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為 2013年4月北京會議「1949：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歷史、思想和文化意涵」圓桌論壇發言稿」

大家好，首先要感謝賀老師的邀請。其實要不要來參加這個會議，當初自己有一點猶豫，因為我雖然也是中文系出身，不過我的專業訓練是在古代思想史。我是馬來西亞華人，現在新加坡大學教書，自己也關心新馬兩地當代知識分子的問題，所以我覺得參加了兩天的會議，自己慶幸沒有後悔參加，甚至還收獲很多。在兩天的會議當中，我自己領悟比較多的，是大家以不同的方式去追問歷史以及探尋進入歷史的方式。另外，是怎麼樣重新問題化「新中國」這個概念，以及探討建國所包含的各種問題意識等。尤其是有關知識分子主體的問題，究竟在1949年之後，有怎麼樣的改變，而這些變化的進程和模式，又如何影響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與精神面貌，這部份給予自己很大的參考價值。在馬來西亞，要建立當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和精神主體，常常會面對困難。這個困難在於馬來西亞是一個移民社會，我們所面對的是好幾種不同的精神傳統，可是在不同的精神傳統當中，又是處在一種零碎和裂變的狀態。昨天會議中，倪偉老師在談胡風的問題時，提到在1949年之後有一個精神傳統裂變的問題，這當中有左翼和五四傳統文化。其實若追溯中國和新馬的歷史關系，這兩種精神傳統，同樣的延伸到新馬兩地，甚至在新馬本土語境也展現出延續中的裂變情況，所以這兩天自己有很多的觸動。

另外一個是建國的問題，本來我想在發言時談多一點，但是剛才羅崗老師已經談了不少，昨天任佑卿老師也提出韓國的例子，我就簡略說一些。在馬來西亞談建國，由於不一樣的歷史脈絡與意義，衍生出來的問題不盡相同。馬來西亞是在經過一個反殖、抗日之後，不斷的協商和談判達到「獨立」的結果。在之後的建國進程中，如何處理政治體制、族群權利以及經濟資源的分配等，有一個關鍵詞就變得重要──「平等」。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怎樣建立一個平等的政治以及社會體制，走向更民主化的發展，我們不斷在思考，尤其是如何在建國的歷史意義中把握獨立的實質意義。

在國民和公民之間

我發現同樣的詞匯，在不同國家的歷史，會形成不一樣的語言思考方式。像大家談很多有關「人民主體」的問題。在馬來西亞的建國進程中，我覺得有關「人民主體」這個論述沒有很顯著。知識界或評論界更關註的，是在思考「國民」和「公民」之間的問題。可是國民和公民之間的問題，背後凝聚不一樣的情感，回到族群結構脈絡里來理解的話，一般我們在談國民問題時，會發現大部分華人，基本上對國民的這個概念是不具認同感。主要是馬來西亞建國以後，馬來政權和早期的英殖民地政府有過協商，彼此之間分享許多保障雙方政經利益的條件。所以在建國以後，以馬來人為主的政權，很大部分還是延續殖民地的政經體制。對華人來說，「國民」的概念是以馬來族群為主體，這當中有一種不受國家承認的感受。後來，不少知識分子採取的對應方式是：我們不談國家，我們談「家國」。究竟是國先於家，還是家先於國，我覺得表現出大部分華人的認同方式。如今，我覺得馬來西亞有很多的改變，特別是公民意識的加強。這幾年馬來西亞社會運動的蓬勃，更多的華人試圖用一種公民的視角，嘗試轉化國家和人民之間的關系，更貼切來說，是要去改變政府和人民的對待關系，比如說，把政府看成只是一個代理角色。所以我覺得談建國的問題，在不同的歷史脈絡底下，它的意涵很不一樣。

