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提及運用怎樣的方法，也成為一種競爭的形態，主要是想點出，方法思維所繫及的，乃是個人做學問的思想體系，一套看問題的理論架構，在面對龐大的材料或無數的文本時，如何找出問題，那需要方法的眼光。某種研究範式之所以成為典範，也在於能突破舊方法的窠臼，彰顯出別人所看不見或忽略的切面。這也為何在分析一篇論文時，除主題篩選的意圖，材料的剪裁，還有研究視角的運用，如何有效的挖掘問題意識，皆是審視作者功力的幾種條件。

舉例而言，像現任美國密執根大學比較文學系的劉禾，其在《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裡提出的“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概念，一個涉及跨文化研究的語言問題，在美國文學批評學圈或西方漢學界皆引起了極大迴響。劉禾質疑當某一種語言的文本被轉換成另一種語言時，兩種不同語言場間的權力關係能否被發現？如果能夠，那是通過怎樣的形式？她曾針對薩依德的理論旅行，指出薩依德理論中，忽略了語言作為一種轉引的中介，必然牽涉翻譯的語言，所以劉禾認為薩依德沒有告訴讀者何為“翻譯的工具”，即語言轉換涉及文化與權力差異的問題。

作為一名旅美學者，劉禾的話語語境多是置於東西方的文化與語言交流上，尤特別注意一個被翻譯的名詞，如何在等值關係喻說中，發現它在新語境被賦於的不同意涵，這對目前不同語言文本大量被翻譯情形而言，確甚具啟發。特別在思想與理論頻繁遷徙的過程中，我們有必要思考翻譯以及相關的實踐，在建構所謂第一與第三世界的權力關係時，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以劉禾作為例子，不外想說明大師林立的美國學術圈，競爭十分，而目前受人矚目的幾位青年華人學者如劉禾、周蕾、王德威等，多是因他們提出的學術觀點與方法，在各其領域能開拓獨特的解讀切面，方受到中西方學者的關注。周蕾在女性主義與文化研究上常有犀利觀點，戮破西方漢學中對中國過度“凝視”（gaze）而掉入“中國性”的陷阱，王德威從晚清小說的壓抑性來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都予人清爽之感。由此可知，要擠上學術中心，除學術實力外，選擇的研究途徑更為關鍵，像傅斯年先生曾說的“擴充材料，擴充工具”，工具是個關鍵詞。從事學術工作，它現實的殘酷一面，除需面對多元知識的競爭，開發不了新的研究議題或提出思維，也容易被淘汰出局。

在馬來西亞，學術工作者或許會“安全”一些，在於我們缺乏一個較健全的學術機制與規範，去檢驗目前的學術狀態，有些學者多年不見有生產研究成果，卻因循往復，依然佔據學術界的重要位置與資源；而我們也缺乏理論的高度，使目前的研究更加系統化與概念化，並提煉出適於本土研究的理論架構。至於從事中國學術研究者，如何能與國際中文學術界有所激蕩也極為重要，學術的象牙塔個性太重，只能在自己圈地打轉，就是讓學術自處在邊緣的邊緣，難以展現有特色的中國研究。

說白一些，目前的學術網絡主要仍繫於一些研討會，方能讓學術觀點流通，許多學術看法難以形成眾聲喧嘩的討論，所以有必要鼓勵出版以學術為明確定位的中文學報，匯集學者最新的學術成果，營造更多討論的條件與空間。所以說，學術競爭雖然有些殘酷，但就積極面而言，它能激發更多的思想活力，使學術生命力更加活潑。大馬中文學術界若不尋思如何塑造“新學術形態”，對治學觀念與態度有所轉變，認真思考從事學術的憑藉是什么，要建立龐大的學術隊伍，形成相續的學術傳統，或激絡活躍的學術競爭力，恐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