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頻臨失衡的地球—生態與人類精神】 美國─阿爾·戈爾著(4)

《第一部分-失衡的危險》第三章 氣候與人類文明：簡短的歷史回顧

從被稱作“沒有夏天的一年”的1816年開始，廣泛的農作物歉收使歐洲幾乎每一個國家都出現了“糧食騷亂”，激發了席捲歐洲大陸三年的革命激情。法國政府倒臺，保守的黎塞留公爵應邀組織新政府。在許多城市，犯罪事件像瘟疫一般蔓延，史無前例，各國政府都極力掙扎以維持社會秩序。瑞士人簡直要被犯罪活動的浪潮淹沒了。甚至自殺數字也急劇上升，不少婦女因殺嬰罪被處死。

歷史學家敍述說，“蜂群一般的乞丐”堵塞了道路，向過路人哀求。1817年，一位經過勃艮第的旅行者的敍述很有代表性：“乞丐本來已經很多，現在數量猛增；每到一站都有成群的婦女、兒童和老人聚集在馬車周圍。”另一位從不列顛群島來到勃艮第的旅行者補充說，這裏的乞丐數量雖大，“但絕對沒有在愛爾蘭包圍旅行者的人數那麼多”。在瑞士，目擊者說，大批乞丐擠滿了道路，像一支軍隊一樣。他們的目光充滿絕望。用當地編年史家R.佐力科弗的話說：“他們的面頰上泛著死者的蒼白。”

有一些國家害怕發生革命，調遣軍隊去控制日益增加的要求得到食品的人群。從未有過的縱火浪潮襲擊了幾乎所有國家。1819年夏天，巴伐利亞城鎮維爾茨堡爆發了德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不祥的反猶太人騷亂。饑饉和革命激情又加重了緊張關係和憤怒情緒，使這種騷亂蔓延到全德國，並向北發展至阿姆斯特丹和哥本哈根。

歐洲剛從拿破崙戰爭中恢復過來，經歷了許多變遷。並沒有人知道，引起這次災難和社會動亂的直接原因是地球大氣層的組成成分有了變化，是1815年春天印尼松巴瓦島上的坦博拉火山不尋常的一系列爆發的結果。科學家估計火山爆發時約有10000人喪生，在隨後的幾個月中有將近82000多人死於饑餓和疾病。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最嚴重的影響在一年以後才能感覺到，這時噴射入空中的火山塵埃彌漫到整個大氣層，大大減少了投射到地球表面的太陽光線，致使氣溫下降。

在新英格蘭，1816年6月普遍下雪，整個夏天都有霜凍。《老農曆書》備受歡迎，由於印刷上的錯誤，曆書預報1816年7月份有雪——卻真說中了。從愛爾蘭經英格蘭直到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從5月至10月幾乎不中斷地下雨。氣候型態的擾動準確地預示了社會後果：糧食歉收，食品騷亂，從不列顛群島到歐洲，社會幾乎崩潰。歷史學家J.D.波斯特稱之為“西方世界最糟糕的一次生存危機”。

促使這次危機發生的氣候變化持續了不到三年，可能因為火山噴射到大氣層中的物質在較短的時間內落下來了。所以即使是涉及全球的最大的火山爆發，其持續影響一般不超過一至兩年。如1991年菲律賓皮納圖博火山爆發，對全球有顯著的衝擊，但時間短暫，它使地球變涼了一些，暫時緩衝了人類社會產生的巨大熱量，短暫地使臭氧層加速損耗。

歷史上有記錄的大型火山爆發的長期影響對人類的啟發有三個重要方面。首先，它顯示出人類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最近10000年以來的通常穩定的氣候狀況。第二，它說明衝擊世界某個地方的悲劇可能由距離遙遠的世界另一角落的氣候變化所引起。第三，它表明人為地對地球氣候型態作突然而巨大的改變會引起的破壞性結果。

古代人對本土疆界以外的事知之甚少，不可能理解地球另一方的火山爆發和他們本土的氣候劇變之間的因果關係。但近年來，來自格陵蘭和南極洲冰芯的詳細天氣記錄已經可以確定自古以來重大火山爆發的日期。科學家們又從樹木年輪、地質學和考古學獲得證據，並且對古代社會關於氣候變遷的檔作細緻分析，把這些情況和目前的記錄結合起來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人保存有36個世紀以前的氣候記錄。

科學家把來自樹木年輪和冰芯的記錄，和中國歷史學家留下的史料相結合，說明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火山爆發的毀滅性影響：克裏特以北70英裏的桑托裏尼火山於西元前1600年左右爆發，其力量是1883年著名的印尼喀拉喀托火山爆發的100倍。桑托裏尼火山爆發對氣候的影響很可能導致不久後米諾斯文明的突然消失，這一文明曾經在青銅器時代在地中海東部占領先地位達千年之久。（有些歷史學家相信米諾斯文化的消失是柏拉圖在寓言中描寫亞特蘭蒂斯在一天之內消失的依據。）

5個世紀後，大約在西元前1150年至西元前1136年間，冰島的赫克拉三號火山爆發，把數以百萬噸計的塵埃和顆粒物拋進大氣層。根據中國保存的原始竹簡所述，與此同時“在毫這個地方曾下塵雨”。另一位中國作家說：“天空下了十天帶灰分的雨。雨是灰色的。”第三個人說：“六月份下雪，雪有一尺多深……霜凍使五種穀類作物死亡……纖維類作物不能成熟……下暴雨。”考古學家也在西方世界發現同一時期的毀滅性後果的證據。蘇格蘭考古學家斷言在同一時期，蘇格蘭和英格蘭北部90％的人口都消失了。而且土壤分析表明，極端的暴雨和低溫迫使農業耕作暫時停止。

