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澳門人的身份認同會和報紙的歷史有關係？因為，認同有時需要想像，一個地方的人需要共同的身份，就需要一種共同的想像。很多地方，在正常的日子，靠的是國民教育或鄉土教育或歷史教育，有的地方，有些時候，靠的是媒體。像澳門這種過去在教育系統中不知如何訴說自己歷史的地方，媒體的內容，成了非常重要的身份認同來源。

　　所以，如果不計香港媒體加諸我們身上的“漁村”、“寧靜小城”、“賭城”和“黑社會為患”一類的想像，到八十年代以前，澳門的媒體（主要是報章）給我們的，大概可以概括為：“在中葡兩國之間默默謀生的人群”、“省港澳”當中排行最後最小的那個地方，那個地方上的人，是愛國的。八十年代澳門面對的一個最大轉變，在政治層面，當然是當年的中葡會談確認了澳門將會回歸的“前途”，還有“澳人治澳”的原則。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和這個政治背景有關，可是，也真的幾乎在同一時間，《澳門日報》的“鏡海版”常常有討論澳門文學的專門論述，這種討論，前後維持了近十年時間。從澳門文學是否需要由澳門人書寫，到誰才算是澳門人，再到內容是否必須與澳門有關，那些內容，當時好像是個小圈子的問題，現在回想，卻是那段日子，難得出現在公共空間的有關澳門、澳門人和澳門文學的定義的討論。而且，文學能反映社會，當年的討論，慢慢理出了好幾點對澳門人特質的理解：為什麼這麼多澳門文學是移居澳門的作家的鄉土情懷創作？為什麼澳門人很少直接書寫澳門，特別是介入社會事件和政治現實的書寫？然後，原因是澳門人口的構成，特別是寫作人口當中不少是移民，包括新移民和早期的歸僑；再然後，不直接介入社會，特別是政治，是對殖民政治表達冷漠的一種無聲、沉默的抗議。

　　可是，這樣的分析，一旦被提出，幾乎就同時需要面對挑戰，因為，到了九十年代，澳門其實已經變了很多，報章文學版面對澳門文學的經年討論，回歸前對“澳人治澳”中誰是澳門人的民間私下議論，已經悄悄喚起了澳門人的自我意識。這個意識的第一重，是對舊有價值的反思和對新價值的追尋，所以，回歸前本地導演朱祐人拍攝的《沉默澳門人我不是》，突然成為社會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