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濁流的一生，盤桓在抗議與堅持、追尋與叛離的流離，以「鐵血詩人」的形象，屹立於台灣歷史長廊，以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和《台灣連翹》，確立他在台灣文學史上的重要定位，以他獨資創辦的「吳濁流文藝基金會」、「吳濁流文學獎」和《台灣文藝》，在戰後聯繫起台灣文學的命脈，以致於各種關於吳濁流的主流論述，多半聚焦於「孤兒意識」、「認同情結」與「台灣精神」，在社會現實、政治創痛與家國展望中蹣跚爬行。

隨著文學研究的開枝散葉，以及文化論述漸次成熟分化，吳濁流的相關論述，慢慢擴及文學元素、女性形象、殖民意識，或者是各種客家文化議題的探討……，討論範疇容有擴展，探討的意涵仍籠罩在宏大敘述（grand narrative）的「硬理解」中，充滿了「鐵」的剛烈和「血」的悲愴。

如果跳脫演繹絕對威權的「理性鴻辭」，在鐵血詩人、孤兒台灣和文化客家之外，重新以一種更為人性化、更具有人情味的論述模式，探向一種具有曖昧暗示的「感性微言」，透過微小敘述（small narrative）的「軟理解」，窺看吳濁流生命裡小小的缺隙、小小的遺憾，是不是更靠近人性的芬芳和美好？

從1900年這個他出生的特殊紀年，對芬芳土地的生命依存，到並肩走在他身邊一個反覆迴旋在他小說裡的溫柔女子，以及印記在他生命裡一直不能忘卻的，一條美麗而沈靜的山路，一點一滴，檢視吳濁流從這些生命細微處冒出來的烈性與深情。

1.   一個特殊的紀年

    吳濁流73歲開始起草自傳《台灣連翹》（1972），開篇第一句即說：「我是1900年，十九世紀出生的，而不是出生於二十世紀的人，只差了一年，卻感覺似乎落後了一個世紀。兼之出生於台灣偏僻的鄉下，實在既不逢辰，又不適地。」（頁15）

    這是這個剛毅偉岸的老人在生命近尾聲時，仍然對自己懷著更多期許，仍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多、不夠好，仍相信自己還有漫長的「使命人生」需要奔馳的生命感慨。

    事實上，回顧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歐洲的工業革命終結長達數千年的農業生產形態，蒸汽機的發明與運用，促使資產階級充分利用科技上的巨大成就奠定經濟霸權，加深對勞動力的殘酷剝削，並且藉由侵略戰爭與殖民掠奪，在十九世紀未與二十世紀初極度擴張資本主義，形成帝國主義，各種不能抑遏的野蠻剝削，以及精神典範失陷的惶疑不安，引起不同哲學流派的質疑、思索與反叛，撞擊出世紀之交波瀾壯闊的人文史頁。

    出生在那樣瞬息萬變的年代，常常也隨著歷史動盪創造出另一種波濤華燦出來。吳濁流就出生在這個他所認為「既不逢辰，又不適地」的歷史指標裡。在急遽壓縮的時空中，經歷漢書院的沒落、日治時期的衝突，以及國民政府過渡時期的期待與失落，夾纏在中國人、日本人和台灣人的分裂、認同與整合中。一如預演了一個世紀後的我們，仍然徘徊在早期漢系移民與平埔族的混血，荷蘭和日本的殖民影響，以及1945年後匯入的中國現代文化風貌……，這一切關於台灣土地政權更迭的曲折、國家主體的認同，或者是台灣文學的掙扎與發展，經過漫長的艱難扭曲，都將奠基為台灣文化生活與文學書寫的基礎。

2.   一種土地的依存

    自認為「既不逢辰，又不適地」的吳濁流，對於他所出生的鄉居，卻生出一種「最後逃靠」的依存感。在他很年輕的時候，常常就會思索，像自己這種性格，要長久在日本人手下做事是不容易的，在他隱藏的內心底，總有一片芬芳的土地讓他依存，讓他相信，任何的衝突意外發生，最壞的結果是退職回鄉，至少，他還有一大片永不荒蕪的田園可以滋養他的生命世界。