西元前209年左右，據信是冰島火山的一次大爆發，在覆蓋格陵蘭的冰雪年層深處和愛爾蘭櫟樹被霜打損毀的年輪上找到了證據。中國歷史學家司馬遷說，兩年後“莊稼失收”，沒有人知道原因。中國歷史學家班固在《漢書》中寫道，又兩年後，“大饑荒”餓死了半數人口，出現“人吃人”的現象。皇帝解除關於出賣兒童的禁令。正在這一時期，根據中國《歷代紀事年表》所說，西元前208年“有三個月看不見星辰”。

羅馬詩人把西元前42年西西里埃特納火山的著名爆發記錄下來，但最近歷史學家閱讀新翻譯的版本時才把這次爆發和影響中國的災難性天氣變化聯繫起來。班固描寫道：“太陽被遮蔽，模糊不清”，並說莊稼失收，糧價上漲10倍。他提到當年夏天發佈的命令說：“眾多農民辛辛苦苦耕地、除草，卻顆粒無收。他們忍受饑荒，沒有辦法能解救他們。”

使人驚異的是，火山爆發引起的較小的天氣變化，也曾在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法國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E.R.拉杜裏在他的開拓性的氣候史《筵席的時代，饑荒的時代》中細緻地描繪了1789年大革命以前的6年，法國莊稼死亡、收成極差的可怕景象，以1788－1789年酷寒的冬季和歷史上最冷的5月之一為頂峰，緊接著發生了巴士底風暴。那一年，葡萄酒的釀造“完全失敗”。

關於那幾年天氣的最佳報告來自B.佛蘭克林，他正好自1776年12月起就在法國。1784年5月他寫道：

1783年夏季的幾個月，在北方地區應是太陽光照最強烈的季節，歐洲和北美部分地區卻始終為霧氣所籠罩。這霧具有持久性質，它是乾燥的霧，太陽光不能像驅散從水中升起的潮濕霧氣一樣驅散它。太陽光線通過霧氣時顯得十分微弱，用凸透鏡聚焦時，連一張紙都點燃不了。夏季使地球升溫的效應當然就大大減弱。因此地表近乎冰點，雪留在地面上不融化，越積越多……。也許1783－1784年冬季的寒冷比多年來要嚴酷得多。

佛蘭克林機敏地推斷“這次世界性霧氣的起因還不能肯定……也許是冰島赫克拉火山整個夏季持續噴發的巨量煙塵，也許是冰島附近升出海面的另一座火山（斯卡普塔爾－約庫爾）噴出的煙塵隨風散播。這些都還不清楚。”他不知道的是，除冰島的火山爆發外，同年晚些時候，日本的淺間火山有一次有史以來最猛烈的爆發，而且十之八九是18世紀80年代中期不正常的酷寒年份的起因，致使法國大革命前農作物失收、社會動盪。而這一革命則對重塑近代社會起了決定性作用。

在人類歷史形成的過程中氣候的作用當然是極其複雜的，氣候歷史學家常常爭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認為氣候起了決定性作用。氣候總是和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因素交織在一起，而我們傳統上主要是從這些因素來看待歷史的。但是有些氣候劇變，從詳細證據來看極其重要，甚至是在政治劇變之前激起群眾情緒和態度的主導因素，正像1816至1819年氣候誘發的巨大災難導致歐洲誘發政治動盪一樣，1783至1789年，氣候變化在法國誘發的災難在惡化政治情緒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從而觸發了法國大革命。但是，氣候變化只是引發這些事件的原因之一，這一點也是很清楚的。正規的歷史忽視了氣候因素，但我們也不可把它忽然說成是唯一的因素。

無論如何，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政治和經濟穩定的影響是強有力的，如能考慮到目前人類改變全球氣候的程度可能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深得多，而且快得多，仔細研究一下大自然提供給我們的教訓，我們處理問題可能會更得當一些。

除了引起饑荒和政治動亂外，氣候變化對人類的巨大影響還有大規模遷徙，從一個地理區域遷移到另一地理區域。人類來到北美洲和南美洲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遷徙之一，這次轉移就是氣候變化的直接結果。大約20000年前，最後的冰期期間，巨量海水結冰，海平面比現在低大約300英尺。我們現在稱之為大陸架的那部分洋底，大面積暴露為乾旱的土地，一些淺的海峽如白令海峽和卡彭塔利亞灣變成了陸橋。現在稱作澳洲土著的人，以及現在在北美稱作美洲土人、在南美稱作印第安人或土著的亞洲遊牧民，都是沿著陸橋的路線遷移的。10000年前，冰川後退，海平面又上升，美洲土著和澳洲土著就滯留在新大陸。與此同時，氣溫上升，全球氣候轉入新模式，大致一直維持到現在。

事實上，深刻影響到南、北美洲的冰期，培植了人類文明的最初的根。洞穴繪畫代表了人類已知最早的文象資料，這出現於17000年前，那是人類在最惡劣、最寒冷的一個千年期中尋找溫暖的避難處的地方。

多數歷史學家認為在100萬年前到4萬年前連續出現的冰期以及溫暖的間冰期提供了最初的社會組織發展的動力。考古學及人類學的記錄都說明，每次冰川後退時期，歐亞之間大陸上原始種族的人口就更稠密，文化就更發展。

