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花眼了，看错了一行，不是“其
骥”，是“其骧”

祝郑家阁老家出来的人万事顺利、身体健康。我也是
郑家阁人，依据我手上的《郑氏宗谱》，我们共祖宗，我是必字辈，我与泽辉（即春晖）熟，现住武汉，大学教授，儿子在海外。我对您提到的父之辈其
骥（我们郑家阁称爹）前辈的奋发和做人精神所感动。祝四面面八方的郑家阁后代兴旺。

妹的Blog,一石激起千層浪，四妹、五妹、兒子、女兒的電話，網路文字紛至沓來，給與我關懷、撫慰。畢竟血濃於水，使我倍感溫暖.謝謝你們了。
小五，媽媽最愛的是你，最放心不下的也是你。你現在健康、幸福、快樂，這也是媽媽最高興看到的。

俞琪，那個從小待我們如己出、我叫「婆」的人，
在這些陳年的故事裡被稱做「俞」，
是一個破壞人家家庭，甚至導致鄭家骨肉離散的女人。

在我小時候的印象裡，
婆是一個對我們很好、會帶我們買很多東西、出去玩的人。
婆總說我是「小糊塗」，又說我是她的「心肝」，
在三個孫女裡頭，大家都說她最疼我。

懂事以後，聽到很多人說婆的事，
也看著婆和周圍的人的互動，
我知道，
其實婆不是一個好相處、讓大家喜歡的人。
她雖然對人客氣，但是心胸不算開闊，
也不容易跳脫自己主觀的想法。
婆總是說，
她老了，脾氣收斂了很多，
但是看得出來年輕氣盛時的她可能傷害過多少身邊的人。

但是，婆對我們三個孫女疼愛的心一直沒有改變。
我想，
這個盛氣凌人的女人，
或許人生裡面傷人無數，
但是在和三個孫女的關係裡，
她學習給予，學習愛，
也帶給我們不少愛的回憶。

88歲的婆，
和我們在一起時常常抓著我們說話，
一樣的事情、同一個故事總是說了又說。
我有時會覺得煩、覺得不想聽，
可是想到我們小時他對我們的呵護照顧、想起多年的祖孫之情，
常常又還是坐在她身邊聽著她說...

我想，每個人的人生，
都有自己獨特的功課與學習。

有人學習給，有人學習收；
有人要學習承擔，有的則要學習放下。


近年的我在學習的是，珍惜當下所擁有的。

过去的事就让它们过去吧，我们应该过好我们自己的每一天。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在動亂的時代，每個人真的都很渺小…現在的我們真是幸福。