    所以，這個充滿浪漫、充滿幻想與期待的年輕人，卻運用著最青春的想像力計畫著，找一個健康、堅強的妻子，和他一起在鄉下，依存著永遠不會辜負汗水與辛勤的芬芳土地，從煮飯到餵豬、下田，樣樣都能扛起來。因為有了這條退職回鄉的「安全撤退防火巷」，年輕的吳濁流越是意氣風發，無所畏懼，煥發出勇敢的膽識。

    曾經在回母校同學會發表演說後幾天，遇到第三高女最高年級的C，在街上向他行禮，並且交給他一封仰慕的情書；他猶豫許久才回信，那勇敢而堅決的少女，很快又在保守的年代裡直接郵寄回函來，吳濁流在「娶妻當娶鄉下人，愛情婚姻須一致」的顧慮下，不敢回覆，彼此的信函就此打住。

    兩年後，吳濁流在西湖教書的第二年，忽然接到已然當起女教員的C的來信，又接續起書信往返，並且為荒僻的鄉居教書生活帶來鮮色的熱切與等待。只是，吳濁流還是說服自己，做官的應娶適合身分的妻子，農夫則娶鄉下姑娘好，一個文弱的教書老師，不是他計畫中的對象，所以，很快他又終結了和C之間的書信聯繫。沒想到，最後他卻被父親決定的相親對象打破了他的「結婚原則」，娶了個白細秀氣，不會下田、只會做女紅的漂亮妻子。

    一直到結婚前，他在街上遇到刻意等他的C，收到她的信和親手編織的絲線懷錶袋和印章袋，只能悵悵回想，再也沒有並肩回鄉為他煮飯、餵豬、下田的「農妻」，再也沒有芬芳的土地可以依存，他只能拼命向前。                                                           3.   一段標的本人生

    他就在台灣、日本、中國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塊間，慌慌然討生活。從《亞細亞的孤兒》開始，藉著胡太明徬徨猶疑的一生，揭露日治時期台灣人在政權擺盪下孤兒般的民族性格和身分認同。常有人誤會，《亞細亞的孤兒》是吳濁流的自傳，他卻強調，胡太明不是以自己做書寫模型，胡太明和他存有許多相異處：

    1.自己幼時沒有進過書房讀書。

    2.學生時代也沒有去日本留學。

    3.他的父親雖是醫生，但沒有姨太太。

    4.他的兄弟沒有人做過保正。

    5.雖然做過小學教員，未婚前所服務的學校都沒有日籍女教員，不曾與日本女性談戀愛。

    6.雖然去過大陸，未曾和淑春那樣美的中國女人在一起。

    7.沒有被日本政府徵去做軍屬，派到廣東去。

    胡太明的生命歷程，是一種刻意設計出來的「標本人生」。藉由舊時代的書房沒落、新社會的經濟倉皇、日本的留學震撼、大陸的流離經歷和凡俗生活相對照，聯繫起日本人、中國人和台灣人，把日治下的台灣揭露出來。而後，當他不得不帶著沒辦法獨立維持生計的妻子，輾轉在中國艱難謀生，又在遍歷戰火煎熬後回到台灣，重見故土山河，讓他牢牢種植在台灣土地上，並且開始檢視長年迷惑的人生觀。他藉著回憶錄《無花果》和《台灣連翹》，提醒自己不應該再好高騖遠，凝視自己的一生，寧可像無花果一般，在人家看不見的地方開花，也要像堅韌的台灣連翹，用不屈的求生意志，在自己的土地上開花、結果、繁衍。

    「在自己的土地上開花、結果、繁衍！」這種對於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民族而言，極其自然的人與土地的綰結聯繫，在臺灣文學發展進程上，卻經歷極為漫長的摸索與拉鋸。

