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文明的挑戰：族群政治中的宗教戰爭？(回應文)
「此文為【2012年10月亞洲思想界上海論壇─變動中的世界，變動中的想像】Asian circle of Thought 2012 Shanghai Summit(World in Transition, Imagination in Flux)板垣先生演講回應文「
一、 不只是一個單一的伊斯蘭世界
昨天在外灘美術館聽了板垣雄三先生和張承志先生的對話以後，思索了許久，也試圖反省與調整自己的發言基礎，嘗試以一種相對化的角度，重新梳理自己對「伊斯蘭世界」以及「穆斯林社群」的理解與情感。兩人的談話，讓我想起薩依德對巴勒斯坦的情感與行動，以及薩依德在《遮蔽的伊斯蘭》(coveringIslam)一書，遣責西方對「伊斯蘭世界」的東方主義眼光。伊斯蘭與西方，伊斯蘭與中東，伊斯蘭與東南亞，伊斯蘭與日本，伊斯蘭與中國等，要如何理解各自在歷史中相互牽扯的根源性問題？而這些歷史根源性問題，在宗教文明傳播過程中，或依據不同的現實語境，重新問題化、結構化，但也可能面對變形與變質的可能。換句話說，我們將看到不只是一個單一的伊斯蘭世界，而是一個多層次、有差異，充滿張力的伊斯蘭世界。這往往是一個宗教文明在歷史起源、傳播與再形構中面對的普遍問題。有關這一點，待會會在回應中加以陳述。
二、「思想中」的「伊斯蘭文明」以及「現實中」的「伊斯蘭世界」？
首先我想表達我對板垣先生的尊敬，板垣先生是讓人敬佩的思想家與行動者。作為一位年齡已高達八十一歲的長者，他仍然積極向社會與世界發声。無論從人生或知識經驗而言，我只處於板垣先生人生的中間，實在不敢說要整理他的思想體系，或是他眾多深邃思想中的觀點。但幸好在東南亞伊斯蘭世界氛圍中生活與感知，游移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之間的位置，讓我有機會反思板垣先生提出的宏觀理論，提出一些或許不是很成熟的想法，向板垣先生請教。
讀板垣先生的文章，我有一個感覺是，在思考世界的文明戰略結構以及日本本身的戰爭責任，他不斷在變動的歷史與時序當中，把握形構歷史原因和歷史解釋的各種複雜因素。在這同時，發掘浮潛在歷史洪流中被忽視的問題，說明它們在世界版圖的重要性，例如伊斯蘭文明在東北亞及東北亞歷史的重要性。這樣的問題意識與他中東研究者身份緊密相關。
宗教文明是世界文明發展的重要基礎和內容，我們可以從世界不同宗教的起源與演變，了解他們彼此共通的普遍關懷與價值，但往往宗教文明間的調合與演變，又受區域現實與社會結構的影響，包括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因而出現不同的想像。簡單來說，如同其他問題一樣，我們也必須叩問「伊斯蘭文明」對我們意味著什么？我們如何重構所謂「思想中」的「伊斯蘭文明」以及「現實中」的「伊斯蘭世界」？
我很欣喜讀到板垣先生提到伊斯蘭文明經由「現代性」過程來落實(一)多元主義性質的普遍主義； (二)多樣性的尊重； (三)對少數的尊重，等等。但我的困惑是： 通過不同位置的歷史主體的反思，「伊斯蘭文明」所成就的「伊斯蘭世界」往往有不同的面貌。「伊斯蘭文明」在馬來西亞儼然已成為宗教主義、馬來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結合體。而這樣的一種結合體在馬來西亞，如何可能避免未來成為「族群政治中的宗教戰爭」，是我所關心的。因為宗教真理實踐合理性的判斷，是掌握在信徒手中，一如 JonElster(埃爾斯特)所說：「宗教要求的內容與說服力是由信徒所抱持內容所決定，而非根據信徒對信念的支持而定」，借用這說法來審視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文明與馬來社群的關係，然後再把它放到族群關係中來檢視，便不難發現，宗教文明理念所訴求的「神權」，很容易被「公權力」所綁架，以致無法真正履行其文明價值中的寬容、多元、正義等。請容我花一點時間來說明這部份。
三、 伊斯蘭教與馬來人
馬來西亞是個多元族群與宗教信仰的社會，無論是牽涉同性戀抑或改信回教課題，都會糅雜政治、宗教信仰、倫理與族群的複雜因素。追根究底，馬來西亞社會神權勢力的擴張，必須回溯至馬哈迪執政時期的「伊斯蘭化」的政策理念。伊斯蘭政策不只是把伊斯蘭價值全面實行在國家行政上，更明確的政策是國際伊斯蘭大學的建立、伊斯蘭銀行以及伊斯蘭文化課程成為馬來學生的必修課程。頗為吊詭的是，馬哈迪在1982年曾經邀請當時擔任馬來西亞伊蘭教青年運動組織主席的安華加入巫統，這之後「象徵巫統和伊斯蘭復興運動的結合」開始了。研究馬哈迪政治的邱武德(Khoo BoonTeck)曾形容馬哈迪為「皮影戲的操弄者」、「發展之父」、「將馬來西亞擺入世界地圖的人」，在1981年至2003年長達22年的治理，他留給馬來西亞人的深刻印象，不只是在1991年提出的「2020宏願」工程以及1998年發生戲劇化的安華事件。他在國際場合中擅以「伊斯蘭教領袖」姿態批評西方的資本主義心態，在國際間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得到讚譽，堪稱為第三世界的主要代言人。