我以為是姐姐們自己選擇離開爸爸。不知道是爸爸的決定。

四姐出國以後，我也看過爸爸痛哭著說：毛頭再也不會回來了。

爸爸退休後，教過政治大學、輔仁大學、銘傳商專。但是我想沒有東吳。
他也做過金甌商職的校長。

爸爸去美國看我，是在我離台兩年後。我那時沒有懷孕。又過兩年多才懷孕。

发来两年前写的<我的父亲>,可以知道我原来的想法,父母的恩爱和家庭的状况.<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郑逸侠,湖北省孝感县郑家阁人.生于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属鼠。他中等身材,瘦瘦的脸,稍尖的下巴,薄薄的嘴唇,细细的牙齿, 目光炯炯有神,英俊潇洒,器宇轩昻。爸爸自幼家境贫寒,住在孝感火车站边的棚屋里,没有土地,靠祖父郑治平给人种地为生。祖母罗氏,笃信棍棒底下出秀才。爸小时候拿个土碗打两个铜板的酱油,不小心摔破了,回家就挨一顿死打。后来因欠了地主的债还不起,年三十要来捆人,爷爷是老大,是要捆去的,爷爷就替别人挑嫁妆,从孝感走到汉口,这样逃了出来。爷爷不大顾家,爸爸读书全靠自己刻苦学习,考前三名,得奖学金维持。每到期末,在宣布名次以前,总是提心吊胆,深恐落后,失学；此外也不能生病,要刻苦锻炼身体。他天不亮就起床跑步,在腿上绑铁瓦,比赛时,拿掉铁瓦,跑得飞快。后来,他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西语系.之后留洋,毕业于伦敦大学经济系。
.抗日战争前,他在国内做过淮北盐场场长,一次大姐病危，道路泥泞难行,盐工用盐铺路,使大姐得到及时救治。 盐警值夜班时赌博,爸拿皮带抽,教顺之。
爸爸还曾在湖北教育厅任督学,主持规划过武汉大学、中山公园的建造。在宜昌任过四中校长(现一中),在四中口碑很好,到现在,老人还记得他,前几年,还把俞妈妈作为校长夫人,盛大欢迎,请回去招待过。抗日战争爆发,他就回国了。那时毛头、小五还没有出生。一到家他抱我,亲我,可是我不认识他,就给了他一耳光，令他哭笑不得。抗日初期,爸爸任川东师范校长,后来进入重庆中央银行当专员。爸的亲哥郑鸣九和爸长得比较相像,只是脸稍宽一点,也和他在同一室办公,也是专员。伯父心胸狭窄,爱教训人,他们兄弟合不来,。抗战胜利后,伯父住南京, 他们不相往来，只有文哥瞒着爸和伯父来往。那时我才开始记事，不懂”当专员”是甚么意思,记得有一次,别人问我:你爸爸在哪里工作?我说:在中央银行搓汤元，一家人都笑死了。
爸爸很爱孩子,从来不打骂,他没有重男轻女思想,听说郑家好几代没有生女孩了，妈妈生了五个女孩爸也不嫌弃。那时爸爸一人工作,养一大家人,手头不宽裕,但是,每天从重庆下班回江北的家,都是步行爬山,从不坐滑竿,省下钱来, 把礼帽倒过来, 买一兜桔子装在里面,给我们姐妹吃。我们每天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迎接爸爸归来，扑在他的怀里。他也无比欣慰喜悦.他常常用双手一个一个地捧着我们的头,提起来,说：端豆腐囉!也常说:来,做个鸡子叫！和我们一个一个地亲嘴,亲出鸡叫的声音；还伸出他有力的臂膀,让我们抓住,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提起来,叫打秋千。节假日带我们去玩,都是爸爸给我们擦胭脂,妈妈在一旁笑着说:擦得像猴子屁股!虽说擦得不好看,但我们还是高兴得跳。
有一天,太阳落山了,大姐还没有从学校回来,重庆是雾都,天黑了,起了大雾,大姐还没有回,爸妈都心急如焚,因为上学的路上要翻过几座山,有不少山洞,曾有小孩被拖到山洞杀死,山中还可能有野兽出没。天黑雾大,黑灯瞎火的,也没法去找,唯有苦苦等待。爸爸站在窗前,看到楼下马路上出现一个人影就喊一声:玗------!看到一个人影就喊一声:玗------!我们都熬不住,睡着了。天蒙蒙亮的时候,我被惊醒了,看到爸爸依然站在窗前守望,看到一个人影就喊一声:玗-------!可怜天下父母心!爸爸的背影,在我的脑海里不可磨灭,给我的感动远远超过朱自清的<背影>。天亮了,大姐回来了,罚跪认错。原来是登台演出搞晚了,在同学家睡了一晚。
抗战胜利了,爸爸有新的任命,先回湖北。因为要沿江而下的人太多,一票难求,妈带我们四个小的后回,文哥大姐留在四川继续完成学业。
