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小羅還住在一起的時候，有一次忘了是什麼情況下我說自己在雪梨的生活很不容易，小羅只是很不認同地說「這樣的生活不算什麼，他從俄國來，那裡的生活才是困難」。

忘了是在此之前還是之後，我問了小羅「俄國」是怎樣的一個地方，他說那裡的生活很危險，即便是對他這樣一個男人而言。

我一直很少主動提起俄國的話題，一方面害怕自己的淺薄知識會顯露出自己對於俄國的無知，一方面是引起小羅的思鄉情懷，所以我對於俄國或小羅跟俄國的關聯始終沒有更多的了解，直到昨晚我看了這一部紀錄片「Born in the USSR - 21 UP」。

這部紀錄片的拍攝方式跟我介紹的上一部「42 UP」差不多，導演找了幾位七歲的俄國孩童參與，計畫每七年做一次後續追蹤，目前拍到第三回，孩子們都二十一歲了。

不同於「42 UP」裡英國青年們的迷惘，這些在俄國出生、成長的孩子們臉上有著更多堅定，那樣的表情常讓我想到小羅，也許這便是多數俄國人共有的神情。

由於蘇維埃政府的解體，孩子們在七歲時便遭遇很多重大的轉變，一對兄妹被送到以色列，一個小女生被送到土耳其，其餘的孩子雖不至於要離鄉背井，但依舊免不了要學習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生活。

到以色列生活的那對兄妹由於政府的規定必須從軍兩年，妹妹在訪談當中還不時會笑著說話，不過已經習慣手持自動步槍的哥哥卻始終嚴肅，說要在一個要求年滿十八歲的青年就要能使用自動步槍的地方生活，這並不容易。

在土耳其生活的女生也遭遇許多困難，年方十四歲的女孩為了能與當地人溝通，為了避免因為俄國人的身分遭到歧視而學會使用四種語言：俄語、英語、土耳其語跟喬治亞語。二十一歲的時候女孩已經和一位喬治亞男子結了婚，有過一個孩子，只是最後孩子因為醫護人員的不負責任而早夭。女孩說原本打算控告相關醫護人員，但後來親人說了一句「喬治亞沒有公平正義」而打消念頭。

留在俄國的孩子們當中有一對雙胞胎兄弟，他們的父親在他們十四歲前便過世了，家中的經濟情況變得很糟，影片裡的場景可以說是家徒四壁，更讓人吃驚地是他們住的公寓最後變成毒販的交易地點，不過孤兒寡母三人沒有選擇的餘地，看著窗外只顧私利的執法人員跟毒販，想著如何讓將來的生活變得更好。

像這樣真實的故事更讓人不忍，一位後來跟著寄養家庭到美國的男人說無論如何自己都還是俄國人，也期望有一天能回到俄國生活，希望自己死後能被埋葬在俄國的領土範圍裡，男人看著電腦旁邊的俄國國旗說自己喜歡俄國，喜歡紅色。

我想到在雪梨住了將近六年的小羅也說過，俄國有很多的問題，俄國的生活有很多困難，不過他還是愛那裡，因為那是他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