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07 15:01:26阿亞梭飛牙
從歷史面看基督教和伊斯蘭：一個基督徒的觀點（四之四）
本篇作者為美國天主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的Sidney Griffith教授，文章原名即"Christianity and Isla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Christian’s View"，由台長譯自網站http://en.fgulen.com/，原文有許多註釋，在此刪去，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直接上該網站查閱，謝謝。
三、宣言與對話
在觀看前一個紀元裡的許多穆斯林與基督徒間的征戰和宗教間的爭論後，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Vatican II，以下簡稱「梵二會議」）卻於1965年10月28日發佈了一個令人驚喜的聲明：〈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elation of the Church to Non-Christian Religions,” Nostra Aetate），其中關於如何看待穆斯林的文字如下：
幾個世紀以來，基督徒與穆斯林間發生了許多紛爭與不合。現在，神聖的大公會懇請大家忘記過去，為達成彼此間的互諒做出最誠摯的努力；為了全人類的利益，讓他們保有及推展和平、自由、社會公義及道德價值吧！
西方基督徒這番在表面上將臉孔轉向穆斯林的和善態度並非毫無預警。幾個世紀以來，有感知的基督徒與穆斯林們早已開始強調這兩種一神信仰的共通性。例如，早在十一世紀，教皇貴格利七世（Pope Gregory VII，1073-1085）寫信給一位穆斯林族長時，信上即稱「你們和我們……都相信和承認一個上帝，雖然是以不同的方式來表達，我們每天都讚美和崇拜祂─這位眾世界的創造者與今世的統治者。」可惜多半是等到十九、二十世紀時，西方的基督徒才開始正面地尋找一些穆斯林和基督徒可以在宗教事務上達成共識、彼此以和平與寬容相待的門路。促成態度改轉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社會歷史因素，涉及西方的擴張、西方國家在穆斯林疆域上的殖民、以及現代運輸和通訊工具的快速成長。這些發展輪番地為態度改變的第二個原因提供條件，亦即與穆斯林生活的長期接觸，無論是居家或互外的，並又以許多虔誠的西方人士為代表。而後者的現象也成為近年來的研究人士特別有興趣的部分。
由於生活在伊斯蘭世界裡的基督徒，從伊斯蘭最初出現時便開始與穆斯林對話，故絕大部分早已深深地融入伊斯蘭社會中。反觀西方基督徒，他們在進入現代之前，都只能以十字軍、商賈、傳教士、探險家或到處巡遊的學者身份進入這個世界。而當他們在十九、二十世紀時以殖民者的姿態進來後，他們待了下來，以某種帝國主義的方式吸引穆斯林們一窺西方的（無論是在殖民地或是所謂的「祖國」的）生活方式。因此當二十世紀末、這些殖民地紛紛獨立自主、成為現代國家後，大批的穆斯林便移民到西方去。這種情況不但提供了伊斯蘭研究在西方大學裡萌芽、勃興的契機與動力，也令嚴謹的西方基督徒學習如何欣賞穆斯林的宗教生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以色列尚未在1948年建立新國家，而美國也尚未介入阿拉伯世界的事務前，大英帝國與法國是在中東與北非的伊斯蘭領土上勢力最大的兩個西方強權。或許正因如此，也難怪殖民時代的第一位來自羅馬天主教會、開始在宗教上認真看待伊斯蘭、並且以欣賞的態度去書寫伊斯蘭的作家，會是一位法國人，而最積極思考、行事的新教徒又會是一位英國人了。關於那個時代與地點，請容我在此只提兩位有影響力的作家：路易斯．馬西農（Louis Massignon，1883-1962）與卡內斯．克萊格（Kenneth Cragg，1913年至今）。他們明快且廣為人知的著作，就是為對於穆斯林態度的轉變做出巨大貢獻的經典，「梵二會議」檔案中的深沈闡述，及許多發自梵蒂岡與新教徒宗教思維現代中心的更晚期文獻，即奠基於此。
