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天澳門的八十後與香港大陸的同齡人聯成一線，將“和諧”戲謔為“河蟹”，表達對以“和諧”為由而壓抑言論的不滿，他們也許不知道，和諧，曾經是讓澳門人心裡好過的一個形容詞。

　　1999年初，本地導演朱祐人拍攝的記錄片《沉默澳門人我不是》，在教科文中心上映了六場。上映前後，自己的社交圈子討論的人很多，但討論的不是片中的具體內容，而是由片名帶來的思考：我是不是沉默澳門人的一份子？澳門人是不是沉默的？對於這個問題，記錄片其實透過十多個澳門人的訪問，提供了一個非常肯定的答案：澳門人是沉默的。當年香港《明報》還這樣引述片中受訪者的訪問，並做了註腳：“澳門是一個『暗啞底』的社會”、“我恐怕被標籤為『搞事』的人”、“你一係要操行分，一係唔沉默”；“一連串關於‘沉默’的訪問節錄﹐其實反映被訪者對澳門政府、傳媒、教育制度和掌權者的不滿、恐懼和憂慮﹐是澳門人的一些共同經驗。”一時間，澳門人是否沉默，由一個本土導演的思考變成外地傳媒對澳門人特質的一種最重要理解。也是在那一年開始，原來在文學世界中被理解為對殖民政治表達抗議的沉默，瞬間變成一種經常被香港人提及的澳門人特質，回歸前大家看到的香港傳媒所做的澳門回歸專題，沉默，根本就是形容澳門人最重要的關鍵詞。 

　　也許是這個原因，回歸一周年的時候，外地傳媒會關心澳門人是否還一樣的沉默，所以當年會出現“澳門回歸周年：澳門人不再沉默”（中新社）一類的報導，特寫電台烽煙節目是個澳門人踴躍發聲的平台。可是，如果細讀該類報導，很容易發現，“沉默”其實是澳門人不大願意承認的一種特質，因為它隱含了對不公不義不敢發聲、沒有勇氣、性格軟弱的認定，所以要為澳門人的形象平反，最好的證據是發聲的澳門人多了。

　　只是，不管如何平反，沉默的特質自一提出開始，仿佛是令澳門人無法在他人面前抬頭的難堪的陰霾，揮之不去。直到有一天，那是早在內地的和諧社會理論提出以前，我們從解構澳門歷史和不斷尋找身份認同的過程中，突然從歷史上澳門的族群和諧相處找到線索，開始認定澳門自開埠以來就是一個和諧社會，並將沉默解讀為和諧的連體兄弟，“澳門人沉默？”“係啊，因為我地社會從來都好和諧嘛！”這樣的對話，開始取代承認沉默等於承認軟弱。令人難堪的沉默，因為和諧，有了出路。可是，也因為當時是一條出路，到更多人真的想發聲的時候，和諧才會成為更強大的壓力來源。

（我們的世代．之三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