「馬來亞」是革命的延續空間

為了讓今天的回應有一點點的貢獻，思考怎麼樣去談1949年以後的新中國，我擬了一些方向。我想簡單談一下新中國和馬來亞的關系，特別是談「革命離境與革命話語再生產」的一個過程。我一直在思考怎麼樣才能夠更好的理解1949年新中國建立的前後發展，因為我沒有一個實質的歷史經驗，或者是身體感覺，但我想或許可以重新問題化，藉此打開不同的視角，所以我想要追問的是：1949年這樣一個充滿飽滿意義的起點，對當時的馬來亞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不只是把目光放在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如果用更長時段的時間來看的話，我們可以瞭解從1919年開始到1949年(或之後)，中國和馬來亞之間存在著頻繁的變動與移動關系，尤其是人的移動，如何改變了兩地之間的關聯。例如在20年代開始，有所謂的南來文人和南來作家，他們對馬來亞的文學文化和政治的發展，有很多的牽連關系。這里我想指出，最明顯的是馬來亞的左翼文學。

新中國建立以後，我們看到比較明顯的，不僅是中共指導馬共思想路線的政治牽連，中國的建國文學也主導著馬來亞的華文左翼文學。特別是毛澤東的文藝理論，在新中國建國後不斷被確立之後，它也成為馬華左翼文學重要的創作理論指導。我們可以認識到，無論是從政治革命思想，抑或馬華文藝創作的思想路線，「馬來亞」作為一個空間，其實是一個境外的革命延續場。換句話說，馬來亞其實也成為毛澤東思想和左翼思想貫徹的延長線。所以說，中國的革命話語和馬來亞的革命話語，這裡面所聯系的反殖、反帝、反封建思想，兩者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互動關系。這當中剛好又碰上50年代的這個時間點，那時馬來亞有各種不同的思潮或意識形態的競爭，這個空間其實非常有思想張力。

許多南來的作家和文人，他們在馬來亞旅居一段時間之後，對這塊土地有著較深的認同，便產生較明顯的「馬來亞意識」。這樣的意識，曾經在馬華左翼文學論爭中產生效應。當時的爭論是，馬華左翼文學究竟是要以中國的革命文學，還是由馬來亞本地化左翼的文學來推動？所以我們看到中國革命和馬來亞革命是緊密聯系的。而恰恰好在50年代的時候，因為有馬來亞化的問題，它又必須要回到馬來亞的在地脈絡，去理解中國革命在馬來亞這個空間的變化，甚至要調整理解的視角。所以像剛才提到中國革命文學和馬來亞本地左翼文學之間的競爭關系，更具體化的說，針對寫作方法和題材的爭論，應該以中國還是馬來亞為主，我覺得必須回去處理的，不只是文學史的問題，還有要梳理複雜的歷史問題。例如，50年代的馬華左翼文學如何再定位？初步的理解是，這個再定位，指的並不是簡單的延續中國革命文學的傳統，相反的，正是不少的文學史研究者，把它看成是馬華文學和中國文學分家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革命語言的在地化

中國革命文學和馬華左翼文學的話語競爭，發生的時間場是在1947年，所以我們可以回到1947年歷史現場來考察。尤其是，我認為這里頭蘊涵革命語言在地化的過程。當時在馬來亞掀起一場重要的文學論戰，主導者是左翼／馬共作家周容，可能在座有些研究左翼文學的老師熟悉他，他有一個筆名叫金枝芒。當時他提出很重要的一個觀念，就是說文藝是要表現「此時此地」，他批評說，如果「手執報紙，眼望天外」的話，其實是僑民文藝。他也批評當時一些南來作家，說他們還是以中國為主體，不去關心當地的社會，甚至用了調侃方式說他們是逃難作家、僑民作家。不過，當時也出現了反對周容的聲音─胡愈之。當時胡愈之被中共指派到馬來亞以後，主持了一個《風下》周刊，胡愈之在周刊里回應周容時說，他認為馬華文藝的獨特性不能離開「中國化」，因為國家文藝的獨特性是表現在「民族形式」，把馬來亞視為中國文藝的「海外版」。郭沫若當時也發表意見，他認為不要把馬華文學分成「馬華文藝」和「僑民文藝」，這樣會把馬來亞的革命和中國的革命機械性的分割。所以說，1947年的文學論戰，讓我們瞭解中國革命文學跟馬華文學話語之間的競爭。