當馬西農在二十世紀初學習阿拉伯語，並融入開羅和巴格達的穆斯林生活中時，就像其信仰的其他層面一般，他對他們宗教規範的嚴謹與規律印象深刻。伊斯蘭的密契詩（mystical poetry）深深打動了他，尤其是殉道的蘇非聖哲哈拉智（Husayn ibn Mansur al-Hallaj，卒於922年）的生命與熱情更是深深震撼了他。他於是開始密集地研讀哈拉智的生平和著作，並在1922年出版兩本重要書籍，分別是關於哈拉智的生平傳記、以及伊斯蘭、密契主義（mysticism）的用詞；這兩本書足以改寫歐洲對伊斯蘭密契主義的研究。不過，對馬西農個人而言，其最重要的經驗莫過於1908年在伊拉克的洗心革面─從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轉變成早年被他揚棄的羅馬天主教信仰的嚴格生活實踐。但催促此戲劇性時刻在其生命中這麼快出現的，卻是纏身的病魔。他總是相信哈拉智─這位穆斯林密契主義者與殉道者，會為他向上帝求情。也正是這個經驗令馬西農深沈而虔敬地欣賞伊斯蘭，他終其一生都在尋找伊斯蘭和基督教間的和解之道。他最後和夏爾．富科（Charles de Foucauld，1858-1916）結為好友；夏爾．富科是一位居住在穆斯林北非地區的基督徒隱者，他的精神曾經在二十世紀鼓舞了許多人。馬西農晚年與「默爾啟」禮儀派（Melkite）的瑪麗．卡希勒（Mary Kahil，開羅人）共同創立了受到教會認可的祈禱團，並以阿拉伯語命名為「巴達利亞」（al-Badaliyya）。此祈禱團的目的是為其穆斯林的成員秘密提供禱告和齋戒。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早期成員就是紀凡尼．巴提斯塔．蒙蒂尼（Giovanni Batista Montini），亦即後來的教宗保羅六世（Pope Paul VI）。
儘管馬西農的經驗比其他任何人的都來得戲劇化且動人心弦，然實際上，它在許多層面上呈現的不過就是十九、二十世紀時、生活在穆斯林之中的來自西方的眾多基督徒的典型經歷。就如身為英國國教教士的卡內斯．克萊格，他長久以來都待在耶路撒冷與開羅，最後甚至被任命為耶路撒冷英國國教教區的助理主教（assistant bishop），然而同樣地，他也受到了伊斯蘭宗教生活的啟發。他曾撰寫許多書向基督徒解釋伊斯蘭和穆斯林，漸漸地，他變成了英語地區中推崇穆罕默德、《古蘭經》及伊斯蘭之最當仁不讓的發言者。
天主教中，由拉維日里（Charles-Martial Allemand Lavigerie）於1868年在阿爾及爾創立的「白神父會」（Péres Blancs，又稱非洲傳教會），亦在非洲及其他地區的穆斯林中生活與工作了許久。相較於其他傳教工作，其最與眾不同之處是：他們一開始便對伊斯蘭懷有深厚的敬意，他們善用其生命中的基督徒特質在伊斯蘭世界裡傳揚基督的原則，而非採取迫人改信的方法。在突尼斯，拉維日里成立了阿拉伯與伊斯蘭研究學校，此即今天羅馬教廷阿拉伯與伊斯蘭研究中心（Pontifical Institute for Arabic and Islamic Studies，總部在羅馬）的前身。如今，這個研究中心仍然恪守著「白神父會」的精神，其傳教任務的其中之一，便是出版影響甚鉅的年刊─Islamochristiana。
