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頻臨失衡的地球—生態與人類精神】 美國─阿爾·戈爾著(3)
【頻臨失衡的地球—生態與人類精神】 美國─阿爾·戈爾著(3)
對地球生態環境最危險的威脅，也許不在於這些威脅本身，而在於人類對它的認識，因為許多人至今仍不理解這一事實：危機是極端嚴重的。當然，複雜的問題總包含著一定的不確定性，認真研究是必要的，但像有些人那樣誇大並蝶蝶不休地談論這種不確定性，以便逃避令人不安的結論，是最容易不過的了。另外一些人真正感到困惑：儘管我們的確知道存在環境危機，但對這一危機我們還有許多事情不瞭解。
有些尚須科學家解答的問題看上去很簡單。例如：雨在何處下？何時下？雨量多少？這些在我們身邊的問題如果放在全球範圍內、從科學的角度看，就不容易回答。雲在何處形成？地球表面在發生什麼變化？土壤是濕潤還是乾旱？這些問題極端重要，因其答案直接關係到我們對潛在威脅的嚴重程度的認識。以雲為例，少數科學家辯解說，我們不必對全球變暖問題擔憂，因為溫室氣體在大氣中吸收太陽的熱越多，地球上就會自動形成更多的雲，雲反過來像恒溫器一樣調節著地球的溫度。再看一下土壤和降水問題。少數科學家又辯解說，我們不必擔憂氣候變化會在各大陸的腹地引起廣泛的乾旱，因為較暖大氣條件下的土壤水分蒸發更快，足以抵銷降水模式的變化。
有些異乎尋常且更難解答的問題也須引起注意。南極洲西部的冰蓋出現什麼問題了？北冰洋有多少冰在融化？正如第一章所述，海軍正在提供測量資料以幫助科學家解答後一個問題。但是問題永遠比答案更多。如果還有那麼多問題需要研究的話，我們還有希望及時處理這些不斷出現的危機嗎？
好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和懷疑論者爭論，試圖說服他們，我們已沒時間可耽擱了。現在我出於無奈反倒主張，儘管我們知道的已經足夠了，我們仍必須對於妨礙我們走到一起共同對危機的每一項主要的未知因素作一些徹底的、有意義的、科學的調查研究。獲得這些知識不僅有利於消除懷疑論者拖延的藉口，而且有助於我們選擇回應危機的戰略，確定最有效和花費最少的解決辦法，凝聚公眾對無可避免的日益廣泛的變革的支持。
但是只研究而不行動是缺乏良知，堅持說在完成更大量的研究之前什麼也不用做的那些人只想來回翻弄如山的證據而不顧危機在加深。致命的問題是：在日益增加的證據面前仍然決定什麼都不用做，實際是決定繼續乃至加速對自然環境漫不經心的破壞，這種破壞正在製造即將來臨的災難。
為了說明為什麼等待下去是一種痛苦的錯誤，重要的是弄清楚什麼是未知因素，什麼是已經確定的事實。例如，對未來數十年內大氣層二氧化碳濃度倍增後的精確效應還說不確切，但是二氧化碳成倍增加必然會使全球氣溫上升，迫使我們承受全球氣候型態的災難性變化，這一點是清清楚楚的。同時對這些潛在變化的速度還應特別關注，因為生態系統難以適應急劇的變化。
我們需要在已知的基礎上行動起來。有些科學家相信，我們正處於一個不可逆轉的時刻，過了這個時刻我們將失去在事態失控以前解決問題的最後良機。如果不採取行動，我們真的能度過這一難關嗎？
田納西州有一句古老的諺語：已經掉在洞裏就別再往下挖了。換句話說，解決全球變暖最穩健的辦法是不再加厚溫室氣體層，並在我們研究出解決途徑之前阻止進一步的破壞。
