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8-18 02:04:27踐實山人

【專欄】《我們仨》中的四種眼睛


楊絳的回憶錄《我們仨》,近期一直高居中國各大書店的暢銷排行榜。雖然我們知道暢銷排行榜的操作,涉及書店的行銷策略,不必過度要求其準確性,但它至少提供了一個探測書市的指標。有意思的是,這本薄薄不到兩百頁的小書,讀來親切溫馨,把一個學者家庭的相守相助與相聚相失,如道家常般的說話,從第一部的〈我們倆老了〉開始,看見楊絳擔心錢鍾書比她先走一步而做的噩夢,讀到這樣的情境,恐是急迫想了解,一個學者家庭在文革後是否不再苦難,知識份子如何劫後重生;而非帶著一種偷窺的心理,欲窺伺錢鍾書與楊絳少為人知的事蹟,或書中有否述及往年轟動文壇的“錢鍾書打人事件”。

不像希拉蕊的《活出歷史》,打出個人生活史的招牌,但實際上賣的也是看準了讀者的胃口,如李文斯基與柯林頓的糾纏,自己會不會參選美國總統一職等。有些在你未購買時即可猜想的故事情節,因為那是具有很強讀者設定的一本傳記。讀楊絳的《我們仨》,顯得平淡多了,那是一部作家的生命史,也是一個學者的家庭生活史,動人文字的背後,卻也承載著文革前後知識份子忐忑不安的心理。缺乏了具新聞聳動效應的《我們仨》,不但不會失色,反而更散發一種“平常中的不平常”的味道。

把這兩部書拉扯一起,不盡然貼切,但我著意是要提出《我們仨》中具有的四種眼睛,更確切的說,是四種敘述與回憶的口吻,如何在一本書裡穿插交融。這四種眼睛各代表不同的身份與敘述位置:一個女人的視角、妻子的角色、母親的位置及女性作家的書寫。在讀傳記或回憶錄,我們常因為過度機械性或目的性的閱讀,反而難以把握敘述者的生命形態,讓“事”覆蓋“人”這個部份,也往往忽略去發現,故事敘述中到底隱藏著怎樣的一種眼睛。

無論是傳記抑或回憶錄,都涉及一個材料篩選的問題,《我們仨》堪可作為“尋找眼晴”的文本,在於楊絳善於剪裁回憶以及舖敘情節的工夫。從〈我們倆老了〉、〈我們仨失散了〉到〈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三部曲,只要稍用心些,便可發現楊絳常強調的是,她與錢鍾書與女兒錢媛,那種互為轉換的一種關係位置,像楊絳所說:“我們仨,卻不止三人。每個人搖身一變,可變成好幾人。”的確,像獨生女錢媛長大後,她就像楊絳的姐姐、母親,與錢鍾書更是哥兒們相稱;而錢鍾書常扮演的,是她倆的老師,典型的一部活字典。可是錢鍾書在穿衣吃飯上,一轉又成為妻子女兒眼中的弱小小孩,需要被照顧。書中支撐起這樣不時轉換關係的例子,實多不勝舉,看似瑣碎但又構成日常生活的樞紐,也是一種日常生活關係的必然形成。

《我們仨》耐為咀嚼,除一種熟悉家常的場景外,這裡頭更蘊含楊絳多重角色扮演中的獨特見解,從少女求學時代,一直到為人妻為人母,同時也從事翻譯與創作工作,楊絳一直以一種寬容的心情看待各種角色扮演的遭遇,同時置於三人關係圈中去做檢視。這是我覺得以上說的四種眼睛,如何能聯結於一個基點(敘述者立場),卻不時遊刃在轉換的關係與位置上,以致構成了這部書的獨特:它其實是作者寫給自己的書,她最重要的讀者是自己。那一句“我只能把我們一同生活的歲月,重溫一遍,和他們再聚聚。”可作為最佳注腳。

由此可知,這部回憶錄的主題是“重溫”而非“重建”過去。作為一名讀者,如果無法發現隱藏的眼睛,恐難在閱讀中體會不同眼睛的投射,實都代表一種問題的思考;而在探尋中的那種趣味,也愈能增強我們文學味蕾的敏銳。原來,一本回憶錄,可以以這種方式去閱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