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曼大學獲準開辦，許多人將之視為華社一項重要的資產，莫不投以巨大期待。但教育與政黨本是兩種形態，教育理念與政黨利益如何共存，理會引來杞憂。莫說政治籠罩是揮之不去的陰影，觀察華社對拉曼大學的普遍反應，令人措愕的是，華社對大學理念與學術自由的認識，顯然只有低標準，而沒有高標鵠。

辦教育不能像辦選舉，重急利而忽遠效，何況是辦大學，更不能草率與倉促。然擬定今年6月開學的拉曼大學，在這之前不但沒有在大學定位與角色扮演上，展開積極的討論，現在開學逼近前夕，只見初步課程與學術諮詢委員會名單，獨遺漏啟動大學靈魂的校長與師資人選。這像是把大學搬上餐桌，唯見開胃小菜，卻不見主菜，難免讓人紛紛揣測何以“主菜單”難產。

遙想當初美國羅氏基金會決意創辦芝加哥大學時，邀請了第一任校長哈勃爾擔任籌備主席，該校長周遊列國，用豐厚的待遇，網羅第一流人物做各院系主任。美國沒有的，他就到英國找，歷時一年，人才齊備後，大學才正式開跑。那時的芝加哥大學，就被公認是第一流的大學。爾今，只聞大樓聲，不見大師影，誰來規劃拉曼大學的學術方向，其所奠基的大學理念是什么？

“大學中學化”走倒退路

須知大學之所以為“大”，並非只是充當廣開門戶的“大學堂”，以為“大學就是大家都來學”的意思。拉曼大學作為第一間華人民辦大學，在某個程度上，寄託了華人長久以來企望擺脫大學固打制的情意結，一不小心恐使龐大的民族意識淹蓋了民主意識，忽略現代大學應有的基本準則與文化精神，皆奠基在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上。

特別是在世界大學普遍面對大學精神衰微時，或許該回到教育基本面上尋求制度上的革新與觀念上的改變，如“什么是大學”、“一流的大學”、“大學精神”以及“現代大學制度”等，在我國辦大學的情境與路徑上重新定位。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就曾說：“大學之發展是國力的一個指標”，要把大學辦好，不能不把握住定位，在理念和角色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該謹記的是，大學不是官僚養成所，如果“胥乎權位，無關學術”成為大學理念，其後果可想而知。“大”之形成有其基本元素，一是自由思想，二是大度包容，而大學成就的體現，就在於人才培養與學術成果這兩方面。思想之自由，是世界之通例，確保大學教員發表的思想，不受宗教與政黨的拘束，像我國規定教授與大專生簽署行為操守協議書，恐淪為他國之笑話。

想想，此舉莫不使“大學中學化”，走過了被動接受知識的中學階段，在原本應注重個性張揚、活潑靈敏思想的大學時期，卻讓學生的創造與思考能力，重新束縛在權威鎖鏈當中。這不但使大學精神普遍存在的5大特質（獨立性、自由性、批判性、創造性與包容性）蕩然無存，削弱了大學內的群體批判力量，大學研究如何能對社會與公共政策產生影響力？這無疑是走教育倒退路。窄眼光與小胸襟的訓練方式，淡化了大學的社會責任，恐會製造一群不學無術的學氓學棍而已。

學術獨立自由，但不與政治脫節

其次，尊重學術自由的政府，才是真正尊重民主的政府。在維護學術獨立自由問題上，有兩點值點探究的是：一、學術超越政治，不等於與政治脫節，二、有關“學術清高”，文人蔑視政治的習氣。一般而言，華社對學術尊重不夠，主要是缺乏歷史眼光與視野，學術本是社會的元氣、政治的命脈，中國所謂的“學統”、“道統”或“政統”，都有學術為學理依據或統治基礎。

如果依著名哲學家賀麟指說：“政治是學術理想在社會人生的應用、組織和實現”，把學術與政治形容為“體”“用”關係，仍是不出“學而優則仕”的思想範疇，但也須展開另一思考點，要如何讓學術凌駕政治之上，並駕馭之。這等於是說，政治與學術仍可以分工合作，唯必須倚靠自由民主政治體制來實現。若此而言，真正獨立自由的學術，不是與政治脫節，而是能影響與支配政治社會，“磨而不潾，涅而不淄”，堅守其獨立價值之餘，也不逾越學術規範與倫理。

故捍衛學術自由、獨立與尊嚴，更需要個人的政治意識來進行判斷。學者可以有清楚的政治立場，但不強迫把其立場灌輸給學生，反之若全無政治意識，卻恐無法拿捏兩者之間的分際，容易為政治所收編。文人向有政治潔癖，認為要維護學術的純正性，須在行動與意識上切斷與政治的關係，對種種政治現象采取輕蔑或幽默嘲諷。不屑於談政治，卻間接形成對政治縱容的態度，從而失去了當一名敢於發言的公民資格。

以上所言，或多處仍待商榷與檢驗，但在未來大學“學術政治化”或形成更複雜的局面，我們不能不及時尋求對策。而華社對大學的觀念，不能只停留在低標準，反應對大學理念與學術自由應舉以更高的檢驗標準，避免學術被政治人物任意宰割，最終犧牲的是缺乏支持系統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