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超華主編的《歧路中國》（英文版已於2003年在英國出版），紀錄了十多位中國知識份子對當代中國探索的文論，打著「當代中國頂尖知識份子探索歧路中的中國」的旗幟，擺在台灣書店的書架上，無疑具有一份吸引力。其吸引力不只在於它提供了管道，讓人了解近二十年來中國知識界所面對的主要公共議題、思潮的演變與競爭，以及在全球化體系下通俗文化與市場的趨起等。另外尚有為因應急遽改變的中國社會，知識界如何起而行，以更積極的態度，利用他們的知識養分與理論訓練，試圖藉由歷史根源的釐清，重新解釋複雜的當代社會面貌與思想狀態，以對未來提出具前進性的公共想像與願景。

作者群當中以在大學體制的學者居多，如汪暉、甘陽、秦暉、朱學勤、陳平原、王曉明、錢理群等人。不過這些作者當中除了大學教授以外，也有極顯明的學術及民間立場。他們在體制外以知識或學術論述介入社會，除了一份自覺性的社會責任的催促外，不少顯露的即是如人文學者陳平原或所說，那是一種「人間情懷」的表現。它與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者風範的區別在於，它擁有一種「學人本色」，是以知識份子意識從事學術研究工作。

這些學者縱然在社會實踐各呈現不同的形態，在如何拿捏學術與現實政治之間的關係上，想法也未必一致，但認為與政治保持距離與保持批判態度是必要的行為，卻是形成了集體共識。其實嘗以西方定義下的知識份子為準，反對與抵抗本是知識份子面對政治權力的一種姿態，若對政治權力主動的接近或示好，已是背離知識份子的原義。雖然中國知識階層並未完全脫離士大夫的情結，但許多中生代學者自90年代起，對所謂的「廟堂意識情結」即展開深層的反省與思考，這是何以當時回歸民間的呼吁，獲得知識界的積極回響與支持的原因。

歷史經驗為分析資源

細讀此書各文章，即可發現一明顯的特點，如錢永祥在序言〈歧路不必是窮路〉中指出，這些知識份子在自覺與不自覺中，都認為自己與中國近代史有密切的關聯。畢竟這與過去幾十年的「中國革命論述」（錢永祥語）不可分隔，過去那樣的一套思想意識形態，不只影響了中國政經文教的發展，也緊扣著許多知識份子的思想與心靈。這種心靈的深層結構經過長時間的發展，雖然在今天獲得某些程度的放鬆，但如果不回去釐清過去的歷史經驗，卻也無法找到問題的實際癥結及前進的動力，於是如何把觀照問題的眼光，上溯到近代歷史，以能攫獲一種更宏觀及具演繹性的解釋脈絡，才能更有效的回應中國的當前問題，所以導致許多中國知識份子不約而同走上相同的路子。

對過去作疏理固然是屬於歷史的課題，但他們在如何尋找分析路徑上，似乎呈現出更明顯的方法意識，即不從事一般意義的歷史研究法，而是從思想史或學術史路子著手。思想原是行動的意識指導，思想的發展也決定著社會的實踐與精神狀態，因此追溯這些思想形成的起源與過程，也可理解目前知識界思想所可能存在的思想分化，也許只是一條路而產生了岔口，並非全是兩條相背單行道路所致。從長時段的時間審視當中，也可警惕這其中存不存在思想的陷阱與盲點。

至於以「分別源流」為主的學術史，以陳平原為例，他所持的學術立場是冀能「進行學科清理，包括概念的釐定、文化模式的重新解釋，以及借助文化現象來理解思想的演進。」比如在《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中，縱然是對一個文學學科的根基作出反省，但因為文學機制的發展，無法脫離政治與社會體制，其中也涉及現代國家民族意識，以及國家權力對文學的制約等。在這層面上，尋求另一種的文學形式解釋與思路，不只是推動學術進展的需要，它更包含了尋求如何超越現實對學術所產生的內在制約的一種可能性。

因此無論是從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分析與解釋，書中的中國知識份子對以下三種條件特別關注：一、對歷史經驗的理解與把握；二、對知識資源與分析工具的擴充；三、深化思想與論述的能力，有了這幾種條件，才能把問題討論提至高度，把多重糾葛的問題脈絡疏理清晰。所以這本書除了展示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與精神面貌以外，也導引出如何切入認識中國當代問題的方法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