但是，目前每年產生的二氧化碳及其它溫室氣體數量如此之大，增加又如此迅速，即使這個數量固定不變，我們也必須對目前使用的技術及生活方式作重大改變。有人說我們不必改變現有的生活方式，冒這點險可能沒什麼關係。我懷疑他們之中有很多人不過是不願忍受作出嚴肅努力必然會帶來的一些麻煩。我們對自然環境所受到的戰略性威脅更容易拖延著不作回應，因為這類威脅如此巨大，似乎是無法想像的。危機必須用科學語言來表述，所以，科學界中不多的一些人作出虛假的保證，主張“這種危機並不存在”，這也削弱了我們的力量。例如麻省理工學院的R.林德森教授就說，全球變暖問題“主要是一種政治爭論，並無科學基礎”。這些人的觀點有時產生了過分重大的影響。
新聞媒體對我們的困難處境也須負一定的責任。他們用提出政治問題的方式來提出科學問題，強調紙上談兵式的爭論，堅持反對意見。我們歡迎爭論，真理往往是通過不同意見的激烈辯論發現的。但科學上的不確定性不同於政治上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會使科學繁榮，卻往往會使政治癱瘓。且不說這裏還有政治和科學之間怎樣對話的問題。在眼下所舉的這個例子上，98％的科學家贊成一種觀點，2％的人反對，而經過新聞製作後，呈現在公眾面前的是兩種觀點同等可信。
這並不是說2％的人的意見一定錯，不應去聽。但他們的理論不應和科學界對我們面臨危機的一致見解等量齊觀。如果像這樣把自然環境問題的不確定性交付公眾討論，就會使公眾感到危機並不真正存在，我們即將採取的艱巨行動所需的堅實的群眾基礎就會被削弱。有時，這些不確定性確實被政界人士用於特殊目的，以阻止公眾聯合起來支持我們採取行動。例如1990年地球日前夕，布希白宮傳給政策發言人一份機密備忘錄，提示哪些是最有效的論點，可以說服群眾不支持針對全球變暖採取行動。這份泄露給新聞界的備忘錄建議不要直接辯解說問題不存在，“更好的辦法是提出許多未知因素”。你看，布希把重視溫室效應的許諾和“白宮效應”結合得多麼好。
為了反擊這種玩世不恭的手段，我們必須考慮到妨礙我們開展討論自然環境危機的所有未知因素。應該從全球變暖的爭論開始，因為它雖然只是多種戰略性威脅之一，卻是更大危機的強烈征兆，而且是公眾爭論是否真正存在危機的焦點。事實上，有些人希望全球變暖的嚴重性遭到否定，這樣他們就用不著再為自然環境危機傷腦筋了。
但是，全球變暖的理論是不會被否定的，從前懷疑而現在由於大量證據而改變態度的人數大大超過懷疑論者。為了給各國領導人提供關於全球變暖問題的一致認識，聯合國于1989年建立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在委員會主持下，一些著名科學家對全球變暖的證據進行了重要的國際間的探討。科學家們得出幾乎一致的結論：全球變暖是真的，現在就應採取行動。
全球變暖是我們面臨的最嚴重威脅，堅持弄清全部未知因素的細節實際上是想回避一個嚴肅的、令人不快的事實：即使我們還不知道有關危機的每一個最後細節，我們也必須勇敢地、果斷地、全面地、迅速地行動起來。那些堅持最妥當的辦法是進行更多研究的人只不過是在掩飾他們的懦弱或保護他們靠維持現狀獲得的巨大利益。
拒絕正視戰略性威脅的原因，其焦點往往是缺少全部的資訊和全面的理解。應該承認，我們永遠不可能有全部資訊，但我們必須做出某些決定；我們也經常這樣做。從不全面的資訊得出結論的一種方法是把握事物的總體模式。
關於全球環境危機的已知資訊已逐漸形成一種可以看清的總模式。對許多人來說，這一模式已經太明顯了。但其他人卻仍然說看不見。為什麼？我看是害怕：由於害怕某種模式的含義而不讓自己去看它，這種情況太常見了。不錯，有時這些含義預示著我們必須劇烈地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於是，那些在經濟上、政治上、知識上或感情上對現狀作過重大投資的人當然往往會不顧事實，對新模式進行強烈的抵抗。
