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渡倫敦轉往巴黎

不過，華格納在里加依然是一副討人厭的樣子，由於收入不豐又不知節儉，家庭經濟更加惡化，進而負債累累。再加上人緣不佳，陷入競爭者的陰謀，因此1839年7月他失去里加樂長的職務。一群債主為了怕他逃亡海外，因此要求官方不要給他出國許可，但由於實在債務龐大，他索性帶著妻子跟一隻紐芬蘭種的大狗，越過俄國與東普魯士的邊境，冒著被衛兵射殺盤查的危險，沿著走私者闖關的路線奔波了十天，才到了皮勞鎮的小港口，登上小船「泰提斯」號，直奔哥本哈根，等到偷渡上英國倫敦時，已經在船上待了24天了。

在航行途中遇上嚴重的海上暴風雨，據說驚濤駭浪之中給了他兩年後創作《漂泊的荷蘭人》（Der Fliegende Hollander）的靈感。他自己回憶：「這次航行的危險使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有三次我們幾乎要翻船，期間更不得不在挪威港避難……。」《漂泊的荷蘭人》的故事就是在船上聽水手們講的，精采奇情的故事加上驚險真實的海上驚魂，讓華格納腦中浮現清晰豐富的色彩，也難怪他在《漂泊的荷蘭人》中把波濤洶湧描的景象描寫得如此生動！

1839年9月華格納到了英國停留8天後，又轉往法國巴黎，並住在巴黎直到1842年4月7日才離開。巴黎是當時歐洲文化的中心之一，華格納仰慕這塊土地已久，希望能在此施展藝術長才。但事與願違，他被此地的人才濟濟所淹沒，巴黎樂界對於他這位沒沒無聞的新人沒有太大興趣，根本沒有機會上演自己的作品，僅能以抄譜糊口求生，嚐盡人情冷暖。

在巴黎的3年，可說是華格納一生中最貧困的時期。他曾因鞋底破洞，買不起新鞋而無法外出。他甚至連最便宜的剃刀也買不起，經常飢腸轆轆。在他的自傳《我的生涯》中，他曾寫過下一段令人傷心的回憶：「有一天，我真的身無分文，很早我就走出屋子，一直步行到巴黎，因為根本沒錢可以買票坐車。我一直盼望著，即使能弄到5法郎也好。」這一段困苦的日子，使得華格納原本就談不上高貴的個性，變得更加自私而無情，對於一切倫理道德的規範，也都採取敵對的態度。

不過，貧困的生活和艱苦的環境，並沒有挫敗華格納的創作決心。他日以繼夜地工作，在短短的三年時間中，以驚人的毅力寫完《黎恩濟》、《漂泊的荷蘭人》兩部歌劇、一部序曲和數首歌曲。他也廣泛結交社會文化名流，開闊自己的藝術視野。作曲家李斯特、白遼士和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都是他這段時間經常往來的好友。

而他的思想也重新受到啟迪，在與這些名士交往聊天之後，他了解Proudhon「財產即是竊盜」的格言，以及唯物主義哲學家Feuerbach「基督教的本質」的精義，受到反資本主義以及無神論者的影響。

華格納曾在法國給麥亞白爾看過《黎恩濟》第一幕後，才於1840年潤稿完成該劇，但卻一直沒機會在法國演出。之後，他腦筋一轉，轉向巴黎歌劇院的經理推銷新想法《漂泊的荷蘭人》的劇情大綱，結果依然不順利，當《黎恩濟》完成不久後，《漂泊的荷蘭人》也接著完成。這段時間，他在巴黎的工作主要是把當時流行的歌劇改編成長笛或短號曲，或是擔任樂譜校對，以及報社與雜誌社的樂評。

上天似乎總愛與他作對，1840年11月19日完成總譜的《黎恩濟》，一直在巴黎找不到上演的機會。12月間華格納把譜寄給德勒斯登皇家戲院的導演，他一面等候回音，一面迫於生活辛苦兼差。不久，德勒斯登的回信表示，《黎恩濟》受到合唱長費雪（Fischer）的熱烈讚賞，男高音唱家蒂夏切克（Tichatschek）也對此劇表示酷愛，因為演唱部分剛好適合他雄厚有力的聲音。

●《黎恩濟》成功 荷蘭人開始漂泊

華格納深知德勒斯登這次機會，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此1842年初他大老遠地，從巴黎趕回德國親自參予排練。當時與他有一面之緣的海涅表示，「他看起來像個幽靈，似笑非笑、似哭非哭。」華格納所承受壓力之大，可見一班。

終於1842年10月20日《黎恩濟》在他親自指揮下首演，觀衆瘋狂的擠進劇院熱烈喝采，演出大獲成功！所有看演出的人心情都十分興奮，熱烈談論該劇成功的演出，儘管時間已晚仍不肯去睡，整個熱度從下午6點鐘一直沸騰到半夜。

