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友人從台北傳來青年小說家黃國峻自殺的新聞時，不禁覺得有些驚愕。近幾個月來，沙斯的動盪，人心惶惶，社會氣壓極低。前天新加坡捷運東北線開啟，把沈寂的牛水車弄得熱哄哄的，加上大眾書局在大華舊戲院裡新開張，人氣很旺，有一種磁場能量回升之感。於是，小說家輕生的消息，就顯得特別沈重。不是因為他是著名小說家黃春明的兒子，不是因為他同樣是一九七一年出生，而是黃春明在為兒子寫序裡那一句“恐為小說殉情”，果是一語成讖，不禁讓人思考小說的力量的兩面性，它具有提昇人性之能力，是否也具有毀滅之破壞力？

那並非是抽象的問題意識，而是具體的現實情境。耽溺於小說情節而無法抽身，恐非只有作者才會經歷，讀者也常覺察小說的“危險性”，不知不覺中走入人物情節，在小說中旅行而不知回返。電影《此時此刻》其中一名女主角，就因閱讀了吳爾芙的《戴洛維夫人》，原本打算與小說人物一起殉情，唯最後終打消念頭。作為小說家的吳爾芙不也如此，每逢寫完一部小說，她勢必面對精神崩潰的劣境，對她而言，小說是一種精神解藥也是毒藥。

對喜愛讀小說的人來說，小說永遠是游走在現實與虛構之間，在情節敘述間隱藏一種補償邏輯，這也是為何小說會讓人產生一種私密感，因為它像是一個通往作者內心世界的一個隧道，充滿各種可能與想像。當羅蘭巴特提出作者已死，把文本詮釋權交還給讀者後，縱然讀者可以從文本獲得更多的愉悅，但讀者與小說家畢竟還是隱存無形的承諾，進行思想對話與感情的洗滌。無論是多么宏偉與負載重量的主旨，它最終是指向了事理背後人類思想與行為模式的構成，像塞萬提斯《唐吉訶德》、哥德《浮士德》等。李歐芃指出小說帶出人性的反省，是要更徹底的從文學中去透視人性中的光明與陰暗，不排斥人性中的荒謬、墮落、背叛等，原是人性的真實與常態。

掙扎在被看見與不被看見邊緣

黃國峻曾承認有點雙重人格，當初偷偷寫小說，是因「人際關係不發達，想藉由寫作來與外界溝通」，於是通過小說來建立他的世界法則，所以作品呈現的常是人際疏離、不安與乖舛的主題。像他的短篇小說《渾懵記》，書寫一個具有人格上障礙的“她”與輔導員的故事，如今讀來卻像是他自述自身故事一般，那心底一處無法對外暢開的暗箱，還有猶疑在被看見與不被看見的邊緣，作出矛盾的掙扎，因為渴望與人對話，卻找不到適當表達的方式。唯在小說世界，他能暢所欲言。

這樣的生存基調與底色，無法不讓人想起卡夫卡。藉由小說與外界溝通，把文字作為情感互動，往往處在一種浮沈的狀態。說是浮沈，因為他們總在汲汲追尋一種與世界與人群相處的方式，但往往與人稍為貼進，又會覺得難以適從而急於抽身。如此回想第一次讀《變形記》的震撼，意猶存在，還有卡繆的《異鄉人》透露的精神潔癖及面對死亡的異常冷靜，都讓人不可思議生存與死亡一體的共處，原是有可能的。當文字成為唯一的救贖時，不只是小說，書信與日記，也成為另一種宣洩的管道。卡夫卡在臨終前，曾要求好友布羅德把他所有作品“付之一炬”，但朋友違背了他，也因為這違背，今天我們才有機會讀到他的小說。

台灣報章對黃國峻之死多有揣測，除如黃春明說對社會適應不良外，因最近亂象頻頻深感痛苦，正在寫的小說也寫不下去了；也傳說因為喜歡一名年輕女作家而無法解結。無論死亡的原因是什么，他終究把珍貴的文學遺產留下給喜歡讀小說的朋友。唯可惜也許如張大春所說，他是個“異質者”，是近年來最有潛力的小說家，卻英年早逝。據說當初張大春在一次文學獎評審中，為力挺黃國峻的小說，不惜把自己一萬元的評審費捐出，讓他與另一名得獎者平分推薦獎。後來才知黃國峻是黃春明的兒子，黃春明之後曾拿著一萬塊跟張大春打牌去，這件事已是文壇美事。

黃春明說，他的兒子“到上帝的花園去當園丁了。”這句話充滿王禎和悲喜語的凝重感。也唯有這樣想，一名年輕小說家之死，才會為社會帶來審視人性的正面力量，還有人與小說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