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8-12 21:37:37踐實山人

【專欄】東方主義與跨學科


每種姿態與理論的鮮明,不是靠知識學說堆砌出來,而是在實踐與理論結合與反芻檢驗下,逐漸成為一種熟悉的大眾符號(popular sign)。像薩依德與東方主義,它所涵括的不只是在東/西方二元框架下,殖民國與被殖民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狀態,放在更廣闊的一個視野來看,它或許還代表了一種人文主義的思考,知識份子的知識批判,以及一套對世界解釋的法則等。

薩依德已不是薩依德,這樣的說法,像是戲劇中一句吊詭的對白,但讀到了“薩依德在中東已變成大學”的故事,提及一些中東學者對他的想像,如何認為他的學問已經大到包含了大學所有的項目,即可猜想他們心目中薩依德崇高的形象與地位,同時也是一名不斷“挑戰權威與正統”的知識份子。又如瓦勒瑞.甘乃迪(Valeria Kennedy)在《認識薩依德── 一個批判的導論》中談後殖民理論的“三位一體”──薩依德、霍米巴巴與史碧娃克時,仍不免需點出薩依德為巴勒斯坦事務戮力奔走,還有其清爽的文字論述,如何使他的觀念影響得以走出學院高牆,形成一種普遍的觀念與行動力量。這大概也可以說明,薩依德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多於理論價值本身。

我們其實也可以檢驗一下,在報章評論或學術論文中,對後殖民理論的運用,對薩依德理論的嫻熟,其實是大於巴巴或史碧娃克。我們當然可以解釋說,薩依德的東方主義理論,是後殖民論述開展的奠基,而巴巴與史碧娃克,只是企圖彌補《東方主義》理論框架的不足,以及對該理論進行深化的回應,況且兩人的著述,較在理論層次上打轉,其影響性可想而知,就較拘限在學院派中人。

不過薩依德學說之所以成為奠基,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像著名文評家劉禾曾一針見血指出,薩依德與東方主義,之所以在70年代的美國造成傳統學科分類制度的震撼,主要是從《東方主義》開始,它撼動了大學的學科分制;而薩依德的後殖民論述,進行了大幅度的“跨界”(crossing border)行為,從文學批評領域,跨到政治、歷史、文化、大眾傳播,女性主義範疇等,形成一個“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的思維與研究方式。

東方主義跨越學科邊界的行為,其實是具有一個批判的基礎的。像薩依德本身就不滿文學批評領域裡,刻意“去政治化”的行為表現,他對新批評學派的微言也在於此。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他汲汲從十九世紀經典文學中,尋找文學家與帝國主義的共謀關係,他甚至認為,如果沒有歐洲的帝國主義,十九世紀的英法小說,不可能有如此的發展。如此而言,對帝國知識建制化的批判,已不是單純的文本分析,文學的政治性與權力關係的掛鉤,嶄露了人文主義裡意識形態的表現,那不能是一個被故意忽略的現象,更並非只是一個屬於文學上的問題。

其實,學科分類的專門化與細緻化,某種程度上可以更有效的產生學術或知識分工的效果,但各個學科知識的產生,並非只有一個單一的因素,特別在生產過程中,涉及多重與複雜的權力關係,已非使用一個學科的分析工具,就能產生有力的解釋。換句話說,每個學科的分析工具語言,都只能呈現世界的一個面向而已,而“跨越邊界”追求的是一種思維方式的突破,讓各種理論在相互挑戰及辯詰中,能協助我們攫取一個有力的解釋與批判的視點。像東方主義,已不單只是跨理論的主義學說,它已是一種跨國界的知識批判準則了。

在今日,跨學科的確已成為一個耳熟能詳的名詞,也是不同學科間對話的一種表現。如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即把跨學科這樣一種思維,作為一種重要的思考基礎,特別是強調人文與社會科學之間,如何可以對話與資源交換,在方法論上,相互彌補理論上的不足。但每個學科的問題意識、理論原則與方法意識的差異,導致出現一些可跨與難以跨越的部份,這也造成跨學科在實踐上的難度。而東方主義,卻是殊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