因為有足夠的歷練和觀察，多面思考「台灣」與「台灣人」的身份、定位，吳濁流終於能夠，把自己的生命聚焦與文學書寫，依存在一種雖然看不見，卻更加寬闊、更加永恆的「屬於自己的土地」上。

4.   一首迴旋的愛歌

站在台灣文學發展里程上，吳濁流雖以詩名聞世，真正產生深刻影響的，卻是他的小說作品。他在三十七歲（1936）時，受日籍女教員袖川激勵，以小說<水月>開始他的文學歲月。依《吳濁流作品集》歸納整理後，《功狗》和《波茨坦科長》，幾乎收納了吳濁流中短篇的全面風貌。

日治時期為背景的《功狗》，創作時間較早，篇幅短，「揭露社會瘡疤」的控訴用意較為急切，自然擠壓了氣氛經營與意象暗示的餘韻，其中，只有篇幅較長的中篇小說<路迢迢>，在愛情與時局的對峙滲透中，出現一些柔情蕩漾的情感描寫：

水圳提上有一條小徑，他讓她走在前面，水圳迂迴曲折，路也隨之彎來曲去，兩人默默走了一段，君子忽然回過頭說：「似近還遠，這就是鄉下的路啊！」他聽了立刻應聲說：「似遠還近，這就是愛情之路哩！」（頁134）

入夜後誰也不會走到外邊，因此不用擔心人家耳目，也不愁空襲，兩人都希望能夠一直這樣走下去（頁156）。

屋外萬籟俱寂，西斜的殘月掛在獅頭山上，瀉下淡淡銀輝，君子只想著將來回國後的生活問題，思源想的是君子一旦回去了，一切便都完了，彷彿能在一起這樣走，也是最後一次（頁176）。

以光復後為背景的《波茨坦科長》，加入更多意象與暗示的經營，藉由情愛的興起與幻滅，具體表現光復後對祖國夢想的熱切與破滅。其中，也有細細宛延的幽幽長路，從<波茨坦科長>與<友愛>裡延伸出來：

<波茨坦科長>：

白黃相間的蝴蝶在花間互相追逐，小鳥鳴唱，百花鬥艷，玉蘭心裡有著這樣繼續走下去、不願離開之感，花開著，花盛開著，這邊那邊……，地面鋪著白節如玉的細砂。

<友愛>：

堤旁青草茸茸，叢中雜有細小的幽花，兩人默默走在上面，柔軟的青草墊在腳底，我們的步伐隨著長堤的方向不停地被吸引到大屯山邊，徘徊於彩嫩霞綠之中，恰似聽到快樂的人生歌謠，一步一步在節奏中前進著，好像走到天邊都難止步似的（頁245）。

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前衛版），因為篇幅更長，文字裡的餘情更深：

1.  二人默默地向寂靜無人的地方走去，太明一句話也不說，身後的久子也低著頭，默默地跟著他，但彼此的胸間卻互相交流著沸騰的熱血（頁77）。

2.  二人沿著海水浴場慢慢地走著，太明那天的話特別多，一直談著留學以後的抱負，瑞娥恍恍惚惚地聽得很入神。臨別時拿出絲線編的小錢袋和掛裱袋，錢袋中裝著關帝廟的護身符，她對太明說：「這些不成樣子的東西，留著做紀念吧……」（頁82--83）

3.  天氣已進入微寒的季節，道旁的白楊數完全枯零，只留下白色的枝幹，冷颼颼地屹立在寒風中。太明和淑春不知不覺走到陵園，正在啄食的雉雞，被他們寂靜的腳步聲所驚動，譁然飛散到路邊去（頁176）。