在西元前8000至西元前7000年間，氣候條件普遍良好，冰川融化、後撤至目前位置，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出現了農業剩餘。這些剩餘農產品的交易為貨幣的出現、最早社區內磚石建築技術的應用以及藝術和手工藝品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例如，已知最古老的城市傑裏科就建立於這一時期，而這一時期的歐洲則剛開始從冰川期復蘇。

往後，較小但依然明顯的氣候波動塑造了更加複雜的社會形式。有些歷史學家認為在底格裏斯河、幼發拉底河和尼羅河的肥沃河谷中最早出現有高度組織的社會，是大約3000年前一次重要的氣候變遷所致。一種新的氣候型態——其特點是一年中大多數時候乾旱，每年都有洪水氾濫——迫使人類社區集中於河谷。保存和分配灌溉用的氾濫河水、收藏每年的糧食收穫、分發食品等任務都要求人類社會的基本機能要設置得當。《聖經》上說，約瑟夫告誡法老在7個豐年之後要準備應付7個凶年，這反映了人類開始認識到在氣候型態改變時自己是很脆弱的。在約瑟夫解釋了法老之夢的生態含義後，法老便委派約瑟夫視察對付凶年的準備工作，他的決定反映了人類要掌握預報氣候並應付氣候變遷的能力的堅定態度。

然而，氣候對於人類發展所起的作用甚至還要更為基本。這一點已變得越來越明確。E.S.弗爾巴、F.E.格裏納、R.G.克蘭、D.皮爾比姆等人類學家、進化論生物學家和氣候專家們最近把氣候變遷史和人類學事件結合起來，得出新的一致意見：人類進化本身就是由最近600萬年內全球氣候型態的劇變塑造出來的。w.K.史蒂文斯說：“科學家們正在勾畫一幅氣候和生態在塑造人類進化方面的重要作用的草圖。論文像潮水般湧現。”

500多萬年前逐漸發生的重要的全球氣候變冷時期和稱作南方古猿的最早人科動物的出現相一致。按照許多科學家的意見，這是因為樹棲猿類裏至少有一個種屬適應了森林環境的消失，學會在地面尋找食物，並用兩腿走路，使雙手（原已進化到能抓住樹枝）能自由握住及搬運食物和物品，有些物品後來成為工具。

大約250萬年前更嚴酷、更突然的第二次全球變冷解釋了產生粗壯南方古猿一個新的先進分支的進化促進因素。這一分支最終被“人屬”所取代。人屬出現於約10萬年前4個相對短暫（從地質學角度看）而嚴酷的冰期之後，並且就在最後一次冰期之前。這一不可思議的生態變化使大腦增加一種新機能以適應急劇變化的氣候條件。將現代人的出現與全球氣候變化相聯繫這一新發現解決了人類起源之謎的一個方面，至少從生態學的角度提供了進化史上斷缺的一環。然後，4萬年前，由工具與裝飾物猛增而形成的所謂文化暴漲正好與歐洲出現一個異乎尋常地溫暖的千年期相一致。

在較大的冰期和間冰期內還有一些明顯的起伏。這些起伏與冰期相比或與現在可預料到的人為溫暖時期相比是較小的，但對於人類社會已足以造成巨大影響。

例如，被稱為亞大西洋惡化期的西元前500至西元前400年的氣候變動，導致遍佈歐洲的風和溫度分佈的變化以及低溫，一般認為這些變化促使北方結束了青銅器時代，刺激日爾曼人從斯堪的納維亞向東南歐入侵。不到一個世紀後，移民浪潮繼續向東南推進，而這恐怕不止是個巧合。就在這一時期，馬其頓人征服了希臘。緊接著下一代，約西元前300年，整個世界都開始變暖，而亞歷山大大帝就在這一時期征服了“已知的世界”，將希臘文明傳遍地中海及其周圍地區。

在這相對溫暖的同一時期，原來隔開了義大利和歐洲其他地方的阿爾卑斯山各山口變得暢通了，這相應地激發了羅馬的帝國野心。與此同時，亞洲一些山口也暢通了，這促進了中國文明的擴散，促進了絲綢之路的開通。大約750年以後，這一溫暖時期的末期與羅馬帝國的最後年代相吻合。在羅馬衰亡原因的眾多說法中，氣候歷史學家加上了一條：在西元450年至500年間，全球氣候型態突然改變，導致中歐出現冰冷的持續乾旱，這可能引發了後來稱之為異族入侵的大規模移民浪潮。

16世紀，印度完全放棄了當時的都城法特普爾西克裏，這正好發生在西南季風模式突然改變，剝奪了該城水源之後。該城的居民被迫遷往他鄉，這只不過是在印度次大陸早已出現的情況的重複。事實上，主要因氣候改變而造成帝國崩潰的先例之一出現於24個世紀之前，就在法特普爾西克裏以西數百英裏處。在西元前1900年以前的上千年時間中，偉大的印度河文明在現今的印度西北部及巴基斯坦一帶十分繁榮。然後，突然間，在氣候歷史學家所說的極地冷空氣南下進入加拿大之時，印度河一帶的氣候型態改變了，曾經是大城市及居民點的地方被埋在拉傑普塔納沙漠的沙丘之下，居民被迫遷移它處。據氣候歷史學家分析，類似的還有14世紀西非馬里文明的崩潰。

