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 嘉玲 （兒子叫 小兵）





二姐去世約有九年了。那時她大概六十四歲。

1996年，我第一次回大陸探親。那是我離開大陸四十六年以後第一次回鄉，在湖北武漢。印象中的二姐是十六、七歲的少女，很會游泳。我們離開大陸，打算來台灣時，曾在香港的赤柱海邊住過半年。我記得二姐可以在海上游很遠的距離。後來因為跟新媽媽處不好，三個姐姐都回大陸去了。從此一別四十多年。

我家許多人都當過老師，至少也是讀書人。二姐卻是共產黨的職業軍人。其實，據爸爸說，二姐曾經在全省的中學聯考考過第一名，是唸書的料。卻在十七歲就加入共產黨了。

二姐不但自己是共產黨的軍人，姐夫也是軍人，算是高幹。他們的兩個兒子也是軍人（以前還沒有一胎化政策）。因此他們的房子比別人的大一些。

據說，二姐因為看不慣國民黨高級官員的腐敗生活（包括我的爸爸），貧富不均，婦女地位不平等，所以從十七歲就在馬路上演講，傳揚共產主義。我可以想像她留著清湯掛麵的短髮，在街上慷慨激昂的樣子。她向來就比較豪氣，不像三姐，容易多愁善感，又愛生病。

我們在台灣長期受國民黨教育的人，對共產黨是又恐懼、又仇恨的。二姐和姐夫卻完全不是我們所想像的。他們可說是百分之百的理想主義者。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樣的話都可以用在他們身上。簡直就像一個初期教會的基督徒一樣。

有一本書，名叫“鴻”。作者是一個從大陸移民到西方的女子。原著是英文寫的。我看的是中文譯本。書裡面，作者的父親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絕不把任何東西當作私有物，一定要與人共享。這樣理想主義的共產黨人，大概只有在最早期的一批黨員裡才有吧。

二姐雖然也承認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但她認為那是人的錯，不是主義的錯。她的青壯年的人生階段，一定是相當窮苦、艱難的，她卻從來沒有後悔、抱怨過。因為全國一樣窮，總比國民黨時代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好得多。二姐對我的後母也是完全接納，熱情招待，沒有任何怨恨。可惜我跟她總共只相處了那一個禮拜，就再沒見面了。

她後來因為脊髓炎癱瘓，兩年後去世。病中寫過一、兩封信，也都只說她對我的照片如何愛不釋手，從來沒抱怨自己的事。

像基督徒一樣無私的共產黨員，我相信一定會被天主接納的。



下面是燕子（三姐的女兒）在加拿大所寫的：



豪爽的男人，受累的家人



----怀念我的二姨夫







读到五姨妈的文章《我的父亲》，说“爸爸在招待客人的時候，熱情得不得了。一定要拿出最好、最豐富的食物來，多到吃不完，還要客人帶回家。碰到窮朋友，就把口袋裡的現金掏空，完全送給別人。這樣的人，當他的朋友真不錯，但是當他的家人（尤其是太太）就不一定好了。”

我莞尔，好熟悉的画面。外公一九七七年在台湾去世，我是没见过的，这段文字却让我想起了我的二姨夫，他和外公在这方面实在是太像了。二姨夫是河北人，随着解放军一路征战，几次死里逃生，解放武汉后就被留了下来。天生的豪爽性格，甚至可以脱下自己的最后一条裤子送人。那年代虽然囊中羞涩，物质贫乏，可只要别人说没有吃饭，姨夫一定会把人带回家中。常常弄得是客人吃了，姨妈和表哥他们却没得吃。我曾在姨妈家住过一年，记得有回我说姨夫炒的鸡蛋很好吃，接着的一周里，姨夫天天炒鸡蛋给我吃。弄得我以后再也不敢说什么菜好吃了。家中的物件也是，只要别人赞扬家中什么东西好，姨夫立刻送给别人。

对朋友如此，对家人却极为严格。姨夫七十年代已经是省建委的处长了，手中握有大量的紧俏物质。朋友们求他帮忙，他总是倾力相助，不知道帮过多少人。家里人和亲戚是粘不得一点边的，否则会被他训得灰头土脸，下不了台。大表哥中学毕业后下放农村多年，别人家的孩子早就回城了，可姨夫就是不让。自己不管不说，还不许同事朋友帮忙，大表哥一气之下，自己在县城当了公交车司机，弄成了集体所有制员工，给后来的生活之路留下无穷的麻烦。小表哥后来也是自己去当了兵。

二个表哥都无法理解姨夫的行为，所以和姨夫有很大的隔阂，父子感情一直不好。我们这辈的孩子中，二姨夫对我最好，可能我是唯一的女孩吧。大姨妈家的孩子都不敢到二姨妈家去玩，表弟看到二姨夫甚至会发抖。二姨夫唯一从不送人，也不让别人动的就是他珍藏的一柜子书，只有我一个人可以随意取出来看。姨夫，姨妈去世后，我曾想取回那些书，可惜竟是没有找到。

姨夫酷爱京剧，会唱很多的曲目，嗓音洪亮。我虽不懂京剧，也能听得出他唱的是韵味十足。姨夫小提琴拉得也不错，不过只是偶尔为之。

最让我佩服和惊讶的是他的记忆力。小学五年级的暑假妈妈带我和哥哥去北京玩，姨夫正好也在北京出差，他陪着我们逛颐和园的长廊，每一幅画他都能讲出里面的故事，这长廊我们走了整整一天。

姨夫姨妈离开我们近十年了，他们的音容笑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Monday, April 14, 2008 Vancou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