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4-11 20:54:27fianse
我們的Gillian Lynne？
最近為了準備一場五月份的教學分享，重新整理了一下自己在這一年來所進行的課程活動，也試著去回顧這幾年對我影響深遠的人與事，例如Ken Robinson「學校教育扼殺創意」的TED演講就對我啟發甚多，當我第N次觀看這場演講的同時，無意間看到了這封信。
這是李佳燕醫生寫給內政部兒童局張秀鴛局長的一封信。我把特別與教育工作者（教師和父母都算吧？！）相關的部分標記起來。
以下為這封信的內文－－
這個真實案例過了80年，場景換成台灣，我們竟然還是這麼做，讓更多的學生孩子吃藥來解決問題。另方面，我似乎又不該吃驚才對。因為這是教育現場上專業的處理方式，只是會不會也是一種很粗暴的處理方式呢？以前我沒有想過。直到幾年前看了這個影片和這本書，然後今天又看到了這封信。我不得不認真思考，現代教育體系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呢？會不會我們一直都是集體共犯，集體被綁架，也綁架彼此。
秀鴛局長:
好久不見，我是李佳燕醫師，在幾年前因為家暴議題我們見過面，不知您如此忙碌，是否還有一點依稀印象？
黃志中醫師是我在高醫和家庭醫學科時的學弟，我寧可說他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家庭醫師，更是我長年來做一些「與醫師職責有一些關聯，卻是沒有醫師愛做」的事時，最好的醫師夥伴!從家庭暴力，婦女健康醫療，他總是走在醫界孤單卻最有力的一方。
近年來，我們從多年的家庭醫療診療工作，以及自身與周遭親朋好友遇到的現象，開始關注且非常憂心我們的孩子，在幼兒園，在學校，被老師過度判斷為過動症或注意力缺損的兒童精神疾患。即使只是一般親友聊天，只要我一提起過動兒，幾乎到處都有父母跟我說:「我小孩的老師說我小孩就是過動兒！」。
更讓人憂心忡忡的是，老師建議父母帶孩子到兒童心智科就診，兒心醫師面對如此龐大的就診病童數目，經常是以發"量表"給父母和老師填寫，來診斷孩子是否為過動症或注意力缺損(ADHD)，然後在就診一次或兩次之後，馬上開立藥物治療。兒心醫師對過動兒過度診斷與過度給藥的現象，已到達我經常接觸家長和老師時，覺得毛骨悚然的程度。我有一回到高雄市教師會演講過動兒過度診斷與過度給藥的問題時，有一位老師就說起隔壁班一位老師，全班二十幾個小朋友，就有八位被轉去看兒心醫師，看完診回來，有六位要服藥！
「過度診斷，過度醫療，過度給藥」沒錯，這是我們醫療界的通病，但是如果發生在成人身上，至少成人有自己決定要不要再繼續看病，要不要服藥的權利。但是這狀況發生在孩子身上，孩子在老師與家長的要求下，成了完全無法抵抗看病服藥的無權利個體。
當我把這可怕現象跟一群長期關注孩子與教育的朋友提起時，每個朋友都深有同感；但是，我們不能只停留在擔憂與責備老師的不擅班級經營，醫師的失職，我們希望做些事情來改變這個可怕卻不被重視的現象。
我們一群有共同憂心的朋友(包括精神科醫師，家醫科醫師，兒童文學家，教育界老師教授...)，一起討論對策。我們決定要拍攝一部紀錄片，紀錄片完成後，透過紀錄片，全國走透透，以論壇的方式，可以與家長對話，讓家長因為了解孩子的本質與教育的目的，可以自己打預防針，不要被老師或醫師不當的處置嚇到!也跟老師們對話，讓老師重回教育之根本，因材施教，而不是動不動就要小孩去看病；更希望可以跟兒童心智科醫界對話，認識教育現況，認識目前的家庭與孩子的生活處境與壓力，所謂的過動與否，注意力不足，很多時候不是疾病所致，而是生活情境與壓力，孩子需要的往往不是藥物，而是與家庭和校方的善意對話等等.........。
我在我的診所，遇到許多被老師和兒心醫師診斷為ADHD的小病人，我問詳細了之後，我的做法有打電話跟老師談、直接到學校找校長談、請孩子轉學、請父母改變管教孩子的方式........。我還有朋友們的孩子在台灣服藥，到了南非，到了加拿大之後，通通被當地的老師和醫師說：「孩子很好，沒有生病啊！」
我們已經有找到一位導演，這位女導演自己的哥哥與爸爸都是精神科醫師，也有寫了計劃書，但是，我們找不到經費。我們目前先做的動作是-先舉辦論壇。目前，五月，人本教育基金會願意幫忙主辦台北場的論壇；六月，高雄市教育局與社會局婦幼館願意分別主辦一場高雄的論壇。我們自然希望這樣的論壇，可以全島都開花！有花蓮的朋友從網路上知道我們要辦這樣的活動，很興奮，希望我們也能到花蓮辦，可是，我們沒有經費！
我們希望得到協助，讓社會大眾正視也重視"過動兒與注意力不足"被過度診斷與過度給藥治療的現況，讓孩子得以以孩子的原貌快樂長大！
但是，我們需要幫忙！於是，我就想到您了！我囉理八唆寫了一堆，希望能把我的意思表達清楚.......。附件是我們最近將辦的論壇內容，還有紀錄片的計畫書，給您參考。謝謝您願意聽我說到這裡。
李佳燕醫師
－－END－－
奇特的事發生了，我正在觀看的這場演講也提到一模一樣的真實案例啊！
「讓天賦自由」一書的作者，Ken Robinson在這場將近二十分鐘的演講裡，說他正在寫一本書，這本書（就是「讓天賦自由」）正是被這位傑出的女性所觸發的，她的故事如下：一個八歲的小女孩功課一塌糊塗，還經常動來動去、發出噪音干擾到其他同學的上課，嚴重影響教室課程的進行，後來校方認定她有某種學習障礙，建議家長或許讓她轉去特殊教育學校。幸好當時是1930年代，還未發明所謂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這個病症，如果是在現今當然就如同李佳燕醫師所擔憂的，或許就會讓這個八歲的小女孩直接服用一些治療過動症的藥物吧！
在收到學校的建議信後，小女孩的父母焦慮之餘也立即帶她去看心理醫師了。
接下來發生什麼事呢？請各位直接看這場演講或找書來看吧。我只記得我看完這段演講的分享時，淚水不由自主流下來，背部像是有股電流通過直達腦門。震撼著我。啟發了我。
這位小女孩長大之後就是和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合力創造出史上幾齣成功音樂劇（貓、歌劇魅影）的編舞家Gillian Lynne！
這個真實案例過了80年，場景換成台灣，我們竟然還是這麼做，讓更多的學生孩子吃藥來解決問題。另方面，我似乎又不該吃驚才對。因為這是教育現場上專業的處理方式，只是會不會也是一種很粗暴的處理方式呢？以前我沒有想過。直到幾年前看了這個影片和這本書，然後今天又看到了這封信。我不得不認真思考，現代教育體系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呢？會不會我們一直都是集體共犯，集體被綁架，也綁架彼此。
老實說，我身為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我就做過類似的事！因為我的無知、因為我的懶惰，也因為聽信資深同事的建議，我真的建議過家長帶學生去做類似的鑑定！
我忍不住這麼想－－這些被餵藥的學生裡，會不會也有我們的Gillian Lynne呢？但我們永遠無法得知了？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