伽利略由於描述了他所見到的宇宙模式而被指控為叛逆。這一模式引起麻煩的含義之一是地球不再是上帝創造的宇宙的中心。地球是圓的，這已經夠讓人不舒服了，然而，對審判者來說，伽利略的理論最惱人的是說地球實際上在運動著。伽利略在審判中承認他的思想的反叛性，並為自己辯護說他並不真正相信他的發現的含義，而只是對現行秩序提出一個巧妙的疑問，在戰勝他的自以為是的、不適當的設想後，現行秩序之完滿和必然就更會更加清楚。即使是伽利略，也不得不屈服於他那個時代的傳統。
把重要的事物想像為始終一模一樣原封不動，這是反對使人困惑的新觀念的普遍原因。我還記得六年級時有個同班同學指著世界地圖，手指順著突出到南大西洋的南美洲東海岸移動，他再把手指沿著凹進去的非洲西海岸畫了一遍，那條海岸仿佛隔著大西洋和巴西的邊界重合在一起。
“它們曾經相互重合嗎？”他問。
“不，”教師回答，“那是胡思亂想。”
儘管這兩條海岸線的確曾重合在一起，儘管大陸漂移早已成為世人所接受的科學事實。值得一提的是，遲至1970年，有些享譽世界的地理學家居然也用1959年我的六年級老師一樣的自信而又可笑的語言來草草對付這個問題。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他們想當然地認為世界各大陸是靜止不動的。這是似乎合理、實際錯誤的設想。然後他們拒絕質疑。Y.貝拉有句不朽的名言：“使我們陷入困境的不是我們不瞭解的事情，而是我們自以為確切無疑而實際上恰恰不是那樣的事情。”
嘲笑大陸漂移學說的科學家們不懂得地球可能發生的大量變化。同樣，在對自然環境的戰略性威脅作出評價時，許多懷疑論者拒絕採取行動是由於他們對可能發生的大量變化持一種傲慢的態度。他們認為地球是這樣巨大，大自然是這樣強有力，我們的行為不可能對它們有深刻的、持久的影響。換句話說，在他們看來，自然環境的天然平衡根本不會改變。不幸的是，事情恰恰不是這樣。環境過去曾經是平衡的，現在卻不再平衡了。
這種自負態度是錯誤的，而且變得日益危險。怎麼能改變這種態度呢？我們的眼界往往受時間和空間的嚴重制約，我們第一步要考慮這種局限性。首先，我們習慣於在很短的時間跨度內去估量變化——一周、一月、一年，一個世紀我們會覺得極長極長了。因此，一種變化從地質年代角度衡量只不過是一瞬間，而在人類生活範圍內卻是非常緩慢的變動。要把環境變化加快或放慢到我們較為熟悉的樣子並認清其含義，需要跳躍式的想像力。
有時電視廣告會用慢鏡頭播放高速行駛的汽車撞上磚牆撞得粉碎的景象，在真實時間中，突然碰撞使汽車變成一堆扭曲的廢鐵只是一瞬間的事情。但在慢鏡頭中我們能看見變化的全過程，汽車各部分緩慢地、一件一件地被揉皺，連同車上的模擬人都以有序的、可預見的方式相互碰撞。轉向柱會被引擎擠壓，刺穿一個模擬人，另一個模擬人的木頭腦袋慢慢地撞在擋風玻璃上，撞得粉碎。
目前地球自然環境所發生的事情可以用類似的手段來表現。我們的生態系統正在遭受摧殘，失控的文明社會的堅硬外殼正高速而有力地向它衝撞過來。以自然環境從前的長期穩定來衡量，破壞極為突然和廣泛，但我們是從慢動作看到這些破壞的。鹹海枯竭而魚類全部死亡一事有如脆弱的生態系統在文明社會的強力衝撞下逐漸被扭曲的縮影。雨林被大面積砍伐，生活在其中的生物種類滅絕，這也是文明社會緩慢地向森林撞擊使之遭受損壞的結果。一個人口過多的國家在牧場上過度放牧，使土地在來年提供糧食的能力崩潰，這就像這個國家在向大自然撞擊時，突然發生一次猛力反彈一樣，有如擋泥板撞到一個孩子的前額上。