在這之後的1948年，是馬來亞歷史的轉折點。其中有兩個部分。第一，我們看到在政權上，在1948年2月，英國和馬來人達成協議組成馬來亞聯合邦的新憲政，這個新憲政是英政府有意要分割新加坡和馬來亞兩地。當時英政府已經準備讓這個馬來亞逐漸走向自治。第二個部分是在1948年6月的時候，英軍政府宣佈了一個緊急法令，在這法令下把馬共宣判為非法組織，可以不經審訊逮捕。本來馬共在馬來亞的歷史地位里，在抗日上有非常巨大的貢獻，可是我們今天在談馬共歷史定位的時候，有關他們在建國史是否具有貢獻時，會遇到非常多的爭議。

馬共被宣佈為非法組織以後，就開始走入森林開始游擊戰，一直到1989年12月，簽署了和平協議才結束抗爭。為什麼要說這一段呢？因為在1948年，我們看到有一個反差的現象，如果把它和新中國的建立關聯的話，會發現當毛澤東在中國節節勝利，最後取得新政權的時候，馬來亞的共產黨和革命文學其實正面對潰散的局面。當時左翼作家當中，有一部份是馬共作家，他們辦了很多份的刊物，像《民聲報》、《戰友報》、《南僑日報》等，但在1948年以後，他們失去重要的「戰場」，不只是政治抗爭的陣地，也包括重要的文化陣地。在50年代以後，這些報紙沒有了，剛才所提到馬共作家周容，也已經轉入森林，但他們在森林里還是不斷有創作，甚至從事大量的翻譯。周容走入森林後，還編了一個馬共文學雜誌《十年》。馬共文學雜志依循的依然是左翼革命文學。在這文學雜志中，他們回應了先前1947年，有關應該要依循中國的革命文學，還是此時此地的精神的爭論，他們採取的回應方式是─履行「雙重任務」。雙重任務當然是一種比較全面的方式，就是說你要關注當地的馬來亞，但不能拋棄協助中國人民的解放運動的意識。

1950年代馬共走入森林後，馬華左翼政治革命的話語，開始由本地人來承擔。第一個就是我們看到，在新加坡高揚毛澤東思想統戰的政治工作者林清祥，他後來也成為李光耀最頭痛的反對者。另外一個，是延續我們講的左翼文學話語這個部分，體現在馬華文學批評家方修的文藝思想。但抱歉鑒於時間的關系，無法詳細的展開。其實當時的馬來亞，不僅是有延續的左翼革命文學，另外也出現了反共的文學雜誌，叫做《蕉風》和《學生周報》。《學生周報》的前身是1952年在香港辦的《中國學生周報》，它在1958年遷至吉隆坡出版。《蕉風》則是一份標榜「純文學」以及以馬來亞為主的文學雜誌，它後來也形成馬來西亞現代派的陣地。所以我們發現前面談的延續中共的革命文學、反共的文學，其實和獨立建國後所形成的現代派和現實派有著密切的關聯，都是十分值得繼續探討的。

我最後想提出的問題是：新中國的建立，其實強化了中國境外的革命論述，但面對不同的在地歷史脈絡，革命話語必須要有所調整，「此時此地」的提倡，除了受到馬來亞意識的激發外，也有意要拉攏更多的本地文人。從這里我們可思考，我們看待新中國和馬來亞之間的關系，它其實是處於一種在離境與回返的狀態，因為有些人不只是到馬來亞，之後他們也回返中國。在這種來來回回的關系當中，怎麼樣去看待革命話語的連動關系，又或反過來思考，馬來亞的這一種革命運動以及革命話語的再生產，對新中國來說意味著什麼。好，我就說到這里，謝謝。

(*此文為參加「1949: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歷史、思想與文化意涵」會議圓桌討論的回應文，2013年4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