還有那神秘的邁錫尼。邁錫尼源自荷馬史詩中阿伽門農國王的故鄉米諾斯。精緻的邁錫尼文化統治了愛琴海兩個多世紀以後，邁錫尼在西元前1200年稍後突然消失了。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推測有來自北方的民族入侵，也找到了邁錫尼人向南、向東逃亡的證據。但邁錫尼文化突然崩潰的原因始終是個謎。然而，近代的氣候分析提供了一項有趣的證據：剛好在邁錫尼文明消失之前，當時影響歐洲、地中海、北非和中東的風向和溫度模式出現劇變，突然改變了邁錫尼賴以生存的降雨規律。新的氣候型態仍從西方經地中海送來水汽，但更向南移至低緯度地區，以致雨量集中到伯羅奔尼薩斯半島邊緣山脈的西側。邁錫尼在山脈東側，於是出現了持續的嚴酷乾旱，河流及井水枯竭，莊稼死亡，最後居民被迫離去。

有些氣候歷史學家還認為這同一組地中海天氣模式的變化是匈牙利平原災難性的洪水氾濫的罪魁禍首，這一事件又導致青銅器時代各民族自巴爾幹跨越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進軍。這些從現在的亞美尼亞出發的弗裏吉亞人和其他民族的大批移民造成西元前1200年左右小亞細亞的赫梯文明的崩潰，激發了向賽普勒斯、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埃及各處進發的大遷徙，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起了破壞作用，在《舊約全書》中處處都能找到對此事的記載。來自匈牙利平原的同一移民浪潮中的另一部分人轉向西南，越過各山口進入義大利，成為後來的埃特魯斯坎人，撒播的文化種子日後演變為羅馬文明。

在西半球，對全球氣候記錄的新分析也許能說明古代瑪雅文化的神秘興衰。瑪雅文化在西元250至300年前後在墨西哥南部現今的尤卡坦地區以及中美洲繁榮發展。由於目前尚不清楚的原因，瑪雅文化於950年前後突然衰亡，這在考古學家及歷史學家中引起了激烈爭論。瑪雅人建造了神奇的城市，內有精美的地下儲藏所以及與同期世界各處規模一樣的大建築物。這些建築物包括複雜的天文臺，瑪雅天文學家在此計算出太陽年和太陰月的精確天數。他們知道金星的精確運轉軌道，並能預報日食、月食等現象。他們的數學家獨立地獲得了零這個數學概念。然而這樣博大而複雜的文化居然突然終結了。不知什麼原因，城市並沒有遭受毀壞，卻被遺棄。精美的陶器生產和雕刻生產、紀念碑和寺廟的建造都突然停止，各種記錄、曆法和寫作都一下子中斷，各典禮中心和鄉村的人口急劇減少。所有這一切都發生於50至100年之間。科學家們提出了各種理論：從自相殘殺的暴力行動和社會瓦解到颶風、地震的襲擊、土壤肥力耗盡、水源枯渴、稀樹草原的生存競爭和人口過多，都提到了。

唯一沒有研究的是全球氣候型態的改變是否能說明瑪雅的消亡。但西半球氣候歷史記錄表明，950年左右氣溫曾升高，氣候曾變動。就在瑪雅崩潰的完全同一時間，在遙遠的北方，L.埃裏克松乘船穿過格陵蘭（他父親埃裏克在此創建了新移民點）和北美之間的拉布拉多海，踏上了一片新土地，他是踏上這片土地的第一個歐洲人，並把它命名為文蘭。

由此開始了稱為中世紀溫暖期的全球氣候變動。雖然它被視為歐洲範圍的自然現象，但從第一批歐洲人這時到達北美洲來看，它顯然是全球氣候型態的變動。只有氣候變化才能說明他們得以到達北美洲的原因。在約西元900年以前，從斯堪的納維亞和冰島到格陵蘭新移民點的北大西洋海路一直是完全冰凍而無法通過的。到1300年前後溫暖期結束時，氣溫開始下降，海面再次結冰，堵塞航路。去文蘭的零散航行已經停止，不久船隻不能再從格陵蘭返回冰島獲取補給。一代人以後，最後一批移民被凍死。此後，埃裏克松航海的歷史光輝也就被南歐人哥倫布遮蓋了。

那麼950年前後，尤卡坦的氣候發生了什麼變化？如果新的氣候型態使格陵蘭和北美的移民點得以建立（不管時間多麼短暫），這種模式是否會使中美洲的瑪雅社會突然無法生存？氣候變化會引起動植物分佈的變化，害蟲會自赤道向北蔓延，降雨規律會改變，一向在略為涼爽宜人的氣候中生長的瑪雅人是否會被可怕的熱帶陽光奪去了生命？氣候因素至少可能部分地解答瑪雅人消失之謎。

溫暖期過後，氣溫于14世紀初再度下降，在歐洲和亞洲引起了重大問題。首先，氣候的轉變突然反復使大量濕氣從北大西洋橫掃不列顛群島及歐洲大陸的廣大地區。將近10年，西歐人民因莊稼腐爛、河水氾濫而連續遭災，以1315至1317年的大饑荒為頂點。G.德南吉斯自盧昂和沙特爾報導說，“可憐的、面容憔悴的男男女女成群結隊地來到教堂，祈求從無情的雨水中獲救”。他又說道，“我們在聖殉教者教堂看見大批男男女女，不僅來自附近，還有來自5裏路以外的，都赤著腳，除婦女外，許多人甚至赤身露體，他們的牧師也在隊伍之中。”那一年及次年，歐洲的穀物收成完全被毀。拉杜裏報導說，1316年夏天“潮濕得連剪羊毛的好天氣都沒有”。連年災荒使死亡人數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最糟糕的情況還是30年後的黑死病。