但是多數人我行我素，仿佛對這種碰撞毫無察覺，部分原因是這些碾壓、扼殺、糟塌都發生在較長的時間跨度內而不是一次猛烈撞擊。我們也像實驗室的青蛙一樣，掉進一鍋開水會立刻跳出來，但放在微溫的水中再慢慢燒熱，就會呆在那裏直到有人把它救出來。
許多模式，我們靠把它們同不變的情形對照才看出它們的意義。漸變往往矇騙了人的感覺，使頭腦中的危險感變得模糊，而尖銳的對比則使人保持警惕。一個人，一個國家，如果只以一年為時間單位觀察將來，以一生為時間單位觀察過去，就看不清許多重大的演變模式。只從一個國家一年內的情況來觀察人類與地球的關系是看不出多少變化的。然而如果研究一下自人種出現直到現在人與地球關係的全貌，就可看出很近這段時期的歷史開始出現了極為鮮明的對照，提示出某種急劇的改變，要求我們現在就作出回應。
另一個制約因素是我們的普通眼界的空間限制。要想掌握一個巨大的模式，最好和它保持一定的距離，但對於我們身處其中的模式，就很難做到這一點。愛默生說：“在一塊土地上是看不清這塊土地的。”俗話也有“見木不見林”的說法。
在古代秘魯，藝術家在地上畫出我們在高空才能識別的巨大形象。當時沒有飛機，藝術家們怎樣畫呢？拋開那些希奇古怪的理論，藝術家所需要的是有足夠的想像力從他們站著的地方移動視野，獲得觀念上的地理距離。現在我們也需要類似的作法才能認識人類和地球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數百年前，那些相信地球是扁平的人只要從他們站著的地方直指地平線，在有限的視野範圍內就能找到有說服力的證據。誰要對當時流行的觀念提出挑戰，就需要有超越地理限制的想像力，勾畫出一個比他們直接感覺到的大地要大得多的圓形模式。
現在我們想瞭解我們都對地球做了什麼，我們面臨的是同樣的挑戰。雖然我們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已經經歷了深刻的變化，許多人仍然看不清這一新關係，而部分原因就在於這種關係是全球性質的，我們卻還不習慣於這一巨大的空間眼界。變化的景象和聲音分佈得這樣廣闊，以致在我們的認識範圍內難以掌握。要想明白這種變化，唯一的途徑是從一種全新的遠距離角度去想像它，這和最初認識地球是圓的而不是扁的頗為相似。
電腦圖像專家曾進行一項研究，以準確弄清鑲嵌圖片究竟需要包含多少視覺資訊才能使人看清圖像。他們用電腦把一張林肯畫像的視覺資料分成方格形圖案，每個方格為深淺不同的灰色，代表畫像該區平均的光強度。開始時分成許許多多小方格，然後逐漸擴大每個方格的尺寸，直到整個畫面只剩數十個不同灰色的大方格。毫不奇怪，鑲嵌圖片上現在似乎只是些不規則的灰色方格。然而，站到一定距離以外去看，林肯的原像卻立刻清晰了。
在研究全球範圍內自然環境退化的全貌時，我們很難具有足以理解那些混亂景象的遠距離的洞察力。看黑白色圖像的人只能看見不同深淺的灰色而認為沒有圖像。你站在世界氣溫變化圖面前，看見的只是代表地球表面平均氣溫的一些雜亂的大方格。其圖像正如在距離幾英寸的地方去看林肯的照片一樣模糊。
阿波羅號宇航員第一次拍攝到在黑暗的太空漂移的地球，這批驚人照片之所以這樣動人，是因為它們使人能夠從一個新的視角觀看我們的星球，這一視角使珍貴而精美的地球突然非常清晰。據說，發明杠杆原理的阿基米德曾說過，只要在離地球足夠遠的地方有一個支點，他就能搬動整個地球。我們觀察巨大模式的能力是比杠杆更強有力的工具，但正如杠杆一樣，它的威力是依據想了解的事物和我們之間的距離長短（包括時間和空間）按比例加強的。這就是為什麼歷史學家說明人類歷史事件的意義時比事件發生時代的觀察者的描述要更有權威性。