神父們在「梵二會議」中的想法，正是受到這些以及其他同類型西方基督徒的表現所啟發。最後，在〈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中，他們不僅勸勉基督徒忘懷過往發生在穆斯林和基督徒間的所有不快，還提供了一個關於伊斯蘭的正面評價：
教會對穆斯林也是懷抱高度敬意的。他們禮拜獨一上帝─那活力如泉、永恒存在、充滿悲憫與全能的、曾經對人類說話的、天地的創造者。就像亞伯拉罕臣服於上帝的宏構一般，他們毫無保留、奮力不懈地臣服在上帝的諭令、以及他們急切想要有所連結的信仰之下。儘管他們不承認耶穌是神，但卻尊他為先知，他們也尊敬耶穌的聖潔母親，有時甚致會虔誠地向他們祈願。再者，他們也等待著緊接在死後復生之後的審判之日和上帝的回賜。為此，他們高度地敬奉正直的生活，並禮拜上帝，特別是藉由禮拜、佈施及齋戒的方式。
若說自「梵二會議」之後，羅馬天主教廷即成為穆斯林與基督徒間對話的世界領袖，那是一點都不為過的。在「梵二會議」之後設立的「跨宗教對話交談主教委員會」（the Pontifical Council for interreligious Dialogue）很快就發佈了基督徒與穆斯林間對話的方針。除此，也再也沒有比教宗約翰保羅二世（Pope John Paul II）更積極推動對話的人了；他在無數的檔案中皆教導天主徒去公開宣示其對耶穌基督的信仰、以及與穆斯林和其他宗教成員間的自由對話。同時，他更一馬當先，多次訪問穆斯林國家，如今，關於他對廣大穆斯林聽眾的談話和正式問候已累積了相當大的數量。他總是呼應著「梵二會議」的主題：人類的尊嚴、社會裡宗教生活自由的必要性、以及「除非透過真理本身的美德，否則是無法將真理強加在他人身上的」的這份信念。梵蒂岡的高層官員也已跟從保羅二世的領導。例如，「跨宗教對話交談主教委員會」的安霖澤樞機 （Cardinal Francis Arinze）就會定期地與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團體聯繫。
而自「梵二會議」之後，羅馬天主教教廷對伊斯蘭的探討與早期不同的地方是：他們決心去強調基督教與伊斯蘭的共通處，而不是帶起有色眼鏡去看兩個宗教的裂痕。這個態度亦漸漸促使穆斯林和基督徒找到可以在推動世界的（無論是地方上的或是國際事務）公義與和平上同心協力的方法。而且這份努力絕不致損毀教會的任務─在信仰上宣稱耶穌基督是主的身份；或是妨礙穆斯林昭告其他人歸信伊斯蘭的義務。相反地，穆斯林和基督徒間的交流為這個精確的主題開啟了誠實對話的空間。它喚起了人們對伊斯蘭初起時的記憶，當時來自阿拉伯南邊城市那季蘭的基督徒曾經到麥地那拜訪穆罕默德。伊斯蘭傳統記載了那天關於基督信仰的對話、以及接下來所頒降給穆罕默德的天啟經文：
「你們來吧！讓我們召集我們各自的孩子，我們的婦女和你們的婦女，我們自己和你們自己，然後讓我們祈禱真主棄絕說謊的人。」（第三章六十一節）
實際上，我們可以這樣解釋《古蘭經》裡的這個忠告，它是要邀請穆斯林和基督徒各自真誠地表白他們的信仰，其餘的則留待上帝評判。然而，它卻也提醒了現代的信徒，尤其是基督教的神學家，當其因為遭遇其他宗教的信徒而設法想出一套學術上的觀念模式後，最終就會變成為了因應某個特殊宗教的挑戰，而羅織出一個神學上的回應。以遭遇穆斯林為例，它最後就演變出一個基督教、甚至是天主教之關於伊斯蘭的神學。這種神學就是以回應挑戰的一貫用語回應伊斯蘭對基督教教義的批判，而不是以拙劣地仿自《古蘭經》和伊斯蘭社群之教導的詞彙來應對。實際上，從幾個世紀前的八世紀中到十字軍東征期間，阿拉伯的基督徒作家便開始進行這個計劃，只是從未完成過。或許，現在又到了重新嘗試的時刻了。
