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顫抖如蠅之翅翼，
在不安的國度到處奔衝。
-------（聶魯達《船歌是終》）

文風電郵來邀寫序，信中提及相識近二十年一事。經他一提，確是驚愕。從關丹丹布爹中學到阿布峇甲中學，再到報館成為同事，後來大家又各自留學。他一直都在美國，我則從台北再到獅島，這樣的輾轉，確是二十年了。由於起步較晚，在刻上時間向度的學習歷程中，對知識的渴望、對社會的介入，對自我的要求等，如何可在學術與社會之間，尋求一個與大眾可溝通、可理解的渠道，文風無數次表達他的迫切與焦慮感，在這點上，我是深有共鳴的。

中學時期的文風，已予人「好辯」的印象，這種特質延伸至今，似乎使他成為「真理越辯越明」的忠實信仰者。這也導致他的文章勢態是如此的鮮明，「辯」與「論」的性質同在。他的筆鋒，只問道理，不問對象，偶爾還展開一種「喋喋不休式」（nagging)的議論。比如同樣一個課題，用好幾種筆調或側面不斷去談論，這自然引發兩種迴然不同的評價。一或言之緊追不捨，緊咬問題，一再逼問；一則或嫌之嘮叨，迂迴纏繞，重覆乏味。

然而寫評論文章，每個作者都有預設目的。有者想經營一套文字論述，有者著重提出新觀念，也有些是為破除陳見，為闢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而寫，有些或純粹抒發個人觀點等。一寸方塊，各有主意。但方塊專欄的作用，卻可大可小，雖然不必天真的以為它能改變些什么，不過文字仍可敲起「雜音」，讓一些當權者耳根不得清靜，更重要的是，如何破除有偏見與具壓迫形態的社會意識結構。無獨有偶，文風議論的中心關懷，由媒體課題、宗教觀念到性別問題所組成的一個「問題圈」，正是影響社會深層意識構成的幾個要素。

在一個半民主半自由的社會，當社會的價值觀念無法通過大眾的參與公開辯論，並在缺乏一套可供檢驗的機制時，它很容易落入某種權威的掌控而導致失衡。由於資源的過度集中，往往造就不少掌控主流價值的形成與傳播的「當權者」。例如現今的媒體狀態，當一些報館以其文化代言人或歷史見證者，凌駕於媒體本身的角色時，它如何影響讀者對媒體角色的認知？表面上，掌握媒體資源者試圖顯示在提供一種有意義、有創造性的生活，但一家報紙倘若過度強調其文化傳播的角色，卻規避其媒體專業或媒體倫理職責，無疑是偏離媒體角色影響的真正意義與價值。在這時候，如何揭露其本質，便極其重要。

至於後兩者，更涉及如何超越傳統與保守力量的困難。宗教原是強調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它具有一套牢固的道德與價值觀念，繼而影響人們如何認知這個世界，並對種種事物作出詮釋。但也正因為其神聖性，構成了另一種權威形式。舉凡有權威，就會形成偏見，包括了「經典」的詮釋權威。神聖與經典的形成，本來就攀緣著傳統生長，在一種「神話情境」中不斷被壯大聲勢。因此挑戰者需面對的，不是一個小社群，而是一個龐大的傳統，這無疑是艱鉅的。像聖經中對同性戀者的態度，似乎成為文風與人辯詰的中心議題，從中可見他嘗引導人們回歸人道精神，揭示權威主義的真面目。

權力，常讓人自我封閉在自我陶醉的世界，從而使自己的角色無限的膨脹。更可怕的是，它造就了社會意識一種可怖的野蠻與粗俗，以真理或意義之名，形成一種或隱或顯的壓制文化，長久下去，這恐為偽知識與偽文化製造土壤。文風之所以在文字上喋喋不休，自可深究其原因。那是它嘗試繼續發揮影響的一條道路，在思想與精神的領域，抵抗著。

捷克異議份子伊凡‧克里瑪（Ivan Klima）在《布拉格精神》一書中曾說道：「權力是沒有靈魂的，它來源於沒有靈魂。」的確，唯有能力捍衛自己的靈魂與內心的正直者，隨時準備放棄一切，乃至犧恓行動自由，甚至是生命，它才能壓倒因失去靈魂的恐懼。因此一個人才能在心裡，獲得真正的自由。以文字挑戰權威者，許多時候似乎只能以一個孤立的反抗者的恣態佇立著，而且寂寞，更遑談如何在抵抗中捕捉一些的自由感。不過像克里瑪一再強調：「我們的希望就隱藏在那些傻子的行為裡面」，這樣的講法，也許能撫慰一些暗流底層奔衝的不安，並給予少許的慰藉。

（本文為作者在歐陽文風新書《我只想說真話！》所寫之序文，由大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