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04年11月12日《蘋果日報》。龍應台專欄:沙灣徑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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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可能找得出一百個方式來回答「文化為什麼重要」這個問題，但是我可以從一場戲說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別帶了八十五歲的父親去聽。從小聽他唱「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淺水龍，困在了沙灘…」，老人想必喜歡。

遙遠的十世紀，宋朝漢人和遼國胡人在荒涼的戰場上連年交戰。楊四郎家人一一壯烈陣亡，自己被敵人俘虜，娶了敵人的公主，在異域苟活十五年。鐵鏡公主聰慧而善良，異鄉對兒女已是故鄉，但四郎對母親的思念無法遏止。悲劇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潛回宋營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漢賊不兩立」的政治鬥爭之間，在愛情和親情無法兩全之間，在個人處境和國家利益嚴重衝突之間，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對母親痛哭失聲：「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

我突然覺得身邊的父親有點異樣，側頭看他，發現他已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父親十六歲那年，在湖南衡山鄉下，挑了兩個空竹簍到市場去，準備幫母親買菜。路上碰見國民黨政府招兵，這十六歲的少年放下竹簍就跟著去了。此後在戰爭的砲火聲中輾轉流離，在兩岸的鬥爭對峙中倉皇度日，七十年歲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見到那來不及道別的母親。

他的眼淚一直流，一直流。我只好緊握著他的手，不斷地遞紙巾。

然後我發現，流淚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兩排一位白髮老人也在拭淚，隔座陪伴的中年兒子遞過紙巾後，將一隻手環抱著老人瘦弱的肩膀。

謝幕以後，人們紛紛站起來，我才發現，啊，四周多得是中年兒女陪伴而來的老人家，有的拄著柺杖，有的坐著輪椅。他們不說話，因為眼裡還有淚光。

中年的兒女們彼此不識，但是在眼光接觸的時候，沉默中彷彿已經交換了一組密碼。是曲終人散的時候，人們正要各奔東西，但是在那個當下，在那一個空間，這些互不相識人變成了一個關係緊密、溫情脈脈的群體。

在那以後，我陪父親去聽過好幾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會遇見父老們和他們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場靈魂的洗滌，感情的療傷，社區的禮拜。

從《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頂似地發覺，是的，我懂了為什麼《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兩千年仍讓人震撼，為什麼《李爾王》在四百年後仍讓人感動。
文化，或者說，藝術，做了什麼呢？

它使孤獨的個人為自己說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義。少小離家老大失鄉的老兵們從四郎的命運裡認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處境，認出了處境中的殘酷和荒謬，而且，四郎的語言──「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為他拔出了深深札進肉裡無法拔出的自責和痛苦。藝術像一塊沾了藥水的紗布，輕輕擦拭他靈魂深處從未癒合的傷口。

文化藝術使孤立的個人，打開深鎖自己的門，走出去，找到同類。他發現，他的經驗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體的經驗，他的痛苦和喜悅，是一個可以與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悅。孤立的個人因而產生歸屬感。

它使零散的、疏離的各個小撮團體找到連結而轉型成精神相通、憂戚與共的社群。「四郎」把本來封鎖孤立的經驗變成共同的經驗，塑成公共的記憶，從而增進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會的文化認同。白髮蒼蒼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兒女，或者對這段歷史原本漠然的外人，在經驗過「四郎」之後，已經變成一個擁有共同情感而彼此體諒的社會。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隨地亂滾，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強韌的細絲，將珠子串起來成為社會。而公民社會，因為不倚賴皇權或神權來堅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黏合劑。

PS: 照片攝於2006/5/21，台灣高雄。
PPS: 該雕像或許就是楊四郎。台灣的石雕藝術大約源承福建閩南，細緻傳神，別具風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