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殿閻君》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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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鄉土文學論戰」以來，近十年間，戰後在臺灣出生的新世代作家風起雲湧，以他們與臺灣這塊島嶼緊密切合的生命經驗，透過小說、詩、散文、劇作與評論，不斷發出聲音，各有擅場地寫出了深具臺灣經驗的佳作。他們沒有戰爭的經歷，有的只是臺灣山川河海的體驗；他們的作品脫除了流離的苦悶、亂世的浩嘆，多的是土地的踏實、現實的肯認－－他們在十多歲的階段詠讀〈失根的蘭花〉、二十多歲的階段悲嘆〈亞細亞的孤兒〉；到了而立之後，方才肯定地確知自己是臺灣番薯，渾身土氣，卻與土地相偎相依。

　　也彷彿伴隨著他們的成長，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幾乎每十年就有一次變動。這些四、五○年代出生的作家，可說是在三、四十年來臺灣社會變遷的搖籃中成熟。他們多半出生於戰後的小農階級家庭，玩過泥土、撿過稻穗；而後成長於六、七○年代工商業化的轉型期中，穿過「中美合作」的內衣內褲，迷過存在主義和搖滾樂；然後成為新生的勞工階級或中產階級，焦慮地注視臺灣現代化的腳步，有信心而又激切地期望這塊土地的改革。

　　「鄉土文學論戰」的爆發，對這群新生的作家來說，正是結束他們摸索階段、決定他們寫作生命的里程碑。部分作家，在論戰後暫時輟筆，或投入其他的政、經、社會層面；相對的，是部分作家的覺醒、堅持，以及更多作家的投入、闡揚，他們意氣風發，不為所阻，一步一步，踏著臺灣社會進展的軌跡，寫出了有朝氣、有自覺、有信心的作品。他們描寫小農階級的衰頹，刻繪新興勞工階級的苦悶，抒寫中產階級的憂慮，乃至於對轉捩點上的臺灣，提出了他們的抗議與不滿──不管有意識或無意識、願意與不願意，幾乎沒有一個年代的作家群像他們這樣，每一種不同的聲音都和八○年代臺灣的脈動相呼應。

　　也在這一群作家初升於臺灣文壇的同時，少數前行代作家開始苦心孤詣地忠告這些新世代作家，在「島物」、「島事」的寫實下，要探看世界，開拓格局，以防落入島國心態，流於「島氣」。這種忠告，的確值得新世代作家引以為戒，特別是放眼臺灣的未來，我們如期許她在世界舞臺上扮演適當的角色的話，往昔自卑、自憐的情結便必須轉化為自尊、自信，與其他國家、地區的人民共同建設美麗的世界、幸福的未來。

　　不過，在肯定此一忠告之餘，所有關心臺灣及其未來的作家，同樣也在面對著這樣的課題與考驗，那就是島物島事的刻繪，是否勢必帶來島氣？同樣地，島氣是否一定存在於島物島事之中？換個角度來看，避免或者放棄島物島事的刻繪，是否就真能免於島氣？

　　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卻不一定要立刻有個答案。也許我們應該冷靜、認真地覆按這些新世代作家的作品，從他們幾乎與島物島事不能須臾離的作品中，尋求較不偏違的了解。

　　而阿盛，這位來自南臺灣急水溪畔，在鄉土文學論戰爆發當年起步，從〈廁所的故事〉以降，近十年來不斷抒寫島物島事的散文家及其作品，大概可以提供給我們一個參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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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九七七年阿盛發表他至今仍然膾炙人口的〈廁所的故事〉以來，他的散文創作源於報社編輯工作的羈絆，並不順遂。一九八一年，他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唱起唐山謠》時，是把抒寫島物的抒情性散文與議論島事的批判性散文（所謂雜文）都為一輯；直到一九八四年才補入新作，將這本散文集拆一為二，分別收入《兩面鼓》（批判散文集）與《行過急水溪》（抒情散文），正式確定了阿盛的散文風貌。這時距一九七七年己有七年之久，可見其寫作路程上的艱困。

　　幸好苦盡甘來，一九八五年阿盛乘「盛」追擊，推出了他從鄉村階級邁向都市階級的第二本抒情散文集《綠袖紅塵》；一九八六年推出從諧謔層面深入批判層面的第二本批判散文集《如歌的行板》，連同這本抒情散文《春秋麻黃》，兩年間，三本創作，確屬豐收。這種事實，一方面自然是阿盛才華洋溢，一方面也證明了臺灣雖小，但島物島事仍無限開闊，容得一位有慧心、有定見的作家俯拾即是，不斷挖掘。

　　再仔細檢索阿盛五本散文集，無論篇目也好、內容也好，概與臺灣這座島嶼的土地、人民、生活相互關聯。當然隨著歲月的遞嬗、生命的成熟，生活經驗的富實與寫作技巧的強度有某種程度的進展（如在題材的拓展上，由鄉村階級生活的追憶，而都市階級生活的呈現，以至於本書延伸到異國接觸的思索；在寫作技巧上，由抒情散文、批判散文的明晰分野、而抒情批判雜然交織，乃至於本書觸及小說界域的嘗試），但萬變未離其宗的，是阿盛的筆一直圍繞著島物島事。它們是散文阿盛的土地，也許渺小瑣碎，卻十分堅實；也是散文阿盛的天空，看似狹窄侷促，卻無限深敻。

　　作品本身是最佳的證明，試以阿盛這本《春秋麻黃》來看。共分輯四附錄一。輯一〈春秋麻黃〉四篇寫鄉村物事，輯二〈有請蝶仙〉四篇寫都市物事，輯三〈腳印島嶼〉四篇寫離島物事，輯四〈海玉還君〉三篇寫異國物事，附錄〈武俠散文〉則存供參酌，可暫時不論（不過，這篇散文也可視為阿盛對八○年代初起的大眾文學的肯認，並可見出其勇於嘗試、突破框框的寫作個性）。四輯作品的編列與起名，有意無意中透露了阿盛的用心，由鄉村到都市、由離島到異國，阿盛行踏步趨，所見者島嶼的景色人事，所思者島嶼的過去未來，即使輯四寫韓國所見三章，也無非以彼視己，仍然投射到臺灣的物與事之上。

　　例如〈半島無窮花〉，透過「我」、「林武信」與韓國導遊的對話，展現出兩種不同的民族性格與文化自尊。在兩位臺灣觀光客的所見所聞，與不時想起、提起臺北、永康公園的牛肉麵、阿里山、臺灣東部的公路……的對話中，阿盛指涉著南韓與臺灣的相同問題，同樣地也觸及了同源文化的歧出歧入；與此類似的是〈高麗亞三題〉，經由古蹟的維護、民俗村的整建、女性處遇的不同，阿盛刻繪出了臺灣與南韓的強烈對比，這是在臺灣生長三十餘年的作家離開臺灣後必有的反應。這是阿盛在抒寫島上的物與事之際所拓展的寬闊格局。質言之，所謂「島氣」如果如一般批評家所說的「島國心態」，阿盛也是甚少這種「氣」質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