自「梵二會議」後，穆斯林世界的作家即不斷地提出伊斯蘭觀點。許多人撰寫出強烈反基督教、惹人爭議的小冊子；但也有一些人倡導與基督徒展開對話。關於後者，我們可能會想起1990年代中期、建立於約旦阿曼的「皇家跨信仰研究中心」（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Faith Studies）。此研究中心除了贊助穆斯林、基督徒與猶太人的研究人員，還出版會報刊載這三個亞伯拉罕傳統的學術性研究，同時也出版相關書籍。
許多個別的穆斯林學者皆熱切地參與穆斯林與基督徒的對話，並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其中，對於推動跨宗教對話與尊敬其他宗教（尤其是猶太教和基督教）最不遺餘力、並將之視為伊斯蘭義務的最具影響力的穆斯林導師，便是土耳其學者─法土拉．葛蘭（Fethullah Gülen，1938年至今）。葛蘭深受白第伍札曼．薩伊德．努爾西（Bediuzzaman Said Nursi）的啟發；努爾西是二十世紀前半葉最赫赫有名的一位土耳其學者。葛蘭雖在很大的程度上追隨著努爾西的腳步，但卻也提出自己對努爾西之聲明的看法：唯有當伊斯蘭與基督教藉由《古蘭經》而結合在一起時，世界和平才可能達到，而這兩個宗教將會。葛蘭非常關注促進與土耳其基督徒的良好關係，並力圖拜訪那兒的基督教領袖（尤其是東正教會的總主教），與他們熟識。他亦於1997年2月拜訪了羅馬教宗約翰保羅二世。葛蘭認為，宗教間的對話絕不是在浪費力氣，它是伊斯蘭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他相信那是穆斯林在今世的天職之一。如今，葛蘭的同伴們已經在美國華盛頓成立「魯米論壇」（Rumi Forum），而這是頭一個在美國由伊斯蘭主辦的同質性社團。
美國的天主徒也是穆斯林與基督徒對話的熱心參與者。在美國天主教會議的基督教與跨宗教事務秘書處（Secretariat for Ecumenical and Interreligious Affair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的領導下，天主徒與穆斯林間的會議已在全美各地舉辦了十幾年。例如，有一位在美國最受歡迎的精神作家─多瑪斯．牟敦（Thomas Merton，1910-1968），他是特拉比斯隱修會（Trappist）的修士，後來進入肯塔基州的客西馬尼修道院（Abbey of Gethsemane）。他個人即曾與一位巴基斯坦的蘇非阿布杜拉．阿濟滋（Abdul Aziz）魚雁往返了將近八年，藉此從事宗教間的對話。像這種現代時期，穆斯林和基督徒間透過持續的書信往還來討論宗教課題的例子，這是唯一的一個。
然而，儘管最近四十年來，關於基督徒與穆斯林間對話的理念已在教會圈子中獲得優勢，但是雙方積累千年以上的相互懷疑與敵意仍尚未絕跡。西方的政治理論家仍然與中世紀的論調唱和，提出「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論。而宗教作家也不時借用這個理論發展出「神學衝突」的論點。伊斯蘭和基督教交匯的十字路口，至今仍是佈滿荊棘且充滿危機。我們只需回想1996年5月，在阿爾及利亞的提卜希林（Tibhirine）地區的特拉比斯隱修會的的修士是如何喪命的，即可探知此點。他們在遭遇極端伊斯蘭主義者挾真主之名草菅人命的威脅之餘，卻仍決心堅守其與穆斯林的友誼。然而，倘若宗教真得是在尋求世界公義與和平的話，那像這類事件，特別是2001年的911事件，就更凸顯出宗教間的對談是無法再行規避之事。因此，所有人皆應將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對摩洛哥的年輕人發表的談話謹記在心，這番談話是教宗在1985年8月19日訪問摩洛哥時說的：
