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七一遊行以後，大家都說要汲取香港的教訓，可是，香港的教訓究竟是什麼？是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是經濟不景導致民心背向？是港人的民主訴求與政府的認知有差距？是有人存心與政府過不去？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列出不只一個有針對性的教訓出來，大家可以對問題的徵結有千百種解讀的方法。不過，這裡至少有一個問題，我們可以有比較一致的看法，那就是香港不滿政府的市民確實是不少。

香港問題複雜，我沒有能力三言兩語說出個所以然來，可是，如果重溫香港特區政府在回歸後首幾年的改革，不論是教育的，醫療的，房屋的以至公務員的，都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其施行的結果都是受影響的人在面對利益受損的同時，要背負政策支持者的道德譴責。教師在面對教改時資格備受質疑，如果不是因為沙士襲港，醫護人員的命運其實也不遑多讓。這一類的施政後果，應該說，與整個社會後來的民心背向有一定的關係。

我們都知道這個世界有一種利益叫既得利益，讀歷史的時候，常常可以看到改革觸動了某某既得利益階層之類的說法，當我們覺得改革是正確的時候，既得利益四個字，基本上是負面的。如果我們在判斷人對改革的反應時，可以先把對與錯一類的道德判斷放在一旁，以平等和寬容的態度給予受影響的每一個人一個發言權，又有讓政策制定者發揮一下解釋權，政府與公眾多一點互動，大家有時間表態又有時間消化和接受，這對制訂一個可以為不同利益階層接受的政策應該有幫助。

上回說我們應該從咪錶和狗的事件中汲取教訓，其實就是一個香港的教訓。

年前居澳的內地朋友說笑話謂，在北京，人人都是政治評論員，就是在街上看到兩個乞丐吵架，他們吵架的主題也可能與政治有關。他問我，覺不覺得在澳門，跑出來為政府辯護的人特別的多，儼如澳門人都是政府發言人。我想，那是因為我們還沒有足夠的機制讓受影響的人表達不同的意見，澳門人都是政府發言人，其實是一個誤會。當然，如果大至賭權開放，小至狗屎咪錶的政策都有序得當的推廣與施行，受影響的公眾不致有受罰的委屈，民心真的歸向，我們社會具有的那種特殊凝聚力，還是會讓大家為政府說好話的。

（澳門人都是政府發言人之四．完）

2004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