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芽蘢”這個地區，是個擁有混雜個性的景點。其混雜非在混亂、無秩序之意，而是多種互不相干的街頭景象，構成一幅多重交叉的文化圖景。如各種具地方特色的美食、仳鄰而座的回教堂與善緣堂、公開站街性工作者的交易空間等。雖已聽說在荷蘭，一般性工作者如百貨櫥窗女郎般展示，隔著一面玻璃窗，任人挑選，但這裡觀看是沒有玻璃的阻隔，也難怪闖入大半的男性，是為觀看而非消費而來。轉入較昏暗的後巷，卻大多數是印裔與泰裔的稚齡少女，前巷與後巷兩種不同的樣態，劃出了種族性與權力空間的複雜關係。

後來在一條巷尾發現一間小廟，吸引人目光的，是一尊比人普通身高還高，威武生氣十足的關羽像，就站在大門口。他手持兵器，面朝向大路，儼然是這社區的保護神；後屋內一望，又見另一端倪，只見城隍爺安靜的居守一角。從眾神被供奉的位子，可以看出不同神祇在這社區的受重視程度，而對地方神的祭祀，往往反映出一個社區的心理需求，也具情感凝聚與認同作用。不禁然想起最近讀過的一本書，趙世瑜著《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裡頭提及城隍神與城隍廟會，或許可以提供我們如何看待與挖掘，民間信仰與宗教活動的深層象徵意義。

在明清時期，城隍神擁有被重視的地位，甚至被列入國家祀典，它被官方認可，是因為城隍神與現實中的行政官，具有對應與互補的關係。當時官方與百姓們都相信“城隍為一州軍民之保障，太守為一州之父母。其所司雖有陰陽表里之殊，其責任並無幽明彼此之異。”所以城隍廟會是各地城市中最大規模的廟會活動，也因為禮制每年規定舉行三次祭厲，所以又有“三巡會”之稱。趙世瑜書之具啟發性，在於透過民間宗教信仰與活動，彰顯了一般百姓的精神結構裡，具有無法被意識態化的部份，特別是從民間的城隍活動文化，看見了與官方意識形態產生相對的離心力。趙世瑜在書中轉引了俄國學者巴赫汀（Mikhail Bakntin）的“狂歡”文化理論概念，藉以解釋民間文化蘊藏的反叛。

狂歡性質中的反叛

在巴赫汀理論裡，狂歡節代表的是多元、非中心與眾聲喧嘩，同時也具有反權威、反專制、爭平等、爭自由的傾向，甚至是具有顛倒官方意識形態的政治等級和宗教等級的作用。狂歡節的中心場地是“廣場”，那是一個全民性的象徵。趙世瑜在引渡狂歡的概念時，做了一個辭彙的轉換，把歐洲的“廣場”變成中國的“廟會”，指出在廟會活動建塑的“公共空間”當中，與歐洲中世紀廣場舉行的狂歡節，實有著許多相似的特徵。如在中國廟會活動像城隍遊會，官民同樂、城鄉居民同遊，婦女也可以較少限制的參與。在廟會表演，平民百姓可扮演上層人士，對具“官方符號系統”象徵物極其嘲弄；又或女穿男衣，男穿女衣，顛反傳統性別角色。這種種場景（spectacle）的演繹，確實達到巴赫汀狂歡化中“上下倒錯”的思考意義。

不過這種潛在“反”的意識行動，在巴赫汀理論當中，是作為“眾聲喧嘩’的一個特例來加以把握，試圖解構一元化的權威話語，背後寄託的是一個理想的政治烏托邦。反之，趙世瑜雖以狂歡來彰顯廟會活動的反叛性，卻較多於強調地方力量的自發性、自主性，特別是一般百姓的信仰觀念是與地方情感相聯繫，本就無法以強制性手法加以意識形態化。這種反叛的能量，象徵著精神領域的自由性，是與生俱來的自然情感，並且不受社會理性的規範所約束，它自有一套自我生發的機制。從宗教信仰與活動，趙先生進一步思索中國文化中是否只具有理性精神，而沒有“酒神精神”，企圖從宗教活動中尋找“狂歡性”，確是發人省思。

所以說，看似平常、頻繁舉行的宗教活動，顯然也是一個上層與下層社會的權力角力場，從宗教話語、行為特徵、儀式形態等，都具有濃厚與現實狀態對應的內容。從文化意義來看，廟會活動或許還扮演了一個溝通菁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平台，甚至是具有微妙的文化整合功能。這樣看來，一間廟宇、一個廟會活動、一種祭祀，認真追究起來，還真不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