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在當代的重大轉向主要在於從以往對文學作品的意義分析，轉變為對文學文本(text)的語言、形式的探討，對此一轉向的描述，李幼蒸在「羅蘭•巴爾特文集」總序中的一段話，提供了一條很好的理解途徑，他說：

文學之“思想”不再專指作品的內容（其價值和意義須參照時代文化和社會整體的演變來確定），而須特別指“文學性話語”之“構成機制”（形式結構）。對於20世紀特別是二戰後的環境而言，“文學實踐“的重心或主體已大幅度地轉移到批評和理論方面，“文學思想”從而進一步相關於文學實踐和文學思想的環境、條件和目的等方面。後者遂與文學的“形式”（能指）研究靠近，而與作為文學實踐“材料”（素材）的內容（“所指”）研究疏遠。

這一由「內容」向「形式」的轉向，在Milan Kundera、Italo Calvino這類當代作家身上都可以明顯看出。他們通常都是自己作品最佳的解說員，無論是受訪或是為文，他們經常講述自己作品的生產過程、形式結構等等內容，但不會提到該如何去解讀其作品，因為他們均一致認為，作品的意義是由讀者決定的，「作者已死」。

由此，當我們回到MilanKundera作品的解讀時，我們便可以說，他的小說裡的意義是無法被給予的：不朽、永劫復歸（永恆輪迴）、媚俗、笑、忘，所有對這些主題的解釋既都是讀者自己的，也是不充足的。因此也就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譯者韓少功所說的，「我們並不能理解昆德拉，只能理解我們理解中的昆德拉」。

因此，當所有談論MilanKundera作品的心得、感想、書評若仍舊只是著重在對所謂「永恆輪迴」、「媚俗」這一類的「意義」打轉時，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這些都屬於「誤讀」：因為，這一些概念，Kundera在其小說中都做了相當多的解釋與說明（以致讓許多讀者認為他的小說缺乏情節或故事性，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對的），他提出的思索，更多地是這些概念主題的弔詭性與模糊性。

以MilanKundera最永恆的主題「輕與重」為例，小說中的人物（甚至是讀者自己）到底是輕是重、誰輕誰重，他並沒有給出答案，他留給讀者自己去判斷；但讀者會發現，所有的這些判斷到最後都是不充足的，因為所謂的輕與重不僅依不同人的不同處境而不同，甚至相同的人物與處境也會因觀看的角度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解讀。

如果，對Milan Kundera作品「內容」的意義探究不再成為理解的途徑，那麼，由「內容」向「形式」的轉向便變成了一把打開閱讀Milan Kundera作品樂趣的鑰匙：透過音樂形式（復調、變奏、四重奏）的借用，透過同心圓、三角形的布局、透過不同敘事人稱的提問（與自我提問）等等形式構成，我們將能更理解Milan Kundera作品中所要探討的關於「存在」、「歷史」等等主題的悖論與模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