為了認清受破壞的環境型態的圖像，我們必須從一定的時空距離以外去看它。由於這模式是全球性的，我們就必須在腦海中看到全世界。如果我們只注視地球的一個小區域，圖像就會看不見。（需要記住，整個美國只占地球表面不到3％。）而且，由於這幅圖像已展開了很長時間，我們必須想法看現在正在發生的難以置信的急劇變化與自然環境在歷史全程中正常而十分緩慢的變化兩者之間的驚人對照。
事實上，我們觀察世界的方式有時的確會發生系統的變化。我們認識到一種深刻的變化，總是感到吃驚，這也許是因為我們太習慣於漸進而緩慢、需要經過一生時間才出現的變化。突然把我們的世界從腳下抽走，把我們從一種平衡態帶進另一種深刻不同的平衡態，都會發生什麼系統變化，這很難想像，更不可能預言。不過，我們有時倒也能夠辨別一種重要的界限，知道一旦超越這個界限，就會出現明顯不同的模式。在個人生活中，青春期的到來或嬰兒的降生都屬於可以預知的系統變化。
但是，人類文明經歷的系統變化則完全不同。很自然，不去想它會更自在一些，尤其我們總可以爭辯說，那是將來的事情。很多國家領導人難以正視環境危機的一個原因是最糟糕的後果預料將在幾十年以後才發生，而且由於史無前例，簡直無法用常情來理解。畢竟有許多緊急的問題需要馬上處理：眼下就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正在忍饑挨餓，就有戰爭，本可預防的疾病就在蔓延，怎能要求人們同時認識並面對頂多在將來才發生的問題呢？幸運的是，許多人開始向前看了，越來越認識到應當用不同的態度來對待環境危機。環境運動的哲學家之一，I.伊利奇在解釋全球環保運動的發展時說：“情況已有所改變，常識已經在尋找一種語言，以討論人類未來蒙上的陰影。”
到哪里去尋找這種語言呢？兩種科學理論可以幫助我們預知將要發生什麼，告訴我們現在的處境。第一種是稱作“混沌理論”的新的科學的變化理論，革新了我們對許多物理變化的認識途徑。在牛頓的物理學革新了因果關係的認識後不久，牛頓的科學所揭示的世界模式就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被大量引用。許多人認為現在的“混沌理論”的見解同樣也會很快被運用於政治科學和社會分析。
按照混沌理論的描述，很多自然系統雖然仍保留在原來的總體模式的範圍之內，但它們的運行方式卻顯示出重大的變化（“動態平衡”）。根據這一理論，一定的臨界界限確定了這一總模式，超越這個界限就可能打破平衡。當這一總模式被巨大的變化推出這些界限時，它就會突然轉變為一種全新的平衡，呈現為一種新模式，具有新的界限。從有些方面看，混沌理論的中心思想並不是新東西。交響樂迷都知道，漸強段落是一首樂曲旋律變化的高潮，正好出現於樂曲進入平穩和諧的新平衡之前。我們要學會更好地識別人類事務的漸強段落，這常常是系統而又混亂的開端，是一種平衡轉向另一種平衡的徵兆，目前這一漸強段落顯然就是來自全球各地一浪高過一浪的不和諧的災難性呼聲。人類文明與地球的關系正處在理論家們所說的失衡狀態。在核時代之初，愛因斯坦曾說過：“除了我們的思維方式外，一切都改變了。”在環保時代的開端，這一觀點同樣適用。
我們的目標是加速改變對於人與環境關係的認識，以便在現有地球生態系統破壞殆盡之前使人類文明的模式進入一種的平衡。這種思想上的改變也和混沌理論所敍述的一樣，在越過一定界線以前很少明顯的變化，一旦關鍵的認識改變以後，巨大的變化就會像洪水般立刻湧現。
