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甫舉行的新加坡國際華文書展逛了一圈，心覺得疼痛，書被冷落了，淹沒在雜七雜八的文具商品之中。幸好尚有中國古籍演變史與南大史料出版前夕的展覽，為大賣場增添兩道光圈，特別是南大出版史料展，雖然規模不大，但隔著反光映射的玻璃櫃子，擺放著當年南洋大學各式各樣的學生刊物與出版品，也有觸動歷史的動力，突然遙想那不可觸及的，是怎樣的一個年代。南大政治學會學報創刊號上，一個標題：〈把青春獻給國家〉，以往充滿理想、熱情與激情的六０年代，老南大們當年的青春飛揚，劃出對未來社會的理想圖景，理直氣壯的，那一幕，逼進眼前。

我們常說，一個年代，一個模樣，年代是歷史的櫥窗。從歷史的門縫窺伺以前的他們做了什么，我們又可以為未來舖敘些什么。年代的魔力不在懷舊，不在重建，而是了解現在是如何從過去延續而來，那是一個思想的基點，社會的集體記憶，也是傳統的凝結與擴散。嚷嚷說我們沒有任何的傳統，只是偷懶的一種表現。台灣《中國時報》副刊在九０年代及二００００年，分別對七０與八０年代做了巡禮，從政治、文化、社會運動等象徵性事件，釋放大眾的記憶空間，為社會的情感解嚴，至今印象深刻。後來詩人楊澤替時報文化出版社編著了兩本書：《七０年代理想繼續燃燒》與《狂飆的八０年代：記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把經過時間反芻與沈澱的事件，按照順序擺進歷史的框架。於是，書寫成了存在的最佳證明，觸摸進入歷史的一種方式。楊照於今年初出版的《我的二十一世紀》，卻是以個人的年代記憶為主，以事件史的方式疏理自我的情感，站在二十世紀前瞻二十一世紀的未來。

回顧與前瞻都是年代記憶裡兩項重要的主題。像最新一期的《圓切線》雜誌，主題是《歷史眾聲》，雜誌中訪問了以前新加坡大學學生會主席許黛安。她以口述方式回憶，當年李光耀如何以“外柔內剛”的手段，壓制新大的學生運動，收編當時激進派的高明策略，以致在七十年代大學逐漸形成嚴密的監控網。還有新大英校生與當時南大華校生因語言、文化與政治理想上的差異，以致在各自的學生運動，產生精神相近但行動策略背弛的結果。另外，也專訪長期活躍於華社的韓山元，述及五、六０年代的左派力量，如何從60年代對社會主義持有堅定的信念，會走入迷茫的八０年代，因為看到中國共產黨治理下的中國，沒有想像中的美好，於是產生“政治失戀”之感。還有作家英培安談雜誌與書店，以及他與當時地下組織原本簡單的關係，如何莫名其妙導致他坐幾個月牢的複雜情況。這一些由民間述說與補綴起的年代風景，與李光耀那兩本可作為個人政治史或新加坡歷史“官方版”的回憶錄，故事就有很多的不一樣。

任職專題記者時，曾經與同事共同進行有關“年代專題”，嘗采訪不同年代具代表性人物，可惜後來胎死腹中。翻開紀錄簿，仍記載著左派人士祝俊雄回憶說：“雖然受到殖民地的教育，但工作之後與各民族混雜在一起，就沒有想到再回中國了。從四０年代尾至五０年代初，華人的思想也不斷在變化中。甚至在聽到有人說要回唐山時，心裡就覺得很痛。可是我到現在還是非公民，我的公民權被遞奪，說我不效忠，實在說不出這是一種怎麼樣的感觸，我們當時所付出的，就是為了國家，整個民族的團結，反中國反而變成第二個故鄉。我們的思想趨向，絕對沒有種族性！”

當時的他，已是土生土長的公民心態。為了民族間的融洽，更是積極的學習馬來文，那時華人都是自動自發在鼓吹，如開馬來班，請馬來教師等。這樣的一種情感意識，對許多年輕一輩來說，是既遙遠又陌生了。村上春樹在《海邊的卡夫卡》裡提到一個“時間的入口”問題，正可以說明年代中蘊含流動的時間意識，也包括了人們的心理時間，唯有打開時間的入口，才有進入歷史的力氣。

沒錯，六０年代是反殖與左翼力量強大的年代，七０年代剛經歷五一三事件，整個社會呈現一種休克狀態（張景雲語），迴繞在震盪與創傷之中；八０年代、九０年代呢，我們需要疏理出來的集體記憶是什么，我們需要集體發聲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