就在黑死病發生之前，連續4年的惡劣天氣和莊稼失收造成普遍營養不良及對疾病的抵抗力下降，使有些人害怕大饑荒重現。這種懼怕促使人們從小亞細亞進口糧食，把染病的老鼠首先帶到君士坦丁堡，再進入墨西拿和馬賽各港口。這些老鼠及所攜帶的鼠疫只用兩年時間便席捲西歐，奪去了1／3人口的生命。

鼠疫本身實際上起源於中國，1333年首次發現死亡者。造成歐洲持續下雨的同一次全球性天氣變化也使中國出現異常的暴雨，導致黃河不斷氾濫，自1327年起，情況越來越壞；至1332年，發生了中世紀最大的一次洪水，據報導當時死亡人數為700萬。氣候學家H.蘭姆寫道：“毫無疑問，洪水不僅迫使人類遷徒，野生動物也要另覓棲息地，其中包括攜帶鼠疫的鼠類。”他的結論是：“最後席捲全世界的黑死病，就是1333年發生於中國的淋巴腺鼠疫。”而1333年是造成中國屍橫遍野的黃河大洪水的第二年。

小冰期（1550－1850）是最重要而有完好記錄的氣候波動之一，歐洲各處的明顯的社會變化與小冰期有關係。人們更多地呆在戶內，圍繞著突然流行的壁爐取暖，演變為一種新的社交。人們更多地圍繞科學這樣的話題交流思想。藝術領域逐漸興起浪漫主義，政治領域也出現一些獨立見解。對一些北歐人來說，新的天氣狀況太嚴酷，不宜於戶外活動。

1690年，在蘇格蘭亞伯丁市，一個愛斯基摩人劃著獨木舟出現在唐河上，人們都驚呆了。歐洲人向格陵蘭移民的活動早已完全停止，但愛斯基摩人所習慣的生存環境卻向南延伸，直達奧克尼群島和蘇格蘭北部。

蘇格蘭人由於鱈魚捕撈業無法進行及農業歉收，在連年遭災後陸續離開家園，到1691年，占人口1／10的蘇格蘭人定居于愛爾蘭的阿爾斯特（現稱北愛爾蘭，離蘇格蘭最近），取代並驅逐土生土長的愛爾蘭人，由此逐漸形成的大量問題及難以解決的暴力行為，一直延續到今天。

在蘇格蘭人移民之後的數年，愛爾蘭人口繼續增長。歷史學家普遍認為愛爾蘭在社會和政治方面都一團糟。英國的統治者作出了一些愚蠢的決定，國王詹姆斯六世關於促進蘇格蘭人移民的決定只是個開端。陳舊的土地所有制只能產生低水平的文化，這反過來又助長早婚和人口的進一步增長。在1779至1841年間，人口增加172％。據迪斯雷利估計，愛爾蘭是歐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區。決定把馬鈴薯作為維持生存的唯一糧食作物是一個致命的決定，後來竟發生了“馬鈴薯大饑荒”這一可怕的悲劇。

在小冰期即將結束時，平均溫度略有上升，出現有利於馬鈴薯枯萎病滋長的多雨而溫暖的氣候條件。現代實驗室研究說明，襲擊愛爾蘭的那種枯萎病是疫黴屬感染，它所需的條件是：相對濕度90％以上，溫度10℃以上並持續至少12小時，還要向馬鈴薯葉子上澆水至少4小時。在小冰期期間愛爾蘭開始依靠馬鈴薯為生，但那時出現這種綜合條件的可能性很小。19世紀40年代中期出現新的暖和大氣時，這種可能性就增加了。

這種枯萎病來源於秘魯馬鈴薯的一個新品種；1843年在美國東北部首先發現，次年又在佛蘭德發現。至1845年夏天，其種子傳播至愛爾蘭。那年冬天是愛爾蘭人記得的最暖和的冬天，春天也很溫暖，6月氣溫比百年來同期平均氣溫高出3至4度，夏季總的說是19世紀第二熱的夏天。使情況更糟的是，7月、8月、9月共下了64天雨，僅8月就下雨24大。

枯萎病毀滅了決定愛爾蘭命運的唯一糧食作物。以後幾年，愛爾蘭有100多萬人死於饑餓或與營養不良有關的疾病。倖存者的可怕敍述使我們體會到饑饉對人類意味著什麼。1846年12月，科克郡兩個孩子的父親死于饑餓（母親早已餓死了）。調查報告記錄說，“這兩個孩子搖搖晃晃走進舒爾村時人們才知道此事。他們餓得直哭，說他們的父親已經四天沒有向他們說話了，並說他像石板一樣冰涼。人們還查看了另外兩具屍體，一個母親和一個孩子，都死於饑餓，遺體都被老鼠咬過。”

當時報紙刊登的一份目擊者敍述說：“在一個捲心菜園裏我看見巴里及她兩個孩子的屍體用薄薄的土掩埋著，她的手和腳完全暴露在外，肉被狗吃光了，離頭顱兩碼遠有一些頭部的皮膚和頭髮；開始我一看還以為是馬尾的一部分……。我用不著詳細評論了，但我不禁要問：我們是生活在聯合王國的一部分嗎？”在廣闊地區種植單一作物而不是多種植物的做法稱為單作制。這種做法的問題是一旦出現植物疾病或一種抗逆病蟲害時就會致全部作物於死地，難以抵擋。如果只選用單一作物的單一品種，這種脆弱性就更突出了。愛爾蘭人曾依賴馬鈴薯的單一品種作為他們唯一的糧食來源，這個品種在過去300年的氣候條件下產量最高。馬鈴薯饑荒事件提醒我們，像單作制這樣人為地改變我們與自然的關係而不考慮氣候的變幻莫測，就會削弱社會養活其人口的能力。這件事還說明了急劇變暖會引發災難。