但促使人與環境的關係出現突然變化的界限在哪里呢？我們怎樣才能及時認識新的模式，以便改變我們應當怎樣對待地球的既有想法呢？第二種對我們有幫肋的科學理論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相對論雖然複雜，如借助於質量怎樣使得時間和空間變形的圖畫就很容易說明。一團像“黑洞”一樣特別密集的質量形如深井，排列在四周的時間和空間方格座標向井中央傾斜下去。
政治意識的形成很像這一方格座標，而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的重大歷史事件正如密集的質量，對在時間和空間上靠近它的思想或其他事情施加了強大的吸引力。同樣，大屠殺塑造了我們關於人類天性的各種觀念。一些歷史“質量”較小的事件對我們的思想也產生“引力”，特別當我們思考的物件質量與它們很接近的時候。在時間和空間上相結合的幾件小事情就會產生足夠的引力，迫使我們對其集體質量如何改變我們的歷史經驗作出解釋。例如，1989年夏末秋初，，東歐的共產黨政府是分別倒臺的，但它們對歷史的聯合衝力是極強大的。
甚至將來的事情也會對我們的思考產生引力。換句話說，時間像在物理領域中一樣，在政治領域中也有相對性。例如，20世紀80年代初導致群眾抗議核武器升級的政治力量來自公眾的覺醒，他們認識到人類文明正被拉向將來的災難，拉向核戰爭的斜面邊緣，這將使人類歷史墮入黑洞之中永遠毀滅。現在我們雖然還要與核毀滅的引力作鬥爭，卻已經有理由希望有效地改變我們的進程以避免核毀滅。如果我們真的避免了核屠殺，這將主要歸功於我們從宏觀上認識問題的能力，並能依此調整我們的思想，及時採取集體行動以防止最壞的後果。
這一點和我們今天面臨的全球環境危機的挑戰頗為相似。真正的潛在災難發生於將來，但把我們拉向災難的斜面每過一個就更陡峭一些。擺在前頭的任務是與時間賽跑。斜面的陡峭程度和我們滑向曲面的勢頭遲早會使我們再也沒有回頭路。但是當曲面更陡，災難的引力更強，我們認清這種引力模式的能力也會大大增強。當我們走近歷史的邊緣，可以從那裏窺視黑洞正中央時，我們也就大有希望識別未來悲慘命運的性質。
現在，我們在全世界都可看到初步活躍起來的一種新的政治意願：把滑向環境災難的步伐放慢下來。現在的任務是加速推廣這一認識，並在生態系統的崩潰變得不可避免之前行動起來，改變目前滑向災難的趨勢。
在認清關於危機的未知因素和已知因素時，必須強調，我們對這一點是很清楚的：在大自然中，生態系統各個部分是相互關聯的，打破全球生態平衡的一個方面，也就同時打破了相互聯繫的其它方面的平衡。結果，某一種行為在我們所觀察到的環境範圍內似乎是無害的，我們卻不可能瞭解我們的所作所為對生態系統的其他部分會引起什麼結果。要知道，各部分之間存在一種相互依存的微妙的平衡。
這種相互依存的現象最好用科學家所稱的正反饋迴圈來解釋。正反饋迴圈加強了產生變化的力量。事實上，無論在什麼地方，你都會發現生態系統一旦開始變化，自然機制就會不斷加快變化的步伐。這就是人類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為什麼這麼嚴重的原因之一。由於我們是在干擾一種複雜系統的運作，所以相對簡單的線性因果關係就不能解釋並難以預報我們的干擾所產生的結果。
正反饋迴圈的基本原則並不難懂。我們都熟悉所謂非線性系統，它能擴大簡單但重複出現的行動的結果。可以考慮一下複利原則對處理個人財務的影響。如果我用信用卡取錢，下個月再用它支取同樣的錢，還要為上個月所取的錢支付一筆額外的利息，要是這樣反復進行，這一模式會耗盡存款，使我陷入財務危機。在經濟崩潰以前我能維持多長時間，取決於每月取款數與每月收支情況的對比。
