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2-20 23:37:14柯品文

【學術論文】戰後台灣散文家國意識之記憶、拼貼與重構(1)

【學術論文】戰後台灣散文家國意識之記憶、拼貼與重構(1)

作者:柯品文

(本論文發表於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第三期)

 

        

 

    文學是時代的反映,在歷史的變化過程中,文學的變化亦有其複雜的過程,台灣文學自是無可避免的與中國歷史與文化息息相關。戰後中國國民黨播遷至台灣,兩岸分治,亦使台灣文學較完整脫離中國大陸成為獨立發展的線軸。

但從日治時期即肇始的台灣新文學,與中國近代史與文化史事實上是息息相關,戰後台灣政府進入戒嚴時期,文學發展上分別經歷四、五0年代反共文藝、六0年代現代主義、七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八0年代解嚴後的眾聲喧嘩,直到九0年代後的多元發展,台灣的散文書寫相較於小說與新詩而言,在台灣文學運動與文學論述主軸上相對處於邊緣地帶。

    值的注意的是「家國」的意識與記憶書寫與表現如何在散文中找到其呼應「台灣」相對於「中國」(或其他殖民地)存在的角色位置?

筆者透過戰後台灣散文之「家國意識」的書寫表現,發現家國意識在家族(以文化為主體定義的民族)與國族(以政權為主體定義的民族)兩線軸的寫作思維,散文作品中台灣主體意識的形塑被散文家書寫表現在其作品中成為一種創作的論述與意識呈現,本文即試圖透過散文的書寫表現探究戰後台灣散文之家國記憶的懷舊、拼貼與重構。

 

關鍵字:戰後台灣散文、家國意識 

 

            

壹、祖國懷舊與台灣本土之家國意識的記憶辯證

 

1919年台灣的白話文運動[1]1930年代初期,影響台灣文學、語言、族群意識的台灣鄉土話文論戰接著正式展開[2],新舊不同的文學觀念接踵而至,其中因台灣特殊的文學、語言環境,促成為期甚久的台灣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發展[3],且因為牽涉到語言、文學以及思想層次等問題,致使許多歷史與文化學者以「國族認同」意識的觀點藉以探討其發展意義,包括論戰的時代背景、目的以及爭議核心為何?整個運動的特殊性和意義在哪裡?以東亞殖民的角度來看,這場論戰突顯出什麼象徵意義?、、、等幾個有關「日本/台灣/中國」的認同問題,針對中國和台灣本身的政治環境不同,再加上表記規則及實施對象的不一樣,使得台灣話文運動這一個原本以「文盲」[4]為對象的局部性運動成為一直接介入、干預到文學書寫形式的全台運動。

1936年間,張深切與賴明弘集結了許多作家組成「台灣文藝聯盟」,同年又創辦《台灣文藝》雜誌,之後楊逵和葉陶另起爐灶,成立「台灣新文學社」,進一步創辦《台灣新文學》雜誌,表面標榜為文藝運動,實則是具有政治性的文學結社。

文化面而言,表面上台灣文學在於探討台灣人「心靈/文化」的本質,事實上是政治與社會運動所帶來的衝擊和反省,台灣文學界和藝術界人士開始正視思考台灣相對於日本殖民地與祖國中國兩者間「家/國」所牽涉的「民族/國族」的深層問題,以及在面對中國文化的梳理中,嘗試建立屬於台灣自我主體的文化存在與認同的詮釋[5],台灣如何與中國保持著「自我/他者[6]」間的對應,並賦予以文化之同理心的對待,以及如何詮釋所在的語境或文化視角,甚至是本身對於文本層次的看法都是「家國意識」的思考內涵。

家國意識的存在依靠的是「文化主義」(Culturalism)來進行集體認同的主要途徑或基礎,再延伸出鮮明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色彩(東方主義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另一形式的表現)。

二戰後,中國國民黨於1949年播遷來台與戒嚴初期,台灣文壇所進行是與台灣本土議題不甚相關的反共文學與外省籍作家的懷舊文學,維持著1960年代之前狹義概念下的台灣文學認知並呈停滯狀態,1960年代到1980年代間的反共文學[7]與懷舊懷鄉文學夾擊下,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維隨著韓戰結束,美援帶來的經濟和美式生活方式的移殖下開始脫穎而出。