從歷史上看，造成馬鈴薯饑荒這樣的氣候悲劇曾導致向富國，特別是向美國的大量移民。此次饑荒前30年，1816－1817年的生存危機也激發了移民潮，不僅從歐洲移民至美國，在美國國內人口也在流動，因為氣候變化的影響在歐洲以外同樣感受得到。例如，從緬因州向西遷徙的歷史記載說：“在異常寒冷和不祥的”1816和1817年春天過後，對饑荒的恐懼成為“向外遷移的魔術一般的新動力。數以百計的有家園的人，不加考慮地把家賣了，匆忙離去，奔向遙遠的地方”。從緬因出走的移民潮與1816－1817年坦博拉火山爆發引起的異常氣候型態之間的關係可以從以下資料得到印證：1818年，異常氣候剛一結束，火山灰自大氣層落回地面，緬因的人口就恢復了穩定增長的勢頭。同樣的情況在新罕布夏、佛蒙特、康涅狄格和南、北卡羅來納等州都有記載。一位目擊者寫道：“1817年夏天……發生像潰退一樣的情況。”

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被迫移民潮也許出現於20世紀30年代初“乾旱塵暴”時期，大批大批的人從堪薩斯、奧克拉荷馬、德克薩斯、新墨西哥的一部分、科羅拉多、內布拉斯加和其他平原州棄家出逃。和馬鈴薯大饑荒一樣，產生乾旱塵暴的原因是錯誤地使用土地，結果使土地及其人民對不測風雲更加難以承受。20世紀20年代，在高地平原各州，進行了普遍的農業革命。機械化運動促進了拖拉機、聯合收割機、單向犁和卡車的發展，這些機械又推動了20年代末的“大翻耕”。農業專家錯誤地認為，反復耕犁直至土地平滑，成粉末狀，會有利於吸收和保存雨水。當時的農業研究把焦點放在以不同方式增加吸水量，卻完全忽視了風蝕作用。然而，由於耕作方法的高度改變，風蝕作用成了一個嚴重得多的問題。

開始幾年出現了創記錄的豐收，風蝕的早期徵兆被忽視了，農民們甚至在應該休耕的土地上翻犁，以便除草，種麥前當然再犁一遍，以促進水分的吸收。

1930年秋及1931年春、夏，下了暴雨，情況艱苦，但仍獲得豐收。在冬旱之後，1932年3月刮起了強風，吹走了一部分表土。春雨少而分散，初夏時暴雨像洪水一般沖蝕土壤，使夏季的全面旱情更加嚴重。秋季仍然乾旱，冬季開始時許多田地已經荒蕪。

大塵暴始於1933年1月，時斷時續持續了4年以上，毀壞莊稼，使人沮喪，情況像惡夢一樣，驅使許多人走向加利福尼亞求生或返回東部。1934年，內政部長H.伊克斯勸告奧克拉荷馬州鍋柄地區的人們乾脆離開家園。那年在德克薩斯和奧克拉荷馬之間只有15％的地方可能有收成。

實際上大多數人留下來了，但他們同樣在受罪。《莫頓縣農民》的編輯于1935年春天在科羅拉多寫道：

我們向窗外望去，除了土以外什麼也看不見。每次把自己的牙齒合攏時，你都感到有土，嘗到它。好幾小時都聽不到什麼，因耳朵塞滿了；什麼也聞不到，因為鼻子塞滿了；不能走路，因為鞋子塞滿了（並不是雙腳把它們塞滿）。我們正在遭受一場塵暴，而且已經遭受了相當一段時間。已經兩天沒有過上正常生活了。一切東西都蒙上了一點老墨西哥的、或得克薩斯的或科羅拉多的土。大地看起來又硬又光禿禿。每個人臉上全是土，甚至你的債主也認不出你來。沒有出門的路，連前門都出不去。我們像住在地洞裏，從臺階上滑下去，跳窗戶出去是很有趣的，如果你養成習慣的話。

設立了急救醫院以治療許多“塵肺病”病例，這是由於持續吸入塵土引起並越來越嚴重的支氣管和呼吸道疾病的綜合症。持續不斷的攜帶塵土和髒物的風暴一路吹到大西洋。直到1937年情況才終於穩定下來。

當然，氣候變化的歷史也就是人類適應氣候變化的歷史。例如，1816-1817年的生存危機為現代國家行政官僚傾向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實際上歐洲各國政府都對稀有的食品實施組織和分配，並從奧德薩、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裏亞和美國進口新儲備糧。這也是頭一次主要為了提供就業機會而組織大規模公共工程，目的是避免伴隨生存危機出現的群眾動亂和糧食騷亂。20世紀30年代的塵暴地區問題和其他許多具有破壞性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合在一起，促使行政管理揭開更加複雜的一章——F.羅斯福的新政。

所有這些氣候型態變動帶來的氣溫變化都只有l－2℃。而今天，在20世紀即將結束時，氣溫變化正發展到過去氣溫變化的3－4倍，所引起的氣候型態的改變很可能對全球文明產生巨大的衝擊。歷史可以借鑒，最劇烈的影響是，從文明被毀地區會有大規模移民湧向其他地區，尋找度過難關的手段及更好的生活方式，這將給其他地區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

由於今後數十年全球變暖，海平面上升，孟加拉將有約1000萬人喪失家園和生計。他們將去什麼地方？取代哪些人？將產生什麼政治衝突？這只是一個例子。根據預報，孟加拉受衝擊後不久，佛羅里達目前人口約60％將要搬遷。他們能去什麼地方？