我相信我們─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必須帶著喜樂來承認我們所共有的、感謝上帝所賜給我們的宗教價值。我們都相信獨一的上帝、唯一的神，祂是最公正、最慈愛的。我們相信禮拜、齋戒、佈施、懺悔及寬恕的重要性。我們相信上帝將是我們在末日時最慈憫的法官。我們希望，在復活之後，祂會對我們滿意，我們也知道我們將會對祂滿意。
三、宣言與對話
在觀看前一個紀元裡的許多穆斯林與基督徒間的征戰和宗教間的爭論後，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Vatican II，以下簡稱「梵二會議」）卻於1965年10月28日發佈了一個令人驚喜的聲明：〈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elation of the Church to Non-Christian Religions,” Nostra Aetate），其中關於如何看待穆斯林的文字如下：
幾個世紀以來，基督徒與穆斯林間發生了許多紛爭與不合。現在，神聖的大公會懇請大家忘記過去，為達成彼此間的互諒做出最誠摯的努力；為了全人類的利益，讓他們保有及推展和平、自由、社會公義及道德價值吧！
西方基督徒這番在表面上將臉孔轉向穆斯林的和善態度並非毫無預警。幾個世紀以來，有感知的基督徒與穆斯林們早已開始強調這兩種一神信仰的共通性。例如，早在十一世紀，教皇貴格利七世（Pope Gregory VII，1073-1085）寫信給一位穆斯林族長時，信上即稱「你們和我們……都相信和承認一個上帝，雖然是以不同的方式來表達，我們每天都讚美和崇拜祂─這位眾世界的創造者與今世的統治者。」可惜多半是等到十九、二十世紀時，西方的基督徒才開始正面地尋找一些穆斯林和基督徒可以在宗教事務上達成共識、彼此以和平與寬容相待的門路。促成態度改轉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社會歷史因素，涉及西方的擴張、西方國家在穆斯林疆域上的殖民、以及現代運輸和通訊工具的快速成長。這些發展輪番地為態度改變的第二個原因提供條件，亦即與穆斯林生活的長期接觸，無論是居家或互外的，並又以許多虔誠的西方人士為代表。而後者的現象也成為近年來的研究人士特別有興趣的部分。
由於生活在伊斯蘭世界裡的基督徒，從伊斯蘭最初出現時便開始與穆斯林對話，故絕大部分早已深深地融入伊斯蘭社會中。反觀西方基督徒，他們在進入現代之前，都只能以十字軍、商賈、傳教士、探險家或到處巡遊的學者身份進入這個世界。而當他們在十九、二十世紀時以殖民者的姿態進來後，他們待了下來，以某種帝國主義的方式吸引穆斯林們一窺西方的（無論是在殖民地或是所謂的「祖國」的）生活方式。因此當二十世紀末、這些殖民地紛紛獨立自主、成為現代國家後，大批的穆斯林便移民到西方去。這種情況不但提供了伊斯蘭研究在西方大學裡萌芽、勃興的契機與動力，也令嚴謹的西方基督徒學習如何欣賞穆斯林的宗教生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以色列尚未在1948年建立新國家，而美國也尚未介入阿拉伯世界的事務前，大英帝國與法國是在中東與北非的伊斯蘭領土上勢力最大的兩個西方強權。或許正因如此，也難怪殖民時代的第一位來自羅馬天主教會、開始在宗教上認真看待伊斯蘭、並且以欣賞的態度去書寫伊斯蘭的作家，會是一位法國人，而最積極思考、行事的新教徒又會是一位英國人了。關於那個時代與地點，請容我在此只提兩位有影響力的作家：路易斯．馬西農（Louis Massignon，1883-1962）與卡內斯．克萊格（Kenneth Cragg，1913年至今）。他們明快且廣為人知的著作，就是為對於穆斯林態度的轉變做出巨大貢獻的經典，「梵二會議」檔案中的深沈闡述，及許多發自梵蒂岡與新教徒宗教思維現代中心的更晚期文獻，即奠基於此。
