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玉鳳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

想不到一句在幾周之內幾乎被用“爛”了的電視劇對白，居然很容易令今天的澳門人有共鳴，可以用來連成個人生命體會與社會政治發展的紐帶，然後問一句：“人生有幾多個十年？澳門人有幾多個十年？”

如果一看到提問你就能感應到當中的不滿與無奈，那說明，過去那十年，你一定有一些改變；可是，改變你的不是《巾幗梟雄》裡的柴九哥，而是澳門。

澳門會改變你，因為澳門變了

根據自己在《新生代》雜誌策劃的一篇還沒有刊出的報導，請澳門人講出澳門過去十年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澳門事件，被訪者中十居其九都會提到的事件是：澳門回歸、歐文龍案、五一遊行開槍事件以及被戲稱為政府派錢的“現金分享”計劃。

看一個人時我們會見微知著；看一個社會，則應該是在每個事件背後，都能看出它所代表的變化。如果我是其中一位被訪者，我想，我會說澳門回歸與歐文龍案會是我對過去十年印象最深刻的事件，因為，從這兩年大事當中，我不僅看到澳門的變化，也看到自己作為一個澳門人的變化。

澳門回歸，如果我們不從政治制度層面去探討一國兩制是否成功等等偉大得遠離居民日常生活的命題，我們大概很容易明白，回歸給我們最大的變化，是管治權的更易，讓我們有一個新的政府。這個新政府裡的人，由一群從來沒有好好計劃跟我們溝通也因為最起碼的語言隔閡、沒有能力和我們直接溝通的葡人手中把澳門接過來，政府總部的座位，從此坐上了懂我們的話語、可以與我們直接溝通，甚至曾經在大排檔吃宵夜時與我們打個照面的鄰座食客。這樣的改變，不會令你無動於衷，因為你起碼會知道，那群回歸後高高在上的曾經的鄰座食客，曾經在宵夜的時候，跟你吃過一模一樣的一碗“燒鵝瀨”。如果回歸後你在大排檔有機會再遇上他或她，他們或她們，你很可能有衝動過去打過招呼，甚至評說一下政府的政策，因為，現在在你面前的是“自己人”；新的政府，是自己的政府，不是晾曬貨物後順便留下來管治我們然後回葡萄牙述職的外來政權。

這是澳門回歸帶給我們最大的改變：澳門回歸了，澳門的管治權變了，我們對政府，對社會的期許也跟著改變了。只是，我們也許沒有想到，這樣的改變，最終會導致的是另外一種改變。

鄰座吃“燒鵝瀨”的自己人歐文龍

我不曾在回歸前的大排檔裡碰過在鄰座吃“燒鵝瀨”的歐文龍，也不曾聽過有人遇上過那樣的情景，可是，在歐文龍案爆出以後，有一段時間很難過，是難過，不是憤怒，那種感覺，就像最終在大排檔再次遇上那個在鄰座吃“燒鵝瀨”的自己人時，赫然發現他居然是歐文龍一樣的人物。因為那時，我真正感到的，是給“自己人”出賣的感覺，因為，我一直以為，回歸以前自己對澳門對世界的不滿都是外來政權造成的，我以為，只要這個政權不存在，澳門人自己上場，問題就都可以解決了，或起碼都在解決的道路上，我寧可相信自己的政府又傻又蠢又沒經驗又會被國際來的外人欺騙，也不願相信我們的政府裡有人存心欺騙自己的人民，出賣公眾利益以圖私利。後來，我當然知道我錯了，而且還知道，錯的除了個人原因，還有一個深層的社會原因：“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這個偉大構想”在回歸前的長期宣傳和澳門人對回歸前社會狀況的不滿相互交纏之下，被逐漸簡化為一連串簡單的期望：只要是回歸了，澳門明天就會更好；只要是澳門人自己上場治理澳門，澳門的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這種簡單期望對澳門的好處，是社會可以有高度共識，支持回歸，支持新的澳門人政府；可是，它對澳門的壞處是，當我們帶著那種在長期殖民管治當中養成的公民生活經驗來到新的世界，我們一方面繼續對多數政治事務以事不關己的心態習慣冷漠對待，一方面把過往監視外來政權“外來人”時那一丁點的對政府的疑問和批判精神都上繳為對“澳人”這個“自己人”的期望和信任，對可以監督以防發生的問題喪失了預警的能力，以致最終對歐文龍案只落得震驚、難過和憤怒的結果，震驚這樣的事情居然可以發生，難過這樣的事情居然會在“自己人”身上發生，憤怒這樣的事情，居然在澳門歷史上本來可以發展得最美好的時候發生。