佛羅里達已經承受過由生態原因引起的本世紀最大的移民之一的壓力：過去10年中，約100萬人從海地流向美國，不僅是由於政治壓迫，還由於世界上最糟糕的森林砍伐和土壤侵蝕使得他們賴以生存的農業無法進行。雖然有一些海地人得到安置，但大多數沒有獲准入籍，他們遭受很大的痛苦，面對危險的旅途和捉摸不定的前途。

英國著名外交家和環境保護論者C.齊克爾爵士1989年在倫敦皇家學會演講時指出：“目前沿著世界各大河水系及海岸低地人口高度集中。人類近1／3居住在離海岸60公里以內的地區。海面只要平均升高25釐米，就會引起重大影響……從未有人遇到這樣廣泛的社會秩序問題……實際上數量不斷增長的難民將向所有國家投來又濃又長的陰影。”

在發達國家，我們現在有能力使大多數人免受疾病、饑荒、逃亡之苦，而在古代，這些災難常是全球性氣候動盪的產物，它破壞了脆弱的人類文明所依賴的氣候型態。但是，我們不斷燃燒更多的化石燃料，排放出更多的二氧化碳，等於把我們自己隔離起來。在我們繼續擠佔每一塊能找到的小片生存環境時，人類文明的脆弱性就越來越明顯了。而且，世界人口繼續膨脹，面臨惡劣氣候時我們的迴旋餘地正在消失。無論如何，我們現在因改變地球大氣層而帶來的氣候變化很可能會使造成1816－1819年生存危機或為黑死病奠定背景的那些氣候變化相形見絀。

只消一代人的時間，我們改變地球大氣成分所帶來的危險，將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火山爆發，其後果將持續幾個世紀。我們所造成的全球性氣溫變化幅度很可能相當於導致小冰期或導致1315－1317年大饑荒的氣候變化的5倍。

由於紫外線幅射削弱人體的免疫系統，特別是在熱帶，由於人口爆炸及城市化繼續破壞傳統的文化模式，當害蟲、病菌及病毒隨氣候型態改變而擴散時，數以億計的人將更加易於感染疾病。

人類不斷地侵佔大自然領域，不斷破壞地球的生態系統，這就削弱了自然環境本身的恢復能力，使它維持自身平衡的起碼能力受到威脅。

社會將會如何反應？在愛爾蘭馬鈴薯饑荒時期，經濟上盲目的自由放任主義、對災害的冷漠態度、反對愛爾蘭人的種族主義和反對天主教的偏見等等互相結合，互相影響，使聯合王國沒有作出富有人情的反應，這真是悲劇。即使從那時以來人類文明有了長足的進步，也很難想像今天人們如何承受這樣的災難。現代社會平均每天餓死的兒童數字，就相當於馬鈴薯饑荒高潮時平均每天餓死人數的40多倍。今天就在我們眼前出現的景象和1846年的報導一樣可怕。就在今天，仍有很多人盲目地追隨自由放任政策；很多人有意視而不見，否認問題的存在；遭受災害的國家在政治上極為無能；一點點種族主義就會造成社會癱瘓。這些因素互相結合，正在讓我們眼下的大饑荒繼續下去。如今在埃塞俄比亞或蘇丹的目擊者所作的描述會和當年的目擊者對饑饉受害人的描述一模一樣，他一樣會問：“我們是和美國、歐洲及日本生活在同一個星球上嗎？”我們聽到這樣的描述和呼喊，不會覺得驚奇。

新的氣候分析十分肯定地說明發生在埃塞俄比亞、蘇丹和索馬里等非洲國家的日益嚴重的饑荒和降雨模式的劇變是一致的。一批研究人員廣泛地分析了一個半世紀以來的氣候測量資料，並與近數十年降水模式的巨大變動作了對照。他們在1987年的《科學》雜誌上報導說：“20世紀50年代以前，降水量一直沒有什麼變化，到了50年代，經過相對雨水較多的一段時期後，北非和中東降雨量極大地減少。”近40年來，乾旱持續，並且出現得更加頻繁，同一時期，“歐洲的降水量顯著增加”。他們的研究發現，當非洲薩赫勒地區和中東地區的降雨量呈下降趨勢時，歐洲的雨量則按比例呈上升趨勢。這40年的氣溫變化趨勢是造成反復、持久饑荒的因素之一。而那些研究人員擔心，這一趨勢只是全球變暖的早期結果。如果是這樣，繼續變暖可能預示氣候型態還有更具破壞性的變化。另一位氣候專家蘭姆這樣說到薩赫勒地區最近40年的氣候變化趨勢及隨之而來的饑荒和逃亡：“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並進一步發展，有些國家的整個國土最終將變得不適於人類居住。”但是，儘管有這些詳細證據，氣候學家們還是不願意把全球變暖和這些災難明確地聯繫起來，因為這種現象涉及的情況十分複雜。

不過，從他們的觀察所得，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必然的結論。至少可以肯定：不管氣候變化的原因是什麼，在現代化的、富裕的全球文明之中，仍有一些脆弱的社會正多多少少由於氣候型態的變化而承受巨大的苦難。目前，對於受難的人們，世界上其他地區除了修修補補之外，提不出真正的解決辦法。

而且，雖然幾乎全世界的科學界都在大聲疾呼，警告我們說，人類文明的現行模式正在使全球氣候條件發生劇變，其後果很可能數倍於近10000年來人類所經歷過的後果，我們對於正在形成的災難的主要成因卻仍然毫無作為。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知道氣候變化能夠引發空前的社會及政治動亂，特別是人口密集的社會承受災難的能力更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們忽視了愛爾蘭馬鈴薯饑荒的教訓，正在使全球農業耕作方式轉向沒有先例的單一耕作制，並且越來越依賴於這一制度。