邱武德也曾指出，馬哈迪式政治（mahathirist politics）的成功，關鍵在於他的強勢領導風格建立在三個基礎之上：高速成長與持續繁榮，民族主義願景與群眾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馬哈迪長期以來要把伊斯蘭教價值理念契合於馬來民族主義與馬來西亞資本主義，藉以發展結合伊斯蘭教的生活方式與工作倫理，伊斯蘭教價值已成為治理與行政體系的指導原則。馬哈迪時期巫統(umno)實施伊斯蘭教化政策，已把伊斯蘭教上綱成為執政黨的主要政策，伊斯蘭教事務是政黨事務，也是國家的事務。例如馬哈迪在1997年巫統大會的演講說：「五十年來巫統皆為維護馬來人的尊嚴而鬥爭。巫統的鬥爭不能和伊斯蘭信徒的鬥爭分離。因為顯而易見地，當巫統成功，當馬來西亞成功，全世界就會宣佈這是伊斯蘭的成功。」
另外，伊斯蘭教也是鞏固馬來民族主要的宗教身份認同，「馬來民族」與「馬來主義」是以伊斯蘭教義為聯繫基礎，通過服膺相同的伊斯蘭教誨與實行相同的回教儀式與實踐，並以馬來人的「現世成就」作為伊斯蘭教徒應履行的責任，建立牢固的「共同體」與身份認同意識。馬哈迪在90年代意圖打造「新馬來人」論述，就提出應該重視「現世」甚於「來世」，強調以內在精神的驅動力與責任，追逐物質成就，這非出自私己目的，而是為了促成回教的成就以及榮耀阿拉，《可蘭經》第六十二章「聚禮(主麻)」(11)載：「你們信仰真主與使者，你們以自己的財產和生命，為真主而奮鬥，那對於你們是更好的，如果你們知道」，這是阿拉給予人們在現世奮鬥的考驗。
「馬來人」(melayu)的字眼早已出現在七世紀的室利佛逝王國。到了十五世紀，該王國遺族逃至馬來半島，在馬
在50年代獨立之前，「馬來人」原本具有複雜的文化混雜形態與對國家的想像；馬來亞獨立後，多元差異的馬來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在國家權力統合與歷史建構的權威支持之下，漸趨形成一種具排他性的狹隘「馬來主義」，不但受到憲法法律權益的保障，也享有政權與資源分配上的特權。今日馬來西亞的「馬來人」，已統合在馬來主義與馬來民族意識形態底下，成為可辨識的「族群共同體」。當馬來人不斷從土地根源的歷史詮釋來強化「原居民」的身份時，非馬來人便成為許多馬來人眼中的「外來者」。
四、 伊斯蘭社群與其他社群的緊張關係
接下來想舉兩個具體的現實案例說明之。(一)有關「阿拉」名稱之爭。馬來西亞國安部在 2007年，突然就馬來語天主教周刊《先驅報》使用「阿拉」一詞來稱呼上帝而提出控告，理由是它會造成混淆，使伊斯蘭教徒以為天主教的阿拉就是真主阿拉，因此錯信基督教，引發了伊斯蘭和天主教社群之間緊張的關係。最後馬來西亞高等法庭判決天主教刊物可以使用「阿拉」來稱呼上帝。在判決之後，大概有九間天主教堂受到攻擊與破壞，引發一般民眾對「極端伊斯蘭化」的疑慮與擔心。另外，也有一些極端與暴力的反擊行為，例如有人暗中把豬頭丟到回教堂。所以前面我所說的「戰爭」，不是一般意義的宗教聖戰，而是從挑戰各自的容忍底線開始，以捍衛各自的宗教神聖名義，破壞對方的神聖信仰空間。
如果回到歷史，可以發現「阿拉」個這個阿拉伯文，在中東埃及、敘利亞或全球最大的伊斯蘭國家印尼，基督教徒可以阿拉來稱呼上帝。另外，早在一世紀天主教傳入馬
(二) 是改信宗教與搶屍問題。馬來西亞《聯邦憲法》第11條款賦予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不是只有非伊斯蘭教徒享有這項憲賦權利，換句話說「改信伊斯蘭教」並非只關乎伊斯蘭教徒的權利。過去幾年，有不少宗教局搶屍的案例，引起了伊斯蘭社群與其他宗教社群的張力。例如在兩年前，已故登山英雄慕迪的遺體爭議。慕迪也是陸軍，逝世後宗教事務局告知其妻子，慕迪已在逝世前改信修斯蘭教，他的遺體必須由伊斯蘭教法來埋葬，但妻子堅持丈夫仍是虔誠的興都徒，妻子決定通過法律途徑上訴，最後卻敗訴。還有不少搶屍案例最終說明，旨在增加伊斯蘭信徒的人口。
最後我想說的是，伊斯蘭作為全球重要的文明之一，它在回應及挑戰西方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秩序，有其重要的項貢獻。但從以上我們可以了解，當伊斯蘭文明和種族和民族主義維繫在一起時，「文明」的意義有可能會變質。甚至於在多元族群社會，宗教文明的競爭或可能釀成所謂的「宗教戰爭」，雖然它背後往往是族群政治的游戲，更貼切說，是為了捍衛族群邊界使然。
請原諒我暴露宗教、種族與政治間的荒謬，同時使用了「宗教戰爭」強烈性的字眼，那雖不是歷史中宗教戰爭的意義，卻是我們努力避免與克制的。只是體悟宗教文明的轉化與實踐，有許多人為的操作，回歸原來的文明價值便變得艱巨。在此我想向板垣先生請問的是：
(一)宗教文明雖然有其普遍性關懷與價值，但價值往往有所競爭，在多元族群語境底下，要如何處理「宗教價值競爭」問題？
(二)東北亞與東南亞對伊斯蘭文明的歷史認知與想像或有不同，如何相互協調整頓進入世界史的版圖？
(三) 如何看待「思想中」的「伊斯蘭文明」以及「現實中」的「伊斯蘭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