震驚、難過和憤怒以後，“我們”──澳門人，以澳門為家的人，究竟可以做什麼？這是很多人都提出過的問題。我一直以為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也察覺到澳門在過去兩三年間社會出現了眾多過往想像不到的變化，特別是公民意識抬頭，對政府和政治事務出現了罕有的監督意識的變化。直到最近，當“人生有幾多個十年？”成了大家的口頭禪以後，我才知道，有一種答案，應該可以是全民性的，而且，這個答案本身，也是一連串的問題：澳門有幾多個十年？我們已經錯失了怎樣的十年？

澳門有幾多個這樣的十年？

那澳門過去的十年，有什麼是獨特得足以讓我們明白那來來之不易的十年的？

首先，過去十年，其實是澳門人歷史上少有的團結十年。因為回歸，我們曾經非常的團結，準備好回歸以後社會出現的一切變革以迎接更美好的明天。可是，我們沒有利用這種團結，針對最需要民間支持去進行的公共行政改革和公務員體系改革，令這個“自己人”政府因為舊問題沒有完全解決而新問題又層出不窮的情況下，最終落得面對部分比回歸前更嚴重的批評。而且，我們也沒有利用這種團結，改革我們的政治制度，推進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選舉的民主元素，以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渠道，令澳人治澳有更健康的更新換代土壤。還有，我們不但沒有利用團結的氛圍強化社會的正常監督機制，有時還因為團結，將反對聲音視為別有用心的異類而排除在外，再以異類的標籤否定批評聲音的合理性，最終令社會缺乏健康良性的監督機制。

其次，過去十年，是澳門人歷史上少有的自信的十年。因為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澳門人出現了少見的高漲的身份認同，澳門人流露了少有的文化自信，我們沒有利用這種認同和自信，好好發展需要以此為基礎的文化產業，以為產業多元化打好基礎，為我們的下一代提供更多元化的人生選擇，也沒有利用這樣的認同和自信，將過去很容易被私人發展利益凌駕的整體城市規劃工作做好，為接下來的發展做更好的空間準備，也沒有利用這種認同和自信，鞏固社會的凝聚力。

再次，過去十年，是澳門人歷史上少有的富有的十年。因為博彩業開放，流入澳門的外來資金數以千萬億計，政府稅收以倍速增加，可是，我們沒有好好利用這些快速增長的財富，建立更制度化的財富分配機制，當大家收到一次性的現金分享的五、六千元時，我們連說了多年的智障與殘疾人長期生活津貼都還沒有落實成為制度，社會弱勢有得到金額持續增加的資助，卻沒有足夠的制度性保障，本來可以令澳門人不分階層都能透過醫療福利、交通建設、文化教育和房屋與勞工政策分享到社會發展實質成果的財富，都因為缺乏足夠的政策規劃和常規分配機制而距離一部分人越來越遠，令明明富起來的那十年，澳門居然有更多人喊窮喊買不起樓。

這樣獨特的十年快過去了，可是，出現這樣的令人恨鐵不成鋼的十年，不完全是政府的錯誤，因為這十年，我們也很容易發現，澳門社會的公民參與沒有跟上民間自己對社會發展的訴求，所以我們一直是茶餐室的私下時事評論員多，電視台的現場時評節目主動發言的觀眾少。

那接下來的十年又將會如何？下一個十年，我們應該怎樣才可以活得痛快，不枉澳門不枉自己的又一個十年？如果你已因為澳門這十年的變化有所改變，明白過往在殖民管治當中養成的生活經驗再不適用於新的世界，明白公民的參與推動才是下一個十年的一種出路，我想，那該可以是一種答案，因為，人生真的沒有多少個十年。

（回歸十年思索．之二）

原載2009年6月8日《澳門日報》「視野版」“純屬角度”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