複利原則也可以從正面把變化放大。如果我每月在帳戶上存人同樣的數額並加上穩定增長的上月數額的利息，存款總數的增長率顯然是不按比例的。即使我每月加入的金額不變，這種比率本身也會逐月增快。
同樣的反饋也出現於大自然，而且當我們計算人類對自然環境採取某種行動所產生的損害時必須一併計算，有些反饋相當複雜；有些則相對簡單。
當我乘小型飛機飛過亞馬遜雨林上空時，我震驚地看到雷雨掠過一片樹林後立即產生的景象。雷雨一停，水汽馬上從樹林上升，形成新的雨雲，隨風向西飄去，為新的雷雨提供水源。
中斷這一自然進程就會產生放大的後果。如果大面積的雨林被燒毀，返回相鄰區域的降雨量就會大大減少，於是就沒有充足的雨水來維持這一帶森林的正常狀況。如果被毀的森林面積相當大，鄰近林區所失去的降雨量也會相應加大到足以加強週期性幹旱，更多的樹木會慢慢死去，這就進一步減少雨量，反過來又加速森林的死亡。當蔭蔽大地的樹冠消失後，森林地面突然變暖，排放出大量甲烷和二氧化碳，發生一種生物化學的“燃燒”現象。死亡的樹幹和樹枝大量增加，使白蟻群激增，這也會產生大量甲烷。因此被毀森林從幾個途徑——有些簡單，有些複雜——加重了全球變暖傾向，而在摧毀森林之初，人們幾乎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
過度使用殺蟲劑也會通過反饋迴圈造成類似的危險。殺蟲劑往往只消滅抵抗力弱小的害蟲而留下抵抗力強的害蟲，後者會擴大繁殖來填充死去害蟲的空缺。於是人們就施用更大量的藥劑以消滅更大量的抵抗力強的害蟲。這一進程不斷重複。不久，要消滅同等數量的害蟲，就必須把巨量的殺蟲劑撒在農作物上。結果，害蟲更加強壯，而使我們自己遭受損害的殺蟲劑數量則持續不斷地增加。
殺蟲劑的超量使用和低劣的灌溉技術產生的問題通常只在當地造成影響，但有時會影響整個區域。出現鹹海的區域性災難，主要是由於對反饋迴圈缺乏預見，以致加倍擴大了低水平的灌溉策略的破壞性。同樣，毀壞森林的影響通常是局部性的，而出現于亞馬遜森林的那種反饋，卻會極大地加強破壞力，形成地區性乃至全球性的悲劇。
有些開始是區域性的問題通過反饋擴大成為全球性的嚴重威脅。試看關於全球變暖對西伯利亞廣袤凍原的影響的論戰。有些人說，這會出現正面影響，也許甚至可以把西伯利亞的廣大地區開墾成農作物耕地。如果採用簡單的線性思維，從單一角度計算單一效應，可能得出這確實有利的結論。還可能得出進一步的結論：這種假設的利益可以抵銷全球變暖的不利影響。有些極端懷疑論者就是用這樣的計算得出全球變暖可能是好事的結論。
但是，如果更仔細地觀察一下凍原解凍過程中的非線性效應，就必須把新的危險因素包括在考慮之內。凍原解凍時，產生巨量甲烷，逸入大氣層。近年來，甲烷濃度的增長率已經放慢，但每個甲烷分子的溫室效應是二氧化碳分於的20倍，如果凍原融解又排放出巨量甲烷，溫室氣體的總濃度將會十分顯著地增加，全球變暖將會加劇。於是迴圈自身不斷加強：凍原解凍越多，排入大氣層的甲烷越多。（還應注意到，由於凍原表層土地下面有厚厚的冰層，將有一系列因素使得凍原即使解凍也不大可能用作耕地。）
不幸的是，這問題不僅僅是個假設。西伯利亞似乎是世界上變暖最快的地區之一。這毫不奇怪，所有分析模型都預示了這一點，其基礎在於反饋放大了融雪的效應，地表吸收太陽光的數量隨之增加。近年的一些定期測量顯示，變暖的速度驚人。如1990年3月，全西伯利亞的平均溫度比以往同月的溫度記錄高出18華氏度。當然，從全球總體看，1990年正是最近一次“破記錄的最暖年”。