第二天一早，華格納跑到劇院裡打算對總譜進行刪減，因為他覺得《黎恩濟》篇幅太長必須減短。到了下午，他重回劇院聽聽刪後版本的排練情形，不料抄譜的人卻向他表示，演唱者們都不贊成刪減，因為音樂太棒、太神聖了，因此冗長的《黎恩濟》只得分兩晚演出，而先前吃足苦頭的華格納，終於靠此劇揚名立萬。

《黎恩濟》的成功是華格納生命中的重要轉捩點，也讓他首度體驗到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滿足，更引起了德勒斯登歌劇院對他的興趣。他受邀擔任德勒斯登歌劇院指揮的職務，並於2月2日就職，除了緊接著排練《漂泊的荷蘭人》、《唐懷瑟》（Tannhauser）兩劇之外，還有一個重要任務是幫助白遼士演奏會的排演。

原本華格納也打算在德國上演《漂泊的荷蘭人》，但萊比錫方面認為此劇太陰森，而幕尼黑則認為觀眾興趣不大，柏林也透過麥亞白爾出面緩頰協調，各方都興趣缺缺。所幸《黎恩濟》大獲成功，讓一切阻力盡失，德勒斯登宮廷劇院馬上爭取，打鐵趁熱地於1843年1月2日首演《漂泊的荷蘭人》。

此劇也有人譯為《飛行的荷蘭人》。華格納根據北歐流傳的鬼船故事、海涅的小說《馮史納貝烈沃普斯基先生的回憶》（Memorien des Herrn von Schnabele-wopski）、豪夫（W. Hauff）的《幽靈船故事》（Die Geschichte von Gespensterschiff）和《魔鬼日記》（Momoiren des Satan），親自寫下此劇，而且為了效果另外加上艾利克一角。

《黎恩濟》與《漂泊的荷蘭人》的性質大異，比起前者閃爍輝煌的音樂場面，後者整體氣氛顯得陰沉，音樂中哀傷的美感，並未被廣泛接納。聽眾聽過《黎恩濟》後，再聽《漂泊的荷蘭人》會明顯感到失望。但如果從現今角度看來，在華格納所有歌劇中《漂泊的荷蘭人》是相當易入門的一齣，結構嚴謹、劇情單純、人物性格分明，又有不少動聽的詠歎以及合唱段子，相當容易給人好印象。

雖然《漂泊的荷蘭人》當年不及《黎恩濟》受歡迎，但華格納作品一時間洛陽紙貴，為他賺進優渥的報酬，也促使他獲得薩克森宮廷音樂監督的工作。只可惜這位恃才傲物的傢伙一點都不懂得珍惜，不僅揮霍如故，而且新職務消息傳出，他來自萊比錫、馬克德堡、柯尼茲堡、里加、巴黎等地的債主又上門來。這種「討債、躲債」肥皂劇般的劇情在他的一生，可說不斷地上演。

●《唐懷瑟》與《羅恩格林》

華格納因為演出《漂泊的荷蘭人》來到德勒斯登宮廷劇院，但他在此地的指揮工作卻不太順遂，一來因為觀眾不習慣他主觀激烈的詮釋，二來因他提出廢除樂團的年資制度而與團員關係緊張。

所幸，他靠自己的才氣穩住陣腳，漸漸獲得德勒斯登人的認同，才有心思開始構想《唐懷瑟》，先於1843年完成劇本，之後1844年4月13日完成全劇總譜，1845年10月19日在德勒斯頓宮廷劇院由他親自指揮首演。

《唐懷瑟》乃根據德國中世紀傳說而寫，在他的樂劇中相當受歡迎，演出次數僅次於《羅恩格林》。不僅場景描繪相當細膩，管絃語法也華麗精采，劇中多位主角：唐懷瑟、伊莉莎白、維納斯、沃夫倫、郡主等也都有鮮明性格，整體戲劇張力強大，可說跳脫義大利歌劇範疇，聞得到些許華格納獨特的樂劇風。

他透過此劇探討女性真愛救贖，精神意涵承襲自貝多芬《費黛里奧》、普契尼《托斯卡》等。好萊塢數年前也根據此劇大綱與音樂，拍攝過一部由葛倫克蘿絲、麥可道格拉斯主演的電影《狂戀維納斯》。

當年德勒斯登的觀衆看了《唐懷瑟》，感覺摸不著頭緒，比看《漂泊的荷蘭人》更莫名其妙，因此反應十分冷淡，甚至有人認為該讓唐懷瑟與伊麗莎白結婚，顯然完全無法體會華格納的隱喻。

緊接《唐懷瑟》問世的作品，是同為德國神話故事為主題的「三幕浪漫歌劇」《羅恩格林》（Lohengrin），這兩齣劇如今都經常上演，十分受到歡迎。華格納參考《羅恩格林》傳說的素材，包括十三世紀詩人沃夫蘭（Wolfram von Eschenbach）以及格林兄弟的《德國傳說集》完成此劇，羅恩格林據說就是帕西法爾（Parsifal）之子，是位天鵝騎士。《羅恩格林》也屬華格納介於歌劇與樂劇間的過渡作品，也是他首次採用「無限旋律」的作品。