當馬西農在二十世紀初學習阿拉伯語，並融入開羅和巴格達的穆斯林生活中時，就像其信仰的其他層面一般，他對他們宗教規範的嚴謹與規律印象深刻。伊斯蘭的密契詩（mystical poetry）深深打動了他，尤其是殉道的蘇非聖哲哈拉智（Husayn ibn Mansur al-Hallaj，卒於922年）的生命與熱情更是深深震撼了他。他於是開始密集地研讀哈拉智的生平和著作，並在1922年出版兩本重要書籍，分別是關於哈拉智的生平傳記、以及伊斯蘭、密契主義（mysticism）的用詞；這兩本書足以改寫歐洲對伊斯蘭密契主義的研究。不過，對馬西農個人而言，其最重要的經驗莫過於1908年在伊拉克的洗心革面─從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轉變成早年被他揚棄的羅馬天主教信仰的嚴格生活實踐。但催促此戲劇性時刻在其生命中這麼快出現的，卻是纏身的病魔。他總是相信哈拉智─這位穆斯林密契主義者與殉道者，會為他向上帝求情。也正是這個經驗令馬西農深沈而虔敬地欣賞伊斯蘭，他終其一生都在尋找伊斯蘭和基督教間的和解之道。他最後和夏爾．富科（Charles de Foucauld，1858-1916）結為好友；夏爾．富科是一位居住在穆斯林北非地區的基督徒隱者，他的精神曾經在二十世紀鼓舞了許多人。馬西農晚年與「默爾啟」禮儀派（Melkite）的瑪麗．卡希勒（Mary Kahil，開羅人）共同創立了受到教會認可的祈禱團，並以阿拉伯語命名為「巴達利亞」（al-Badaliyya）。此祈禱團的目的是為其穆斯林的成員秘密提供禱告和齋戒。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早期成員就是紀凡尼．巴提斯塔．蒙蒂尼（Giovanni Batista Montini），亦即後來的教宗保羅六世（Pope Paul VI）。
儘管馬西農的經驗比其他任何人的都來得戲劇化且動人心弦，然實際上，它在許多層面上呈現的不過就是十九、二十世紀時、生活在穆斯林之中的來自西方的眾多基督徒的典型經歷。就如身為英國國教教士的卡內斯．克萊格，他長久以來都待在耶路撒冷與開羅，最後甚至被任命為耶路撒冷英國國教教區的助理主教（assistant bishop），然而同樣地，他也受到了伊斯蘭宗教生活的啟發。他曾撰寫許多書向基督徒解釋伊斯蘭和穆斯林，漸漸地，他變成了英語地區中推崇穆罕默德、《古蘭經》及伊斯蘭之最當仁不讓的發言者。
天主教中，由拉維日里（Charles-Martial Allemand Lavigerie）於1868年在阿爾及爾創立的「白神父會」（Péres Blancs，又稱非洲傳教會），亦在非洲及其他地區的穆斯林中生活與工作了許久。相較於其他傳教工作，其最與眾不同之處是：他們一開始便對伊斯蘭懷有深厚的敬意，他們善用其生命中的基督徒特質在伊斯蘭世界裡傳揚基督的原則，而非採取迫人改信的方法。在突尼斯，拉維日里成立了阿拉伯與伊斯蘭研究學校，此即今天羅馬教廷阿拉伯與伊斯蘭研究中心（Pontifical Institute for Arabic and Islamic Studies，總部在羅馬）的前身。如今，這個研究中心仍然恪守著「白神父會」的精神，其傳教任務的其中之一，便是出版影響甚鉅的年刊─Islamochristiana。
神父們在「梵二會議」中的想法，正是受到這些以及其他同類型西方基督徒的表現所啟發。最後，在〈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中，他們不僅勸勉基督徒忘懷過往發生在穆斯林和基督徒間的所有不快，還提供了一個關於伊斯蘭的正面評價：