其他反饋迴圈的戰略性威脅也是很明顯的。例如，最熟悉的兩種危機即全球變暖和平流層的臭氧層損耗，通過複雜的反饋互相加強。全球變暖使大氣層的水汽含量普遍增加，並在低空中吸收紅外線，紅外線又經過平流層幅射回太空。結果平流層變涼而下面的大氣層變暖。變涼的平流層遇到大量水汽就會在臭氧層中結成更多的冰晶，特別是在兩極地區上空。在冰的影響下，氯氟烴與臭氧發生反應，加速臭氧的損耗。臭氧層越薄，紫外線輻射對地球表面及其生物的損害就越大。地面植被通常通過光合作用吸收大量二氧化碳，而紫外線輻射可能嚴重損害植被的這種能力。植被吸收的二氧化碳越少，大氣層中積存的二氧化碳就越多，於是地球就變得更暖，平流層變得更涼。這一迴圈靠自身驅動而不斷加強、放大。
有些涉及海洋的最危險又最具威力的反饋迴圈目前仍是科學界緊張研究的物件。初步的證據表明，大洋變暖時，它吸收二氧化碳的速度就比目前慢。這種可能性特別使人不安的原因是，大洋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是現在大氣層含量的50倍。只要海洋少吸收2％的二氧化碳，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就會成倍增加。在這一進程中，又使海洋變得更暖。而且有人說，如果北冰洋的淺水變暖，向大氣層排放的甲烷的數量就如同凍原變暖所排放的一樣多。
人類也在不斷製造類似現象。當經濟捲入這一情景時，自然環境會遭受新的反饋迴圈的威脅，其複雜性及危險性絕不亞於自然界的現象。例如，發展水平低的窮國向富國的銀行惜一大筆款。為了用債權國的通貨支付利息，他們必須出口一些有價值的東西。這就意味著，種植當地主要糧食作物的大面積農田和果園被轉變為種植場，以集中生產供出口的單一經濟作物。耕地的轉移使得當地的糧食供應減少，價格上漲，使人民更加窮困。要控制糧價，政府就要增加補貼，這又進一步擴大政府的財政缺日。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增加了經濟作物的供應，於是經濟作物的價格下跌，這又減少了這些國家本來從出口中應得的收入。經濟作物換回的錢主要流入少數大種植場主和腐敗官員的手中，他們不是用這些錢來發展當地的經濟，而是存入海外銀行自己的帳戶，這些銀行就是當初給他們國家貸款的同一銀行。這個國家負債越多，為支付而借的錢就越多，被迫轉移去種植經濟作物的土地也越多。迴圈往複，誰都明白這筆債永遠付不清。
1985年，從發展中國家流入發達國家的硬通貨總數大於反方向流動的貨幣總數，包括以貸款形式、外援形式或支付出口貨物形式在內的總數。而且，由於這一複雜的反饋迴圈，鴻溝還逐年擴大。正如麥克納馬拉的名言所說：“這正像讓窮人向富人輸血一樣。”
在所有的反饋迴圈中，人的因素是拯救地球環境的關鍵因素。我們需要一種良性的反饋，它能夠自行驅動，加快我們急需的正面變化的步伐。我們必須培養嶄新的長遠的全球眼光，承擔起正面迎向困境的責任感，只有這時，這種正反饋迴圈才會出現。只有正確識別關於這一問題的許多已知情況，我們才有可能認識沒有先例的系統變化的新模式。
巨大的模式的確更難以認識，更不用說它又是全新的。如果一件事情和我們曾經見過的完全不一樣，我們很難參照歷史獲得對它的理解。有些懷疑論者想把環境危機擱置起來，就是因為它難以用發生過的事情來比喻。不過，歷史上曾經出現過氣候變化，雖然變化的幅度比我們今天的天氣變化要小得多。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人類社會當時是怎樣作出回應的。也許再加上一點推理，我們就可以把歷史作為當今危機的借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