他早於1840年在巴黎時就開始構想《羅恩格林》，1846年擬出草稿，1848年3月完成總譜，但卻拖到兩年後的1950年才由李斯特在威瑪首演。當時他的經濟再度擷据，精神上也孤立無援，在德勒斯登方面有男爵落井下石，阻撓拒絕他的新作《羅恩格林》在宮廷劇院演出，另一方面又有麥亞白爾忌妒他在柏林的發展。

●熱血革命導致流亡十二年

1848年，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情勢高漲，無政府主義者在德勒斯登發起「五月暴動」，打算推翻法國貴族，吃過不少貴族虧的華格納，當然也熱血沸騰地跳進這場革命，參與了反貴族、反資本主義的運動。

他在《人民報》上發表一篇名為《革命》的文章，把革命描寫成偉大女神：「她乘著風的翅膀奔馳，高高仰著那被閃耀的頭，右手持劍，左手持火炬，目光陰暗且帶怒氣，但對敢正視這目光的人們， 卻能感受到最純潔的愛的光芒。」不過，華格納跳上革命第一線，其實另有想法，一方面他希望藉政治的變動來打擊當時音樂界的頑固腐化，另一方面也希望廢除王制與幣制，好一筆勾銷他的龐大債務。這一年，正好也是他開始著手《尼布龍根的指環》創作的一年。

1849年5月德勒斯登的騷動達於頂點，甚至爆發革命街巷防禦戰，炮火隆隆情況緊急，華格納甚至不顧生命安危，一同上陣反擊政府軍，期間還冒著槍林彈雨在牆上張貼革命傳單，並於克雷斯托夫塔上堅守兩晝夜。

最後普魯士大軍前來鎮壓暴動，華格納的革命美夢也隨之泡湯。街頭巷尾貼滿了逮捕他的通緝令，上頭寫道：「本地皇家音樂官理查‧華格納，因參與暴動應受法律審判。特請警察機關注意，如在所轄地區找到華格納本人，應立即予以逮捕。」此時，華格納一看苗頭不對，馬上逃離德勒斯登，前往威瑪，在李斯特的家中暫避風頭，當時李斯特正在那裏忙著排演他的《羅恩格林》。

1849年5月19日華格納去參觀《羅恩格林》的預演，又傳來政府認為他是危險分子，下令逮捕的消息，李斯特趕緊替他弄了一張假護照，讓他離開德國避居。1849年秋天，華格納以政治犯身分來到瑞士蘇黎世，開始他長達12年的流亡生活。

1850年8月28日李斯特在威瑪首演《羅恩格林》，現場觀衆的反應與《唐懷瑟》的演出情形不相上下，給樂迷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過當時華格納已經移居蘇黎士，未親眼見到《羅恩格林》首演的盛況。以當時李斯特在音樂界的權威地位，他大力推動華格納作品，不僅成為樂壇矚目的大事，更讓華格納的歌劇改革運動獲得強而有力的支持。因此我們可以說，華格納的歌劇改革運動，是從《羅恩格林》上演之日才真正開始的。

回顧他過去的創作，從《黎恩濟》到《羅恩格林》華格納其實對傳統歌劇形式的改革，雖不算強烈卻持續地在進行。尤其在創作《漂泊的荷蘭人》、《唐懷瑟》、《羅恩格林》這三部歌劇時，更明顯地實踐他在歌劇改革方面的想法，無論形式或內容，都可清晰地看出走向《樂劇》的軌跡。尤其1849年流亡瑞士後的最初幾年，華格納更進一步在歌劇美學理論上，進行了相當深沉的思考。

而當他流亡瑞士蘇黎士的這段期間，他的《黎恩濟》等早期歌劇也開始在歐洲席捲風潮，不僅有李斯特等一干人推波助瀾，更有不少人高舉反華格納大旗，支持與反對他音樂者立場鮮明，往往針鋒相對、不歡而散。當時一位劇團主持人馬克思‧馬瑞契克就曾開玩笑的說，「我從不在人前人談論有關政府、宗教、或華格納等敏感話題。」

而其中反對華格納音樂最力的，是以寇利為首的英國（大不列顛）樂評家，他曾經表示《黎恩濟》只是「一陣叫囂」，而形容《漂泊的荷蘭人》讓人看過後「只記得狂暴與混亂的場面」，提到《唐懷瑟》則認為「從未被任何音樂作品搞到如此茫然、焦慮，也未被如此侮辱過，它糟蹋了《唐懷瑟》這樣一個好名字。」即使到了1870年華格納的音樂優勢已經全面獲勝，英國樂評人始終仍是整個歐洲，攻擊華格納音樂最激烈的一群。（之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