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種姿態與理論的鮮明，不是靠知識學說堆砌出來，而是在實踐與理論結合與反芻檢驗下，逐漸成為一種熟悉的大眾符號（popular sign）。像薩依德與東方主義，它所涵括的不只是在東／西方二元框架下，殖民國與被殖民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狀態，放在更廣闊的一個視野來看，它或許還代表了一種人文主義的思考，知識份子的知識批判，以及一套對世界解釋的法則等。

薩依德已不是薩依德，這樣的說法，像是戲劇中一句吊詭的對白，但讀到了“薩依德在中東已變成大學”的故事，提及一些中東學者對他的想像，如何認為他的學問已經大到包含了大學所有的項目，即可猜想他們心目中薩依德崇高的形象與地位，同時也是一名不斷“挑戰權威與正統”的知識份子。又如瓦勒瑞．甘乃迪（Valeria Kennedy）在《認識薩依德── 一個批判的導論》中談後殖民理論的“三位一體”──薩依德、霍米巴巴與史碧娃克時，仍不免需點出薩依德為巴勒斯坦事務戮力奔走，還有其清爽的文字論述，如何使他的觀念影響得以走出學院高牆，形成一種普遍的觀念與行動力量。這大概也可以說明，薩依德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多於理論價值本身。

我們其實也可以檢驗一下，在報章評論或學術論文中，對後殖民理論的運用，對薩依德理論的嫻熟，其實是大於巴巴或史碧娃克。我們當然可以解釋說，薩依德的東方主義理論，是後殖民論述開展的奠基，而巴巴與史碧娃克，只是企圖彌補《東方主義》理論框架的不足，以及對該理論進行深化的回應，況且兩人的著述，較在理論層次上打轉，其影響性可想而知，就較拘限在學院派中人。

不過薩依德學說之所以成為奠基，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像著名文評家劉禾曾一針見血指出，薩依德與東方主義，之所以在70年代的美國造成傳統學科分類制度的震撼，主要是從《東方主義》開始，它撼動了大學的學科分制；而薩依德的後殖民論述，進行了大幅度的“跨界”（crossing border）行為，從文學批評領域，跨到政治、歷史、文化、大眾傳播，女性主義範疇等，形成一個“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的思維與研究方式。

東方主義跨越學科邊界的行為，其實是具有一個批判的基礎的。像薩依德本身就不滿文學批評領域裡，刻意“去政治化”的行為表現，他對新批評學派的微言也在於此。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他汲汲從十九世紀經典文學中，尋找文學家與帝國主義的共謀關係，他甚至認為，如果沒有歐洲的帝國主義，十九世紀的英法小說，不可能有如此的發展。如此而言，對帝國知識建制化的批判，已不是單純的文本分析，文學的政治性與權力關係的掛鉤，嶄露了人文主義裡意識形態的表現，那不能是一個被故意忽略的現象，更並非只是一個屬於文學上的問題。

其實，學科分類的專門化與細緻化，某種程度上可以更有效的產生學術或知識分工的效果，但各個學科知識的產生，並非只有一個單一的因素，特別在生產過程中，涉及多重與複雜的權力關係，已非使用一個學科的分析工具，就能產生有力的解釋。換句話說，每個學科的分析工具語言，都只能呈現世界的一個面向而已，而“跨越邊界”追求的是一種思維方式的突破，讓各種理論在相互挑戰及辯詰中，能協助我們攫取一個有力的解釋與批判的視點。像東方主義，已不單只是跨理論的主義學說，它已是一種跨國界的知識批判準則了。

在今日，跨學科的確已成為一個耳熟能詳的名詞，也是不同學科間對話的一種表現。如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即把跨學科這樣一種思維，作為一種重要的思考基礎，特別是強調人文與社會科學之間，如何可以對話與資源交換，在方法論上，相互彌補理論上的不足。但每個學科的問題意識、理論原則與方法意識的差異，導致出現一些可跨與難以跨越的部份，這也造成跨學科在實踐上的難度。而東方主義，卻是殊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