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亞洲學者會議甫剛落幕，共有近百位世界各地學者參加以及幾百篇論文的發表，如此龐大數目即可想像參與者趕場的狼狽。這樣的會議，很難要求篇篇論文質佳，會議不過提供平台，供學者們交換研究心得。它比較像是學術資訊交換場，揶揄一些，稱之為學術網絡開發場，或也不為過。

由此想到，除以知識為基礎的學術實力外，學術資訊與學術網絡，其實也是構成學術競爭力的元素成分。所謂的“資訊”，並非代表平日理解的訊息或消息的意思，而是關於學術潮流的發展動向，如哪個新學術觀點正被熱烈討論，哪一種方法突破了研究窠臼與盲點，致使典範的轉移？掌握時下新的研究潮流，不是為趕時髦，而是讓學術在比較下能日日苟新。

一種方法，一種理論，背後蘊涵的是，該學科對問題意識的思考結果與態度，以及學術內部的變化。像早期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為何被視超越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但未能突破其範式？像柯文（Paul A.Cohen）的《在中國發現歷史》著作出版後，打破了費正清以挑戰／回應的中國研究框架，至今影響不墜，其《歷史三調》重新詮釋義和團，也多發人所未發。又像而日本溝口雄三的《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企圖從明清內部尋找變革的動力，以回應所謂中國思想的變化是“從外部影響”的外緣說。這一些著作都是史學界在尋找創新不可忽略的材料。

不過有些學者不盡然同意，在於有些學生恐好追求新說，卻忘記眼底下紮實的基本工，或視以往學者打下的工夫路徑為博物館產物，這是本末倒置。其實新舊是一種相因的關係，也能相互作用，不必刻意棄舊摘新。誠然，我們也不能不警惕，余英時先生早年對學者過於趨新的風氣，亦頗有微言，唯恐汲汲蹈新而走向“空腹高心之學”，作為一名史學家，他曾說過：“了解外界的一般行情只是史學研究的邊緣活動。”所以說，如何能從“中”而行，才不會走向泛空或自封的兩種極端。


中文系缺乏方法意識

學術競爭力之培養，本應始於大學教育。除打穩深厚的基本知識根基外，更重要莫過於方法意識的開拓，給予學生一種思考的視野，以及攫獲問題的眼光。特別是在中文系，無論是文學或思想或哲學等課，在解讀文本或分析問題時，並非如一般的想像是“毫無方法可言”，很關鍵在於，講師們是否仍因循保守的講讀及觀點，因而難以新思維來啟發學生。如果講師的講義十年如一日的話，沒有新材料也無新方法，看不見課題的潛力，就遑論塑造學習與研究活潑的生氣象。

記在上蕭弛先生的〈明清文學思潮與文學運動〉這門課，蕭先生一開始就提醒我們，在分析中國的文學思想發展，要避免受傳統主導敘述（master narrative）的影響，才能看出不一樣的東西。怎么想問題，用什么角度看，可以借由什么理論來分析，都需要有長期訓練。蕭弛先生是著名文學家蕭乾的兒子，做學問不苟且笑，中西文學理論俱佳，常讓學生多有思想啟發。勞悅強先生談中國哲學思想，好問為什么（why）與怎樣（how），那一套思考中國思想的方式，具有中國詮釋學的獨特。

讓學生找到進入問題的途徑，極其重要。特別在理解許多學術上的爭論，最終大抵是方法取向的差異。在解釋問題上，一般都需了解具體的情境與脈絡，才能發揮解讀的能力，所以各種方法的引介，能夠讓學生以更科學的方法進行分析，獲得深刻的問題感。運用怎樣的方法，有時也成為一種競爭的形態，這就下回再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