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六月號刊登了台灣後殖民理論學者廖炳惠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參加為薩依德《東方主義》出版二十五年周年慶祝的研討會的報導。來自各國的學者，對東方主義理論的貢獻或拘限展開了熱烈的批評與回應，足見薩依德在知識界與學術界重要的地位。而《東方主義》所涵蓋的問題討論與批評意識，已不限於文學批評領域，反而延伸至外在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機制，成為一個跨學科的理論資源共享。

令人感興趣的是，薩依德的學生在會議上針對他的批評路數，點出他基本上是從葛蘭西到盧卡奇，再到阿多諾及傅柯的的批評譜系。唯可惜是，該報導未對這譜系作詳盡的紀錄。但這樣的一個譜系，已露出端倪，讓我們窺見一個思想學者的思考發展脈落，如何在前人的思想理論中吸收、揚棄與轉化，進行一種具批判意識（critical sense）的理論創作工作。閱讀薩依德，如果不試圖解開他思想中的關鍵詞，恐無法在他眾多著作中得到交叉閱讀的愉悅，如他所提倡另一種批判性的對位閱讀方式。

追溯這樣的譜系是需要的，思想體系的建構，不能脫失個別相關問題的邏輯性。像薩依德一以貫之所關心的，始於對帝國的殖民知識與經驗的批判，進一步審視與提醒大眾，這些知識與經驗，如何在後殖民國家／情境中再度被制度化（複製）。他首要把矛盾指向當時的小說家，是決定西方與“他者”關係的主導者，於是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他對許多著名作家與經典，毫不留情揭露情節與人物設計中殖民權力的偏見。包括其中夾雜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複雜糾葛的關係。

由此可見，理論的創造從來不會是憑空而生，問題意識有所憑藉，也具批判的基礎。薩依德曾批評傅柯的理論，因與自身的經驗過於密切而脫離現實。而他要呼喚的是歷史的情境，把理論放在現實具體問題中討論，所以他說自己對具體問題興趣大於理論問題。葛蘭西的知識份子與霸權論，盧卡奇談客觀與主觀的緊張性，阿多諾的文化工業與傅柯的權力與話語論述，確實在薩依德思想中留下深刻的烙印。

歷史基礎是先決的條件

薩依德是在美國最先教授葛蘭西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曾經在一篇〈東方主義及其之後〉訪談中，提及他對葛蘭西提出的世俗化知識份子的概念，認同公民社會中的世俗需要，以祛除民眾的神話化思維。可是他仍察覺葛蘭西對傳統知識份子與有機知識份子類別的解釋仍是不夠清楚。薩依德甚至點出葛蘭西的問題討論中，具有的特殊的地方情境，一般人對葛蘭西思想的討論，常忽略這其中的地理因素。

在另一篇著名文論《理論旅行》中，薩依德暢談盧卡奇如何從資本主義與物化關係中，提煉出具抵抗性的階級意識，最終在他人理論挪用中被簡化，繼而點出理論情境化後，原有的意涵被加減的問題。這不只牽涉詮釋者處於的現實情境，也關乎詮釋是經由何種語言閱讀理論文本，語言的翻譯，已經是一種再創造過程，像後殖民批評大師法農，通過法文版本來閱讀盧卡奇，並將之置於殖民語境當中，卻意外使主客觀性得到和諧的交融。薩依德欲突顯的，還是不同的歷史根源問題。

至於傅柯，他雖多推崇，但也清醒認識傅柯對權力的態度，他曾寫了一篇〈傅柯與權力的想像〉，批評傅柯過度集中在審視權力勝利的方式，卻以一種較欣然（pleasure）態度來看待權力下的犧牲者。他甚至不諱言到後期，他對傅柯已經興趣索然，特別是因為傅柯對帝國主義與非西方國家的忽視。他在另一篇〈語言、歷史和知識生產〉訪問中透露，對於權力，他一直都是抱著懷疑與敵意的堅定心態。

延著薩依德的批評譜系，我們了解他在前人理論中究竟作了怎樣的批判與轉借，並置於具體的問題意識與語境中開展論述，特別是他一再強調的歷史基礎（historical roots），是理論應用時的一個先決條件，這也是進入及批判薩依德思想很關鍵的一支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