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新加坡草根書屋的老板英培安，接手已具五十年歷史的青年書局。青年書局老先生把書局裡約八萬塊新幣的書，全部送給了英培安，頗有以他為書的繼承人之意，也希望「青年書局」這老字號得以繼續生存，這件事一度成為文化界的佳話。在這期間，英培安以青年書局出版社名義，一口氣出版了《青年叢書》四本的文學書，以及《文史叢書》之一的《馬來紀年》。戲劇化的是，短短半年，如今書局再度易手，書店重新歸還老先生，箇中情形，錯綜複雜。

青年書局位於書城百勝樓二樓（草根書屋斜對面），位子不算差，不過樓上就有大眾書局、友聯書局和友誼書局，後面就有今古書店。但這幾間書店的書種還是各有特色，比如「今古」專賣馬新研究書籍，也有一些已絕版的古典的中國書；在友聯書局則可以找到不少香港出版的新書和雜誌。友誼書局專攻中國書，大眾書局則以台灣書為主。而草根雖然也以台灣出版的書為主，但書店書種陳列很清楚，中國文化研究類，社會科學類、文學類等，還有一個女性主義的專櫃。不但如此，還可以察覺其選書眼光的獨到，透露書店老板的個人品味。但草根樓下的長河書局與商務書店，也常可獵獲不少中國出版的好書，尤其是長河書局，中國雜誌相對的齊全。

百勝樓附近可說是一個以華文書店為主的文化圈，裡面的廣場不時也有舉行大型的中文書展，但多是拍賣一些舊書，對各書店其實也構成不了威脅。青年書局在英培安接手後，確實大有起色，但要一人撐起兩間書店，也不是易事。幾年前曾經專訪英培安，他曾提說有三種人其實不常愛看書的：一是教師、二是作家、三是記者。這一番話雖沒有實際數據的佐證，但出自於一位書店老板的觀察，的確也叫人嘩然，因為這三領域的人可說是文字工作者，以文字傳播知識與觀念，又怎不愛碰書呢。他說這種情況這幾年來並沒有多大的改變。

工具性思維與單調的閱讀趣味

這種情形不難理解，特別是指中文書籍。在大學裡以中文系為例，其實不少學生閱讀英文書籍的速度比中文快，對西方學者的熟稔也甚於中港台的學者。雖然學校老師都是歐美或澳洲的留學背景，學生在中文的領域也接受了西方訓練下的中國思維，但究竟是要「西體中用」還是「中體西用」，仍胥視個人的選擇。在自身的教育基礎背景底下，學生無疑將選擇對自身有優勢的語文，這是很實務的一種表現。

不過英先生所感嘆的，卻是新加坡人的工具性思維與單調的閱讀趣味。但我想這已是許多地方普遍的一種現象。南方朔曾經有一個巧妙的比喻，他說閱讀的人就是敲鐘的人，年輕的時候智識有限，小力的敲，得到的回聲也小；年紀大了閱歷豐富了，用力的敲，回聲就很大。換言之，讀書是一種行為，看一個人的努力程度而定，而鐘是不變的。但工具思維抹殺閱讀興趣，就在於讀書不被看成是一個重要的價值，它能不斷打破我們原先的認定與成見；反之大多數人卻以「反饋論」來衡量讀書所帶來的好處，有用無用成了尺度的標準。

至於單調的閱讀趣味，則受報紙書評版與講座的影響。媒體具有感染與加強效應，一般讀者只是依賴報紙的品味來選書，這也是大多數人可能買書，卻沒有逛書店發現好書的習慣。這裡並非全然抹殺報紙在推廣閱讀方面的功能，但因為它必須顧及讀者的普及，導致一些嚴肅性的書籍大多被割愛。加上現在強調專業的分工時代，讀書成了只閱讀與自身有關的專業書，而非讓自己成為「專業的閱讀探索者」。專業的閱讀者，能在幽深的書叢林當中，為自己開拓閱讀小徑，建構不同於人的知識譜系，並創造更豐富的閱讀經驗。

英培安本身也是作家，最近還自資出版自己的詩集──《日常生活》。他的感嘆讓我想起詩集中《悲歌》的其中一段：「我在市井中販書賣畫／入暮時仍零售著我／久已荒廢了的史籍／詩書。」這首詩寫於1978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