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文化熱似乎漸漸在復甦，特別是儒家這一系統，孔子學會、朱子學會與天人文化書院，欲為傳統儒家招魂、重建道場，孔子見著，恐欣慰言“吾道不孤”矣。但要在馬華這塊土壤推動儒學，阻力確是不小。

首先是，“傳統”在現代，一直是個被誤解的名詞，一般人愛把它與古老、陳舊、保守等詞相關聯；加上五四時期反傳統思潮的影響延續，若未能把握反傳統的思想基礎，恐把儒家視為吃人的老鬼，反彈心理很強。二是儒學人才與研究的不足，目前大多數的儒學活動，走的是“普及化儒學”路線，缺乏有全面、深刻的研究作為思想的引導。在儒學民間化過程中，以通俗化作為推廣手段，原無可厚非，但不能不慎許多義理精粹被簡化，減的結果，就是文化儀式與符號肆行。對這樣一種“民間儒學”興盛現象，以及可能引發的問題，也許要加以關注。

中國文化原包涵了儒釋道，但儒家不只與人們日常生活實踐緊密相關，在中國歷史上也被官方意識形態化，成為一種統治的力量、鞏固皇帝權威的合法性，又或以禮行法的工具，便利於政府進行所謂的社會控制。這導致政治儒學的意識形態，進一步滲入日常儒學當中，對老百姓生活影響鉅大。不過今日儒學一再被強調，主要是其奮發與積極的精神，一般學者相信，加以適當的轉化，能效益的不只是在人文精神或道德重振層面，甚至擴及經濟、環保領域等。

但民間團體在推動中國文化傳統時，經常過度強調它的“中國性”，應用的語言常停滯在“中國文化是我們的傳統文化，身為華人不能不了解儒家……”類似的話語。這樣子的說法，恐把視野收縮了，若嘗納入世界文明體系以觀之，又或把儒家作為一種人文資源與現代思想的資源，或許可避免因過度灌輸強制性的文化認同，會在年輕一輩身上引起不適應感。同時若以懷舊心態來看待文化傳統，最終將把傳統當成一種裝飾，糟粕盡收，所以如何形成一種批判性的傳統，更是迫切需要。

另外，民間的發揚與推廣也不能只憑一般熱誠，或辦一些會議與研討會，使華社瀰漫在的濃濃儒學風氛圍當中，就心滿意足。這樣只會把儒學風格化，使儒學只能依靠這種方式生存，依附在形式而失去其本體。本體指的是儒學本身的生命力，如何可以有它自身滋長的土壤，並融入大眾的日常生活與思想體系。擁有了下層的普及推行，也必須有上層的學術建構，加緊對中國思想與文化傳統的研究，才能雙軌交叉而行。若走單行道，上層儒學恐將脫離大眾，成為貴族思想，而下層儒學傾向儀式化與表演性，就變成符號化的儒學，失去其真實的思想與文化意義。

回到現實的問題是，我們對中國文化的把握究竟有多少？對中國思想的譜系能否能窺其全貌，非只緊捉孔孟這一塊？關於漢代的政治儒學，宋代的理學、明代的心學，以及清代考據學，這樣一個思想脈絡的演變，有著怎樣的了解？若以傳播學的角度來看，儒家在馬華意味著什么？中文系強調的儒學教育是以怎樣的形態出現？民間推廣的儒學精神如何作用於馬華本土？

在日本，朱子學的傳播被理解為“近代的系譜”，已是日本學界的共識。如汪暉在《亞洲想像的譜系》所說：“日本在李朝和江戶時代曾經出現了貴族制崩潰並向平民社會過渡的過程，它們或者實行了科舉官僚制，或形成了新的農民以及武士階層，並構築以道德教化為主的社會秩序，而朱子學的傳播促成了這一社會變化的重要因素。”（可參《視界》第8輯）日本學者溝口雄三也稱朱子學是“一種與近世相適應的近世儒教”。

朱子與陽明思想與日本思想界淵源很深，它能促進日本社會甚至是政治改革，主要是一群思想學者能深刻掌握其核心，在本土語境里完成相應的意義轉換後，提煉出獨特的思想體系而獲得變革動力。所以說，推廣文化傳統，實不能用以華團辦活動的心態與形式，又或僅僅視為一種中華符號，否則，根紮得不深，只能浮游或淺擱在中國文化的思想河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