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形態的學術競爭，不在於方法論，而是陷入在東西方思維中主流與邊緣學術的競爭，像今日我們稱之為“漢學”（Sinology)這門學問，在一些學者眼裡，是屬於弱勢學術，一門無法擠上世界學術主流或中心的邊緣學科。想當然耳，所謂的主流或中心學術，指的是西方學術的霸權機制，再確切一點說，是以美國作為學術中心的指標。

這也是為何會出現像中國廈門大學教授李伯重撰寫的《走出漢學界》，這篇極受爭議的文章，文中提及漢學是落後與封閉的象徵，是一種自我放逐與自我邊緣化的表現。這樣語重心長與焦慮的話語，仍然擺脫不了西方中心主義的魔咒，雖然有所醒覺，仍自嘆漢學的弱勢地位，因而呼籲不要把二戰後興起的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作為漢學的延續，這種自覺又自卑的心態，其實早蘊藏在許多中國學者的心理。像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黃宗智曾力破對舊規範的認識，但終究質問：如果中國研究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將依靠什么為基礎？詰問中還是回到了老問題──中國學術乃至中國研究對西方理論方法的倚重的事實。

這難免會引發思考說：到底什么是漢學？它算是一個學術體系嗎？有沒有一個清楚的邊界？它與當今的中國研究與文化研究有何差別呢？我想，站立在馬來西亞這個位置，是難以思考漢學是“衰弱的產物”這樣的問題意識，因為在一般的理解當中，“漢學”即指中國學術或中國研究，比較少從世界學術的位置來思考。值得玩味的是，馬大中文系早年的設立，即以漢學系作為其定位，這“漢學”指的又是什么？

“漢學”是歷史的產物

我個人認為，漢學這個名詞，本就是歷史的產物。早期西方漢學的中心是在法國，但那時運用的方法主要是傳統的文本考證；二戰後，漢學重心轉向美國，而後來的冷戰思維大大影響了漢學研究，特別是在1956─1957年間，蘇聯把人造衛星送上太空後，美國大受打擊，於是極力與蘇聯競爭有關第三世界的研究。美國政府大量撥款鼓勵學習非西方語言，使北美區的中國學得以迅速發展。

以費正清主持的研究中心為例，雖然他批評了早期的漢學研究只是考證，而非通過語言來了解非西方社會與文化，而費正清在中國研究上也奠下了衝擊──反應的範式，可是他的中國研究是具戰略思維的，是作為當時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制定的一個指導方向。由此可見，二戰後興起的中國研究並非孤立存在，它與政經文化機構緊密相關，形成龐大的學術氣勢，更與傳統漢學劃出一條隱約的界限。如今關於漢學與中國研究的區別，也成為學術界一個的眾說紛紜的課題，以兩者的研究對象而言，其實並沒有形成太大的差異。

尚有一點需區分的是，早期歐洲漢學家與美國早期漢學家多是傳教士有所不同，許多傳教士其實帶有優越心態看待中國，但屬學院派的歐洲漢學家卻大多數不是薩依德所說的“東方主義者”，有些學者對中國文化的喜好，甚於自己的文化，所以對中國是具有知識與情感上的雙重認同。所以早期西方的漢學研究，更多是出自對陌生東方國家知識與文明的好奇，而非像後期在研究意識中存有較強的戰略思維與霸強心理。

李伯重“走出漢學”或欲摒棄“漢學心態”的心理其實可以理解，因為從另外一個意義來說，漢學這個領域所築建起來的，何嘗不是一個“研究共同體”的形態，它與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所極力提倡以亞洲研究視角的“亞洲體系”有異由同工之妙，所要抗衡的是龐大的西方體系，或以西方經驗為主的研究模式。但漢學之困難與矛盾在於，它原是源自西方的產物，這個原生的意義無法被剔除，它的母體本就依附在西方的學術體制。所謂的“走出漢學”，到底是要走出哪個學術圈子，也許得先進一步釐清，才得回復它原具有的生命力與競爭力，否則自哀自嘆困守在自我邊緣化的漢學界，談能不能擺脫漢學心態，或需不需要走出漢學？或許只能是一個虛勢的問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