教會對穆斯林也是懷抱高度敬意的。他們禮拜獨一上帝─那活力如泉、永恒存在、充滿悲憫與全能的、曾經對人類說話的、天地的創造者。就像亞伯拉罕臣服於上帝的宏構一般，他們毫無保留、奮力不懈地臣服在上帝的諭令、以及他們急切想要有所連結的信仰之下。儘管他們不承認耶穌是神，但卻尊他為先知，他們也尊敬耶穌的聖潔母親，有時甚致會虔誠地向他們祈願。再者，他們也等待著緊接在死後復生之後的審判之日和上帝的回賜。為此，他們高度地敬奉正直的生活，並禮拜上帝，特別是藉由禮拜、佈施及齋戒的方式。
若說自「梵二會議」之後，羅馬天主教廷即成為穆斯林與基督徒間對話的世界領袖，那是一點都不為過的。在「梵二會議」之後設立的「跨宗教對話交談主教委員會」（the Pontifical Council for interreligious Dialogue）很快就發佈了基督徒與穆斯林間對話的方針。除此，也再也沒有比教宗約翰保羅二世（Pope John Paul II）更積極推動對話的人了；他在無數的檔案中皆教導天主徒去公開宣示其對耶穌基督的信仰、以及與穆斯林和其他宗教成員間的自由對話。同時，他更一馬當先，多次訪問穆斯林國家，如今，關於他對廣大穆斯林聽眾的談話和正式問候已累積了相當大的數量。他總是呼應著「梵二會議」的主題：人類的尊嚴、社會裡宗教生活自由的必要性、以及「除非透過真理本身的美德，否則是無法將真理強加在他人身上的」的這份信念。梵蒂岡的高層官員也已跟從保羅二世的領導。例如，「跨宗教對話交談主教委員會」的安霖澤樞機 （Cardinal Francis Arinze）就會定期地與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團體聯繫。
而自「梵二會議」之後，羅馬天主教教廷對伊斯蘭的探討與早期不同的地方是：他們決心去強調基督教與伊斯蘭的共通處，而不是帶起有色眼鏡去看兩個宗教的裂痕。這個態度亦漸漸促使穆斯林和基督徒找到可以在推動世界的（無論是地方上的或是國際事務）公義與和平上同心協力的方法。而且這份努力絕不致損毀教會的任務─在信仰上宣稱耶穌基督是主的身份；或是妨礙穆斯林昭告其他人歸信伊斯蘭的義務。相反地，穆斯林和基督徒間的交流為這個精確的主題開啟了誠實對話的空間。它喚起了人們對伊斯蘭初起時的記憶，當時來自阿拉伯南邊城市那季蘭的基督徒曾經到麥地那拜訪穆罕默德。伊斯蘭傳統記載了那天關於基督信仰的對話、以及接下來所頒降給穆罕默德的天啟經文：
「你們來吧！讓我們召集我們各自的孩子，我們的婦女和你們的婦女，我們自己和你們自己，然後讓我們祈禱真主棄絕說謊的人。」（第三章六十一節）
實際上，我們可以這樣解釋《古蘭經》裡的這個忠告，它是要邀請穆斯林和基督徒各自真誠地表白他們的信仰，其餘的則留待上帝評判。然而，它卻也提醒了現代的信徒，尤其是基督教的神學家，當其因為遭遇其他宗教的信徒而設法想出一套學術上的觀念模式後，最終就會變成為了因應某個特殊宗教的挑戰，而羅織出一個神學上的回應。以遭遇穆斯林為例，它最後就演變出一個基督教、甚至是天主教之關於伊斯蘭的神學。這種神學就是以回應挑戰的一貫用語回應伊斯蘭對基督教教義的批判，而不是以拙劣地仿自《古蘭經》和伊斯蘭社群之教導的詞彙來應對。實際上，從幾個世紀前的八世紀中到十字軍東征期間，阿拉伯的基督徒作家便開始進行這個計劃，只是從未完成過。或許，現在又到了重新嘗試的時刻了。
自「梵二會議」後，穆斯林世界的作家即不斷地提出伊斯蘭觀點。許多人撰寫出強烈反基督教、惹人爭議的小冊子；但也有一些人倡導與基督徒展開對話。關於後者，我們可能會想起1990年代中期、建立於約旦阿曼的「皇家跨信仰研究中心」（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Faith Studies）。此研究中心除了贊助穆斯林、基督徒與猶太人的研究人員，還出版會報刊載這三個亞伯拉罕傳統的學術性研究，同時也出版相關書籍。