可以說,1949年戰後到五、六0年代間反共、懷舊的文藝時期,散文作品中所表現出的「家/國」意識的追尋與懷念,表現在女性閨秀文學、軍中文學、反共戰鬥文學、懷鄉書寫等等,不只是單行本的著作出版,還包括文藝組織、社團、副刊與雜誌的書寫上皆各展面貌。

台灣與大陸兩者的特殊存在與關係,在「家/國」意識的散文書寫,表現在這批從中國大陸移入台灣的外省族群作家,如林語堂、梁實秋、錢歌川、蘇雪林、陳紀瀅、琦君、唐魯孫、王鼎鈞、羅蘭、張拓蕪、朱西甯、余光中、董橋、楊牧、張秀亞、張曉風….等作家身上皆有一條清晰的「懷舊」書寫主軸,「懷舊」書寫包括懷鄉、懷人、懷事、懷物雖一直都是散文的抒情主流,但這群作家散文作品中的「懷舊」往往折射出一個大中國意識的文化情境的情感向度,如琦君〈看戲〉一文寫道:

 

 來台灣初期,因為這位長輩喜歡看戲,我陪她看了不少次越劇。坐在狹窄嘈雜的戲院裡,儘管耳中充滿絲竹之音,劇情與戲詞也都熟悉,卻總引不起興致。呆呆地坐著只為陪長輩。她嘆氣我跟著嘆,她笑我也跟著笑。心情閒閒的,想的都是些陳年舊事。[8]

 

其中懷鄉的心情表現在「心情閒閒的,想的都是些陳年舊事。」又如王鼎鈞〈迷眼流金〉:

 

      那年代,我們喜歡唱歌,也有許多歌可唱。音樂老師、國文老師、數學老師都把自己喜

歡的歌交給我們,那流亡者,那闊肩厚背的黑臉漢字,唱起歌來全校各教室都聽得見。他

率領我們浩浩蕩蕩到四鄉去宣傳抗日,挺胸昂首,引吭高聲,感動得我們這些小孩都覺得

自己很偉大。[9]

 

在「去宣傳抗日,挺胸昂首,引吭高聲,感動得我們這些小孩都覺得自己很偉大。」的那些年代,祖國的中國所給予的不只是「國」的召喚,更是一種「家」的文化呼喊,於是在余光中〈聽聽那冷雨〉:

      

杏花。春雨。江南。六個方塊字,或許那片土就在那裡面。而無論赤縣也好神州也好中國也好,變來變去,只要倉頡的靈感不滅、美麗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當必然長在。因為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太初有字,於是漢族的心靈、他祖先的回憶和希望便有了寄託。[10]

 

確實,「於是漢族的心靈、他祖先的回憶和希望便有了寄託。」而張曉風〈十月的陽光〉更以諷刺的文字點出台灣安於太平時日中日漸遺忘收復祖國大事的感歎:

    

真的。很好,什麼都有了---除了秋日該有歸思以外,我們是什麼都有了。

 他坐在那裏,那八十歲的三軍統帥,他的心裡翻騰著復國!他是不願在坐在這裏了,我知

道的。六千多個在淚裡浮沉的日子,我們過夠了,中山陵上的落葉已深,我們的手臂因渴

望一個掃墓的動作而痠痛。……(中間略)忽然從什麼地方有淡淡的荷香飄來,浮在陽光

裏,猛然驚覺這正是那年秋天在玄武湖深處所發現的那朵荷花的清香,但那香味在我抬起

頭來的瞬間忽然退去了,像那些彩色煙幕,變得那樣遙遠模糊。我忍不住地再度哭出聲來--

-我分不出我是哭那遙遠的故國的荷香,還是哭這島上廉價的陽光?[11]

 

再者,林海音的《城南舊事》雖對中國封建制度給予批判與進行人性的描繪,但因深刻撫慰了當時台灣人一種國族想像的情感,也多少影響台灣社會價值觀,使得文中處處流盪的「家/國」意識在五、六0年代間成了一條既要反共又要歸鄉的文學之路。