乾旱塵暴地區的教訓也被忽略了。今天，勢不可擋的土地使用方式的改變比塵暴前的十年更加普遍，而這種不合理的使用必然導致災難。大規模砍伐雨林是頭等重要的生態災難，與之相比，乾旱塵暴只是小巫見大巫而已。地球至少還可以用幾代人的時間從乾旱塵暴中恢復，而砍伐雨林的災禍則會持續數千萬年。蘇維埃時代，中亞在咸海周圍輕率地截流灌溉廣闊的沙漠代表另一種悲劇性的錯誤。那裏的情況即使還可能恢復，也會十分困難。

有時候，不合理使用土地造成的損害更加不易察覺。從加利福尼亞州北部引來巨量的水灌溉南部沙漠改造而成的水稻田似乎是個好主意。但20世紀80年代後期，新的乾旱週期卻開始襲擊美國西部地區。上一次30年代的乾旱和這一次差不多嚴重，那時加利福尼亞有1800萬人，承受住了極端氣候的考驗。1991年，加利福尼亞已有3200萬人，他們的適應能力可能不減當年，但不到8萬農民用去了全州水量的85％。所以，乾旱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在人口爆炸的今天，我們習慣於認為人口對自然環境的壓力是新鮮事。實際上在自然環境變遷史中這是一個週期性的問題。科羅拉多西南部的阿納薩齊文化曾在費德臺地壯觀的峭壁上留下許多洞穴居室。但這一文化在1280年左右消失了。氣候歷史學家推測，這也許能由超越自然環境承受能力的人口膨脹來解釋。可靠的證據說明阿納薩齊文化的消失與一次旱災同時出現。這次旱災並不比這些崖居人過去遇見的歷次旱災更加嚴重。但根據考古學資料，這一次有一個關鍵的區別：就在這一文明消失之前，阿納薩齊的人口曾大量增加。

這一歷史事件提出的教訓再明顯不過了。經過幾千代人的繁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全球人口略少於25億。而此後在一個生命週期之內，人口幾乎增長了4倍。這時候來面對人類自身正在引發的氣候劇變，人類文明的適應能力將變得十分軟弱。

適應能力降低的跡象已很明顯，不僅見於薩赫勒、亞馬遜和鹹海，而且在加利福尼亞、佛羅里達和各高地平原州都到處可見。這些地方的地下蓄水層已經枯竭，這一點正像堪薩斯人把表土犁成粉未並讓它被吹走一樣確鑿無疑。喜馬拉雅山麓的人口壓力導致過去數十年中廣泛地濫伐森林，以致雨水毫無遮擋地沖下山坡，淹沒孟加拉和印度東部，帶走巨量表土，造成恒河水系淤塞，洪澇災害更加嚴重。孟加拉灣的水幾乎永遠是棕色的，因為充滿了本該用來種植莊稼的泥上。在我所在的田納西州，同樣的現象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山腰上新建的住宅小區鏟光了一向能吸收雨水的植被，大小河流淤塞，在有些縣，過去稱為百年不遇的洪水現在每幾年就有一次。

很清楚，人類和氣候變化之間的關係顛倒了：人類文明社會曾經擔憂大自然的任性，現在地球卻必須忍受我們的任性。當然，我們還來得及重新學習一種健康的擔憂，擔憂大自然的平衡遭受破壞。

值得一提的是人類和進化之間的關係也開始顛倒了。我們正在其中生活的地質年代被稱為新生代。新生代始於6500萬年前恐龍滅絕的時候，其特征是各種各樣的生命形式大量繁榮發展，其種類超過地球46億年歷史中的任何一“代”。現在，正如神學家T.貝裏指出的，由於人們在其生命過程中毀滅了地球原有物種的一半，人類社會將促使新生代結束——而這就發生在我們的有生之年。

下一步會出現什麼？1816年的“沒有夏天的一年”出現的廣泛饑荒促進行政管理機構的加強。全球變暖問題會促進什麼？無數社會動亂和政治動亂、大量移民、繼續毀壞自然環境，這些正在引發難以想像的問題。是否會產生一個新的世界性機構來處理這些問題？這是我們所想要的嗎？預防混亂難道不是比在它出現後再被迫去處理更好嗎？

人類與地球關係的演變也可以看作充滿神秘色彩的持續冒險或悲劇。我們可以做出選擇。“沒有夏天的一年”告訴我們即使面對較小的全球氣候變化，人類社會的承受能力也十分脆弱。在我們一生中，也許會遇到“沒有冬天的一年”。但是與火山噴發引起的短暫氣候變化不同，我們正在漫不經心地驅動氣候變化，而它的後果會持續數百年甚至數千年。歷史上伴隨重大自然氣候變化而消失的古代文明，告訴我們許多我們不願聽的事情。如果我們的子孫後代由於我們的錯誤行為，須面對不是沒有冬天的一年而是沒有冬天的十年，那又將如何？這就是我們留給後人的最重要的遺產嗎？答案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從古代文化的消亡中吸取教訓。

如果不能吸取教訓，如果頑固地對我們自己推動的強烈變化有意視而不見，我們終將給遙遠未來的新的人類社會留下一個謎，他們將要努力研究：在遙遠的過去曾經創造那麼巨大的水泥、鋼鐵和塑膠建築群的古代文明究竟因為什麼而黯然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