許多個別的穆斯林學者皆熱切地參與穆斯林與基督徒的對話，並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其中，對於推動跨宗教對話與尊敬其他宗教（尤其是猶太教和基督教）最不遺餘力、並將之視為伊斯蘭義務的最具影響力的穆斯林導師，便是土耳其學者─法土拉．葛蘭（Fethullah Gülen，1938年至今）。葛蘭深受白第伍札曼．薩伊德．努爾西（Bediuzzaman Said Nursi）的啟發；努爾西是二十世紀前半葉最赫赫有名的一位土耳其學者。葛蘭雖在很大的程度上追隨著努爾西的腳步，但卻也提出自己對努爾西之聲明的看法：唯有當伊斯蘭與基督教藉由《古蘭經》而結合在一起時，世界和平才可能達到，而這兩個宗教將會。葛蘭非常關注促進與土耳其基督徒的良好關係，並力圖拜訪那兒的基督教領袖（尤其是東正教會的總主教），與他們熟識。他亦於1997年2月拜訪了羅馬教宗約翰保羅二世。葛蘭認為，宗教間的對話絕不是在浪費力氣，它是伊斯蘭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他相信那是穆斯林在今世的天職之一。如今，葛蘭的同伴們已經在美國華盛頓成立「魯米論壇」（Rumi Forum），而這是頭一個在美國由伊斯蘭主辦的同質性社團。
美國的天主徒也是穆斯林與基督徒對話的熱心參與者。在美國天主教會議的基督教與跨宗教事務秘書處（Secretariat for Ecumenical and Interreligious Affair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的領導下，天主徒與穆斯林間的會議已在全美各地舉辦了十幾年。例如，有一位在美國最受歡迎的精神作家─多瑪斯．牟敦（Thomas Merton，1910-1968），他是特拉比斯隱修會（Trappist）的修士，後來進入肯塔基州的客西馬尼修道院（Abbey of Gethsemane）。他個人即曾與一位巴基斯坦的蘇非阿布杜拉．阿濟滋（Abdul Aziz）魚雁往返了將近八年，藉此從事宗教間的對話。像這種現代時期，穆斯林和基督徒間透過持續的書信往還來討論宗教課題的例子，這是唯一的一個。
然而，儘管最近四十年來，關於基督徒與穆斯林間對話的理念已在教會圈子中獲得優勢，但是雙方積累千年以上的相互懷疑與敵意仍尚未絕跡。西方的政治理論家仍然與中世紀的論調唱和，提出「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論。而宗教作家也不時借用這個理論發展出「神學衝突」的論點。伊斯蘭和基督教交匯的十字路口，至今仍是佈滿荊棘且充滿危機。我們只需回想1996年5月，在阿爾及利亞的提卜希林（Tibhirine）地區的特拉比斯隱修會的的修士是如何喪命的，即可探知此點。他們在遭遇極端伊斯蘭主義者挾真主之名草菅人命的威脅之餘，卻仍決心堅守其與穆斯林的友誼。然而，倘若宗教真得是在尋求世界公義與和平的話，那像這類事件，特別是2001年的911事件，就更凸顯出宗教間的對談是無法再行規避之事。因此，所有人皆應將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對摩洛哥的年輕人發表的談話謹記在心，這番談話是教宗在1985年8月19日訪問摩洛哥時說的：
我相信我們─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必須帶著喜樂來承認我們所共有的、感謝上帝所賜給我們的宗教價值。我們都相信獨一的上帝、唯一的神，祂是最公正、最慈愛的。我們相信禮拜、齋戒、佈施、懺悔及寬恕的重要性。我們相信上帝將是我們在末日時最慈憫的法官。我們希望，在復活之後，祂會對我們滿意，我們也知道我們將會對祂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