爸爸在武汉担任过汉口中央银行经理,湖北省银行总经理,汉口财政局长,湖北省财政厅长,湖北省政府委员。爸爸一生为官清廉,他经手了大量黄金、白银、钞票,但从未染指。他常说：“我两袖清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他刚直不阿,从不谄媚权贵,“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到家常说，我今天抨击了谁,骂了哪个贪官污吏，像演说一样,慷慨激昂.爸爸总说他没有背景,没靠山，的确,他当官全靠自己的学识和能力。
爸爸为人耿直豪爽,乐于助人，有求必应。他的准则是’’宁可人负我,我决不负人”。还说为朋友可以当裤子，对朋友要雪中送炭。住武昌的曹叔叔一提到爸爸便泪流满面,说爸多次在危难之时接济了他。爸爸对下属,下人都很客气,很尊重。我的太极拳师傅张忠海,一提到爸爸感激啼涕澪。他张从河南来汉口拉人力车,爸见他有武功,安排他做了运钞押运员,分了中央银行的房子,安了家。我校的门卫老殷也曾在中央银行做工，他说,爸爸一年加了他八次工资,从倒茶水工,提到收发员.穿起了长袍。爸爸的乐于助人,甚至到了打肿脸充胖子的程度.在台北,给别人担保,生前欠下八万元的债,还是四妹,五妹分摊还的账。
在桂林,爸爸任桂林中央银行经理。到香港就赋闲了。大姐回桂林后,俞妈住进了我们赤柱的家。后来,二姐和俞妈一起回汉,二姐没再返港。在香港这一段时间,爸爸没有笑脸，他和俞妈隔几天进一次城,两三天都不回。每次出去,他都给我十至二十元钱,由我安排和妹妹的生活。
在港时,中共统战干部武子文等,曾多次动员他回解放区工作,月薪七担米。爸爸曾和俞妈一起悄悄到广州看了看,回来说,解放军睡在屋沿下,白天扫街,秋毫无犯。但是,他受的传统教育是忠君报国,他说哪边势力大,就倒向哪边是变节,所以,他没有回到解放区。那时,孔庆生多次去我家,他常来往香港汉口间,爸爸就托他把我们带回汉口。为甚么送我们回汉口?是经济困难,是俞妈嫌弃我们,还是有回大陆的考虑,他没有对我说,我也不得而知。走的那天,俞妈站在站台眯眯地笑着。爸上了火车,蹲下来,抱着站在走道上的小五痛哭不已,如同生离死别。我没有想到爸爸会如此,从来没有见爸爸这样哭过,我手足无措,也很伤心,只是说:爸,别哭了------别哭了!下车吧,车要开了!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和爸爸的永别!
在台北他过得並不顺,他不愿巴结上锋,又无后台,在台北任台湾土地银行公产代管部经理,管台湾所有公有土地和房屋。六七十年代,台湾大开发时期,他随便批别人一块地,人家都发了财,成了大富翁,而他仍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现在五妹在台北住的房子是妹夫20年贷款买的。他的退休金一次拿光，让四妹得以赴美留学。他又重抄旧业，到东吴大学等学府教书、著书。
1970年，爸到美国探望俩个妹妹，看到她们过得很苦，五妹上完课，挺着大肚子，围裙一系，就去餐馆洗碗打工。爸心疼她们，却无能为力，回台后郁郁寡欢，感叹清官的儿女这麽苦。不久中风，住院抢救的费用都得亏学生的资助。爸晚年笃信天主教，还请神甫到病床前讲经，并认真做笔记，特别虔诚。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原来他是绝对的唯物主义者，是不信神的。去逝前，他用手指不停地敲椅子的扶手，说度日如年。后来不能起床时，他拒绝进食，三天后去世。当时，五妹守候在侧，四妹随后自美赶回。陪葬的物品有他喜欢的唐诗、圣经。丧事办得十分荣哀。可惜三个月后，我们寻亲的信才辗转传到台湾。若爸能得到我们的消息，定能燃起生的希望，等着与我们团聚。难道这就是命运的安排？老天对我们父女竟这样残酷无情！让我们留下终身的悔恨和遗憾！
爸特有女人缘，在我心中，除了，对母亲不忠外，无论从外貌，人品，学识等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人。他一生靠个人奋斗，也教育子女要个人奋斗，我们都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无论读书，成家都是靠自己的不懈努力。这是可以告慰老爸的，愿爸爸在天之灵安息！
2006年12月