    胡太明和日籍的久子間，只有沸騰熱血的精神交流，彼此間其實距離遙遠；和台籍的瑞娥間，多了些具體的絲編錢袋、掛裱袋、關帝廟護身符……這些台灣常民的集體記憶；和中國籍的淑春，卻在枯楊、陵園和棲復驚的四散雉雞間，從靜靜的小路轉為動亂的現場。

    藉著這些並肩走過的小路，吳濁流把情愛的興起與幻滅，引向更深更沈的追尋與失落，彷彿有一首重複迴旋的愛歌，穿透吳濁流的文字圍欄，穿透他激情的控訴、悲越的痛惜，以及難堪無措的社會現實，在社會性的揭露之外，隨著一條宛延的小路、細細的步伐，以一種寧靜的華美、無聲的千言萬語，盈溢出無限感性情愫。

                                                   5.   一條美麗的山路

    葉石濤曾經在《吳濁流集》裡做了評論總結：「吳濁流思路清晰，兼有堅忍不拔的文學魂。因此在他的小說裡，從沒有向世俗的、市儈的思想低頭過，也沒有向任何違背他立場的現實妥協過。他的小說有濃厚的社會性，這社會性決定了他底小說的特異風格，與眾不同的鄉土性，但多少也損害了小說應有的藝術性。」（頁274）

    隨著宛延小路重複出現的美麗愛歌，迴旋在吳濁流充滿歷史性、社會性和現實性的小說世界裡，顯得那麼空靈而不真實。弔詭的是，在最真實的殘破時空裡，這種空靈反而得到了想像的空間無限延伸，發展出吳濁流原來並沒有預想得到的藝術性。彷如有一條美麗的山路，囚禁在他自己的精神世界裡，在最闃黯時候，就會溫柔延展開來，隨著細細的步伐，幽幽閃著亮光，陪著他，穿走過漫漫森森的生命長廊。

很多年很多年以後，在1967年完成的回憶錄《無花果》裡隻字未提的這條山路，終於，在1975年定稿的《台灣連翹》，浮出吳濁流的生命地表：

聽到我的休養，曾是五湖同事的女教員蘭妹來看我。一個女人為了我，從銅鑼走了十五、六公里的山路，對她友誼之深，禁不住感動。那天晚上和妻三人聊到深夜。翌晨，妻因身體不便，由我一個人送她回去，兩人走過寂寞的田路或山道，我是三十三歲盛壯的男人，對方是二十七歲未婚的女性，兩人的心情也許有一點激動，緩緩的走著，被各種各樣的談話所吸引，不感疲乏，也不覺路遠，送她到五湖村落才依依分手（頁81--82）。

    這個在依存在吳濁流心靈角落不知道有多深多重的溫柔女子，是個叫做邱蘭妹的客家女子。師範畢業前和一位留學日本的大學生訂婚，未婚夫大學畢業後通信斷絕，數年艱困在遙無止盡的等待中，1925年調到五湖分教場當女教員，成為吳濁流的同事。

    吳濁流婚後帶著沒有生活能力、只能倚恃丈夫過活的妻子，在荒僻的五湖鄉間過著平凡又平靜的生活。邱蘭妹和吳濁流相知，同時和他的妻子往來親密，常來作客、過夜，三個人睡在同一張帳子裡，閒暇時吳濁流就帶著妻和蘭妹去摘龍眼或番石榴，途中遇有村中青年，常為這兩個年輕漂亮的女子之美站住呆望。吳濁流在人生遍歷後幾次回顧，這段沒有波瀾、沒有慾望的生活，其實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

    1932年，吳濁流疑似肺結核因病去職時，蘭妹從銅鑼走了十五、六公里的山路來探望他，三人重溫一夜舊時同舖的情義。第二天，吳濁流陪著蘭妹走過寂寞的田路與山道，一個盛壯男人和美麗而相惜的未婚女子，抑壓著微微激動的心情，緩緩走著，不感疲乏，也不覺路遠，直到五湖才依依分手。

