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評學者徐賁在〈修復公眾形象的策略〉提到說，修復形象是一種話語行為，主要的管道是媒體。可是，如果老百姓不信報紙，報紙的話語行為就無效能可言，說得我心裡戚戚然焉。但更痛快犀利的一句是：“既然媒體是政府的喉舌，政府要建立好形象，當然必須讓報紙、廣播、電視說真話。報紙不能充份取信于民，這本身就關係到控制媒體的政府的形象。那么‘誠信’指的究竟應當是什么？”可見這問題，還真是放諸四海而準。

像《紐約時報》記者虛構新聞，假新聞被揭露，讀者難免從此提高警惕，心中那一把尺恐怕更嚴了。百年老店為修復公眾形象，總編輯下台以示負責仍是不夠。生活中普通人說了一句假話，以後就算說真話，也難掩別人眼中若隱若現的蛇影。更何況是一個具權威性的公共媒體，如何拾回權威、補救形象，恐非一朝一日可得。

換個方式來想，如果讀者不相信報紙，政治人物竭盡力氣在媒體上塑造形象，將如何讓讀者信服。徐賁說得沒錯，政府要是聰明，就應該讓媒體說真話，媒體說了真話，形象也才真實。但我們也許會發現，如今公眾形象，是塑造的也好，修復的也好，只有政治人物與媒體在唱雙簧，鎂光燈讓政治人物得到虛榮感，記者漂亮的文字充當化妝師，隔天報紙上的圖文並茂，建構了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舞台。但弊病出現在於，政治人物從來無法理解，沒有獲得百姓“認可”的公眾形象，只是自彈自唱的虛幻舞台，有觀眾認可並參與的舞台，才能促使自我形象趨向真實。這個被認可的舞台，即是公民社會的另類場景。

所以說，政治人物若不講求形象包裝，恐怕就得落伍，但找錯化妝師恐也會弄巧成拙，需付出慘重的代價。特別在面臨一些危機時刻時，誰的名聲和形象最好，所說的話也較有份量，一說大家就信。若不，常開空頭支票者，鑿鑿之言只會被當作笑話，或被視以反面教材。不過可惜馬華的政治人物，要找出有鮮明形象者，好像也不太容易，如那一致性的制服，呆板與單調，政治語言也枯燥無采。大概因為如此，我們讀政治新聞的標題時，也難讀到精采的警句，有時也不能怪責是編輯的不用心。

虛假表面底層藏暗流

此外，我們似乎也缺乏有效的公眾制度來檢驗／揭露一些假話與謊言，並且為此承擔責任，看來唯有民主法制社會才能把不真的話減低。薩依德在《遮蔽的依斯蘭》，說到了政治人物與媒體的共聯結構，使新聞報導成為一種制度性的話語，我稱之為官方的花襟。有時不免捫心自問，到底媒體是在監督政治人物的權力，還是在共享權力？龍應台說握筆是一種權力，但新聞工作者手中的筆，是否也是一種權力？哪是誰的權力呢？

媒體本來就應站在政治人物的對立面，而非稱兄道弟的關係，否則如何談獨立，如何說批判？而政治人物似乎忘記反叛也是人的天性，溫馴才是經由訓練而成。長期限制媒體說話的權力，只會造就一個沒有社會力與活力的大眾空間，而沒有言論和批評的自由，政治人物又怎知自己的形象評價呢。

未當捷克總統時的哈維爾上書給總統薩克說：“生命不可能永遠被摧殘，在沒有活力和虛假的活動表面下，有一股暗流正在緩慢地、不知不覺地衝破這個表層。也許要經過一個很長的過程，但終有一天，這個表層將會支撐不住而裂開。這個時刻將是在一種新穎的、獨特的和看得見的事件發生的時刻……歷史已不能不被理會。”的確，在虛假活動表面底層，還是有大大小小的社會力量在迸發。

說到暗流，想起了烈火莫熄。那天在《民間》評論舉行的〈追索華人思潮〉論壇上，何啟良期許烈火莫熄，為社會帶來變革，但這么久以來，報紙卻一點也熱不起來。其實，政治人物的聰明與否，我們從媒體中就看得見。誰說真話，誰說假話，攬鏡自照。政治人物若選擇活在媒體的虛假空間，不讓媒體說真話，那形象就不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