三姐，爸爸說過多次，他帶俞媽媽來台，是畢生最大錯誤。他癱瘓九年，受罪也夠多了。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呢。

小五：你的Blog我每天都在看，今天才看到“我不认识的母亲”这一篇，不禁痛哭不已，愤慨万分。我一直不知道妈妈是安乐死的，谁都没有对我说过。妈妈太可怜了，为丈夫献出青春、事业、毕生的精力，却被不忠丈夫气疯了，最后竟被置于死地。这哪里是安乐死，简直是谋杀！哪有人性！即使是小猫小狗病了，谁也无权对它执行安乐死，更何况是曾经恩爱、共患难的妻子、五个女儿深爱的母亲。心怎么这样狠毒！胜过陈世美！妈妈平日除有点气管炎，并没有什么病，若给予药物治疗，精神抚慰是有可能好的。并不是致命的病，却很快死了。虽说在打仗，能带走那么多人员，黄金，还有情妇，就带不了有恩于己的病老婆？他俩都想妈妈死，迫不及待！妈妈从病到死，许多事情我都目睹了。自从在桂林火车站亲眼看到爸爸把俞琦带来了，就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住进了桂林医院治疗。（不是精神病医院，那时桂林可能还没有精神病院。）爸爸和俞不知住在什么地方，我陪妈妈在医院睡。一天晚上，我被妈吵醒，她胡言乱语，拉电灯，我吓得大哭，把爸爸找来。后来精神失常不见好转，就回家了，被锁在空房里，整天在装有铁栏杆的窗子前喊呀，叫呀，声声撕裂着我的心。医生常到家里来打一些针，听说是镇静药，不久就死了。爸爸 说是心衰。入殓那天，爸爸和我给妈妈擦身换衣服，我发现妈妈身上有许多大块紫癍。爸爸生气地说，怎么穿了这件褪色的衣服！妈妈穿的是件蓝花蓝里的旗袍。盖棺的时候，办丧事的人把我抱在棺材盖上站着，然后钉钉子，我又害怕，又难过，大哭不已。那年我十四岁，也不懂事。成年后，对妈妈的死有了怀疑，但到哪里去诉说，向谁诉说呢？1979年，和你们联系上后，我曾写信对四妹说过，四妹认为不应该怀疑爸爸，看来她也不知情，你为何不告诉四姐呢？我在今天——60年后，才得知妈妈死去的真象，她的尸骨都不知被抛向何方！可悲呀！她的五个女儿太小，没能保护她，对她尽孝。她虽逝去，真象终为后人所知，必将还受害人一个公道。第三者插足，破坏他人家庭，及致人于死的害人者，一个已死，一个年事已高，虽未受到刑事惩处，但必定受到正义的遣责，道德的遣责，子孙的唾骂，灵魂必定下地狱！
善恶终有报！



















家破人亡对大姐的刺激也是很大的，1951年，她也曾患病，流落广西，音讯全无，很惨的。1958年，一天，我在街上走，大姐的同学好友朱成英认出了我，告诉了大姐的地址，我和二姐才把她找了回来。俞回大陆，大姐说：不要把她带到我家来，我见了她要发疯，我不想见她！说着又痛哭不已。大姐的死不能说与第三者插足没有关系，至少因此欠下了我家一条半人命。
往事不堪回首,妈生病期间二姐在学校住,大姐生病期间二姐在部队,都是我照顾病人,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承受着重压,能不忧郁吗?快活得起来吗?

在打仗的那個時代，爸爸的決定也許是對的，活著更苦啊。現在他們在天上，也許都已經和好了吧。三姐，別太難過了。只有我們活著的人是還在受苦的人呢。

昨晚和妈妈通电话，妈妈刚好看完五姨的这篇文章。妈妈哭了，哭得好伤心。妈妈第一次知道外婆是这么走的，不能释怀。我没法安慰母亲，心伤了，如何能解呢......

我的生活跟她的比起來簡單多了。材料還不夠呢。

看媽咪說故事真有趣，集結一下就是另一本「鴻」了。
ps.鴻是作家張戎的親身經歷的作品，主要是描述文革和她爸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