散文當中中國各地場景的重建與文本之間的互涉,將懷鄉記憶與文本進行串連,也將中國的歷史記憶,藉由書寫再次重構,並在行文的重要段落中,找尋連接這兩者所隱喻的意象與內涵,來進行散文裡「家/國意識」的操作與對應書寫。甚至七0年代後那時新生代散文家如張錯,人在異國時面對「懷舊」之思寫來也不免追憶中國的文化與家族之根,如其文〈懷舊〉:

 

       在異國往往對某一種中國習俗或食物或花草的固執的關注,不是來自本身的興趣,而竟

也發覺是一種懷舊的嚮往。……(中間略)過往讀到聽到很多懷舊的敘述,都是很北方而

鄉土性的,可是在我懷舊的回憶裡,卻反映出這時代的一種大變遷。我雖然本身是南方

人,但我相信多數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在所謂懷舊的回憶裡,北方的印象可說是模糊或甚

至毫無印象的。我原籍客家,但故鄉卻從未回去過,倒是在大陸解放後,我們舉家遷去澳

門—一個依連著大陸的半島,而又不屬中國的葡萄牙殖民地。在那兒,我度過了平靜的童

年,而我懷舊的回憶,竟也是從這南方的小城開始。[12]



[1]  日本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成立「新民會」,並創辦《台灣青年》雜誌,展開了這一階段各項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序幕,再者有《南音》、《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等文學刊物的相繼發行,這些擺脫古詩的台灣近代文學,成為當時台灣白話文運動。

[2]  1931年,郭秋生呼應黃石輝,挑起台灣話文論戰並倡言作家應當使用台灣話文來從事文學創作,其間亦獲得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認同與支持。

[3]  台灣白話文運動興起不久即遭台灣總督府箝制,1937年之後,日報的漢文廢止後仍出現約5份漢文刊物,可見台灣總督府僅廢止日報的漢文欄,雜誌的漢文並未被全面廢止,而其爭論的重點落在台灣的文學應該使用台灣話或中國話,且描寫的內容是否以台灣為主要素材,也同時成為台灣新文學運動相關人士激烈爭論的焦點,隨後日式教育文化的滲透,這些論爭無法得到充分發展的機會,終於在總督府全面皇民化政策下退化。

[4]  郭秋生企圖利用漢字的表意象形特性,以閱讀(文學)來做識字手段,作為實踐台灣話文運動的基礎,因此,要如何「標準化/統一化/定型化」台灣話文的表記和推廣此「以閱讀來識字」的活動成為重要課題,亦成為突顯台灣的「我性」以對抗日本統治者試圖加諸於臺灣人身上的精神教化。

[5] 「詮釋」過程中所使用的神話、寓言以及各種可能的技巧類比,究竟能否如上述所言帶領讀者超越距離亦是難以預期的,參考自保羅‧里克爾著(Paul Ricoeur),林宏濤譯:《詮釋的衝突》(台北:桂冠圖書,1995年),頁2。

[6] 「他者」(other)的概念使用是為了凸顯本文方法論策略,參考自Elaine Showalter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from Charlotte Bronte to Dorisi LessingLondon Virago1982),p245~248

[7] 「反共文學」為台灣1950年代特有的文學型態,主要把反共產黨(或反中國共產黨)當成書寫的主軸,除了受到國民政府的支持外,也普遍受到1950年代以中文為母語的外省族群青睞。這些以小說為主的反共文學作家,首先是軍人作家(如朱西甯),再者是外省作家(如鄧克保),50年代是反共文學全盛時期,到60年代後仍持續有不少類似的文章發表。

[8]  琦君:〈看戲〉,摘自陳大為、鍾怡雯主編,《天下散文選(1)1970~2000》(台北:天下文化,2001年),19。

[9] 王鼎鈞:〈迷眼流金〉,摘自陳大為、鍾怡雯主編,《天下散文選(1)1970~2000》(台北:天下文化,2001年),77。

[10] 余光中:〈聽聽那冷雨〉,摘自陳大為、鍾怡雯主編,《天下散文選(1)1970~2000》(台北:天下文化,2001年),96。

[11] 張曉風:曉風散文集.十月的陽光》(台北:道聲,1993年),210~214。

[12] 張錯:〈懷舊〉,摘自陳大為、鍾怡雯主編,《天下散文選(1)1970~2000》(台北:天下文化,2001年),229~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