認為非正式經濟的重要特性為：「在一個同樣的活動是納入管制的合法的與社會的環境中，它卻不受社會制度的管制。」因此「非正式部門」的界定，涉及國家或地方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管制的制度性邊界的任何改變，而國家或地方政府經常刻意容忍甚至刺激非正式經濟活動的發展，做為一種解決潛在的社會衝突或是促進政治擁護的方式（Castells&Portes，1999）。

夏鑄九認為非正式經濟的蓬勃是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特色，由於國家的縱容以及都市的公共服務不足，促進了台灣都市發展過程中「非正式部門」的持續擴張。在都市發展過程中國家未能滿足的「集體消費」需求，透過「非正式部門」來填補，由此造成了台灣都市生活環境品質的急遽惡化。台灣社會非正式經濟的擴張，同時造成了勞動關係的非正式化，助長了個人化的投機主義，使得人們無法有能力組織自己，給予國家政治壓力而得到公部門提供的服務（夏鑄九，1995：72-73）

東海別墅（簡稱：東別），東海師生多半稱為「東別」。東別在行政區域上原本屬於台中縣龍井鄉新庄子村，至1982年由於該地區人口過多，又由新庄子村再劃分出一新東村，新東村的行政區域大致上涵蓋了整個東別地區（林育群，2001：11）。

這個區域原本只是一大片蔗園，在1960年以前僅有一條產業道路（現在的遊園路）穿越其間，當時東海校門口的中港路也僅是一條不平坦的黃泥道路。1972年東海開始擴大招生，緊接著在1982年由於東海大學對面興建「台中榮總」，黃泥小道拓寬為八線道的中港路。交通、人口增加的種種因素結合，使得東別地區逐漸繁榮起來。

「東海別墅」名稱的由來，是因為在1974年間「北屋建設」公司配合台中港特定區計畫完成前進行搶建，由葉條輝規劃，在該地興建了一系列的兩層樓鄉村別墅住宅群，名為「東海別墅」。而在文字宣傳內容上，其宣傳封面就是以東海大學約農路的林蔭大道以及校園綠地為賣點。

初期由於該地地處偏遠，加上公用設施不足，經常斷水斷電，因此銷售情況不如預期。然而1974年後由於東海大學擴大招生，加上廢棄全體住校制，使得每年有大量學生必須在外租賃房屋居住，學生的生活和這裡的聯繫變得十分緊密，東別遂成為東海大學的腹地，變成近似大學城的生活形態（東海大學生會/學生議會，2005）。

由於學生的大量湧入，東別居住型態也產生改變，除了私人興建的學生宿舍外，也包括一部份原本的舊別墅改建。80年代後隨著台中市區的發展，鄰近東海大學的國際街以及瑞聯天地（1992年完成）等住宅區也先後完成，原本來此地購屋者主要是做為投資用，但在幾波房屋市場不景氣的衝擊下，部份住宅區也開放為組賃空間。

根據林育群的研究，早期（1974--1976）東別的空間以家庭居住為主。其後由於學生大量湧入，在學生所需的空間與活動和原先生活居住機能相異的情形下，必須進行一定程度的調整，致使空間的架構發生變化。例如餐廳、廚房空間消失，客廳成為臥室等等。而較晚期興建的私人出租學生宿舍、學生套房，除了反應學生對於生活空間的需求之外，也反應市場針對藉由空間租賃獲利傾向所發展出來的空間類型。例如：採取中央空間廊道式的配置方式，單一制式的空間分隔方式等等，都呈現了追求基地空間內部最大獲利性的空間發展邏輯。

但不論是由原本的家庭住宅改建，或是新起的學生套房、學生宿舍，主要參與營建或環境規劃的並非使用者和公部門，而是地主或是以購買房屋做為增值交易的投資者，以遊走於法律邊緣的非正式部門的營造方式進行的，因此：

由非正式部門所經營的住宿空間，在成本考量與利益的計算上均有缺漏，在這種空間商品化的經營底下，住宿空間類型受制於出租利潤，致使學生生活與學習、交誼空間的不足，但卻矛盾的負起提供教育部門不足的住宿空間。
（林育群，2001：37）