    第二年，蘭妹漫長而絕望的七年等待引起未來公婆的同情，主動希望讓她自由，這時，遠在上海醫科大學求學的未婚夫卻突然從大陸回來，不願解除婚約立刻向她求婚，新婚之夜，丈夫就因被當作「中國間諜」逮捕入獄，蘭妹慌慌然備受心靈折磨，直到丈夫歸來才立刻轉到廈門行醫，沒想到，二次大戰空襲時，懷孕的蘭妹在躲往防空壕時摔下流產，失血過多殞世。

    一直到吳濁流晚年撰述《台灣連翹》時，才揭露《無花果》裡深深掩藏的這一段年輕時慎重珍惜著的美麗山路。暮年時蒼茫回首，最痛惜的是，很難想像那依依一別，竟成永訣。

    不過，生命的缺憾，常常深化了我們的人生深度，讓我們在一種反覆的疼痛與回顧中，慢慢成熟，慢慢釋放，並且學會接受缺憾中的圓滿。一如應大偉在《台灣女人》的序裡所說：「台灣女人，他們不是英雄，而是大時代的負荷者。他們沒有悲壯，只有蒼涼。」（頁3）

    吳濁流藉由邱蘭妹這個溫柔的客家女子，以及他們那條「希望永遠都沒有盡頭」的山路，在他的小說裡，孕養出負荷著大時代創痛的絕美珍珠，無數次迴盪在混亂現世中的一條小路，一段並肩行走、希冀永無盡頭的碎步，其實是他對現實的悲憐、對人生的珍惜，以及對生命的緩緩回顧，含著淚光的疼痛、月色的光澤，然後在毫無雜滓的烈性與深情中，完成缺憾中的圓滿，勉力讓自己安定下來。

6.   一個發光的遠方

    吳濁流的生命之歌，幾乎是以小說唱出他的主旋律。從1946年的《亞細亞的孤兒》開啟他對身分認同的的質疑與探索，到1967年的《無花果》和1974年的《台灣連翹》，在「自己的位置」裡努力為台灣做記錄。呈現了日治時期、世界大戰、國民政府遷台和二二八的殺戮混亂……這些驚濤駭浪的歷史；並且以素樸無華的文字，書寫愛情，書寫生命的堅持，書寫族群的嚮往與失落，書寫社會的不滿與不安，書寫在傷痛與理想交互撞擊中的生命追尋；從世紀之交的大時代，風雨飄搖的台灣土地身世變革，到吳濁流小說裡反覆出現的情節，最後聚焦在一條美麗的山路，一個溫柔的客家女子，「既不逢辰，又不適地」的吳濁流，終於安定在世紀之交的台灣土地上。

    從吳濁流第一次小說結集，即為他所刻畫的世界命名為《瘡疤集》，這是他的控訴，也是他的悲憫。他必須為自己的生命奮鬥，找出安身立命所在，他必須把所有缺憾的憤懣，轉化為能量與養分，這就是他最動人的烈性與深情，而後，隨著年光流遠，終於能夠走過瘡疤，走過缺憾，走進一條恍兮惚兮、說不盡情味的美麗山路。

    距離吳濁流出生的1900年一百多年後，這世界還是繼續不完美地運作著。

    兩岸對峙，國家認同混淆，國際烽火時起，經濟局勢瞬息萬變，還有人力難以遏阻的大自然反撲……。生活變得茫然不安，我們也有「既不逢辰，又不適地」的感慨。此時此地的我們重讀吳濁流，更重要的議題是，我們必須尋繹，究竟要憑藉什麼，做為我們「觸及圓滿」的可能途徑。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必要，像吳濁流一樣，為自己、為這個時代，為我們所依存的「此時此地」，找到一條美麗的山路，通往一個會發光的遠方。

----本文摘錄2004/12/4客委會「客家女性」論文發表會論文〈從缺憾中試探吳濁流的烈性與深情〉，原文參見http://www.fgu.edu.tw/~wclrc/drafts/Taiwan/huang/huang-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