因此東別地區的空間發展，必然沿著台灣非正式部門的空間發展邏輯進行，造成生活環境品質的嚴重惡化。如同第五章所述第三節所述，早在80年代末期東別地區的環境問題，就成為學生運動著重要焦點。而在90年代東別的空間環境問題不但未見改善，反而因為有更行複雜惡化的趨勢。然而由於也因為東別地區的住宿空間是經由非正式部門的運作發展出來的，使得公共環境的問題更難透過公共資源的灌注予以解決。「龍目井文化協進會」的理事長林松範先生即曾在座談會中表示：

我們這裡是屬於台中縣的龍井鄉，龍井鄉一直都沒有都市計畫，建築很多卻又亂蓋，變成大家都違法，如此以來，經營也就不可能不出現問題了；既然經營出了問題，大家也都不敢去問，「誰都不肯去問」，這就是最大的問題，在東別這個地方要求生存，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問題，就是要合法、要安全…〔但是〕真的〔碰到〕問題也不敢去問。（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2005）

如此畸型的發展歷程下，東別的環境之每下愈況自是不難想像，無怪乎前東海建築系系主任詹耀文會表示：

東別算是台灣的一個奇蹟，也是個特景，也就是說，在東別住的學生是在學歷方面在水準以上，但住的環境是水準以下。（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2005）

白錫旻與藝術街坊

和東別的情況類似，隔著中港路，位在東別對面的國際城、富貴城，在興建完工後也因為公共設施不足、治安不佳等問題，住屋率僅三成。但在1987年「台鼎建設」決定以「理想國」為名，進行此地區的社區更新工作，而賦予這個地區在90年代後有著和東別不同的面貌。

「台鼎建設」首先以國際街二巷為主軸，收購與承租原來舊公寓的一樓，加以改裝成17個店面，配合環境綠化以及「青銅時代」、「銀河世紀」等新建社區的完成，將國際街二巷經營成「藝術街坊」，企圖在大度山上創造一條具有文化特色的商店街。

1994年4月，理想國售出「藝術街坊」的店面，表示街坊自主發展階段的來臨，而「藝術街坊自治會」也跟著產生。由於店家開始擁有土地的的產權，因此重新大幅裝修，使街道、店面景觀為之一變。咖啡店、藝文文化精品店集中的「藝術街坊」，成為中部地區著名的觀光景點，每逢假日遊人如幟，因此吸引了台中縣政府等公部門的資源引入，進行美化「藝術街坊」的工程，包括路面重鋪、路燈、街道景觀重設等，並於1999年12月25日完工。

雖然「台鼎建設」後來因為財務問題而宣告倒閉（有人說是因為「理想國」計畫投資過鉅所致），但是「藝術街坊」的成功，卻成為後來台灣社區營造與文化產業發展的楷模。

規劃建設「理想國」的「台鼎建設」公司有大量東海建築系的畢業生在裡面工作，事實上「台鼎建設」公司董事長白錫旻本身就是東海建築系校友。不過除此之外，東海學生對「理想國」的改造過程的參與是非常少的。除了偶而有學生協助「藝術街坊」的社區藝文表演活動外，東海對「藝術街坊」最大的貢獻，或許就是以消費者的姿態維持該地區的經濟活動。

1995年，黃敏禎在其堪稱是先驅性的對台灣私立大學學生住宿問題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的論文中表示：

事實上，校園發展與都市計畫的脫節而扭曲了都市功能、意義的現象，已經在其他大學發生，例如：文化、逢甲、東海、輔仁等。假如，都市計畫仍忽視私立大學設校後的影響，以及校園無視都市計畫的限制而大肆擴張，我們可以預見這兩者之間空間衝突的昇級（黃敏禎，1995：112）

這段話宛如預見了三年後東海「小惠事件」的發生。然而在東海大學，校園與都市發展之間的逐漸升級的空間衝突，並不只顯現在校外非正式部門的房屋租賃市場，還有正式部門失效的都市計畫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