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觀歷史~東漢為什麼天災和傳染病頻傳？】 

秦始皇的遺產，不論好的還是壞的，都由漢朝所繼承，因此漢朝才能屹立四百年。劉邦、漢武帝、王莽、光武帝等人皆是一方面繼承秦始皇的遺產，一方面又希望成為另一種全新面貌的「始皇帝」。西楚霸王項羽雖然沒有成為皇帝，但應該也有資格加入他們的行列。這些希望成為「始皇帝」的人，以豪情之志捲起了風雲？

原本只是小國的秦國、漢國經由不斷吞併他國，終於成為治理天下的大秦、大漢。在這兩個國家成為大秦、大漢之前，小小的秦國與漢國是如何在區域集團鬥爭中脫穎而出，逐漸擴張秦人集團、漢人集團的四百多年的歷史勢力範圍。

自然災害與內亂的世紀：水災、乾旱、蟲害、地震、傳染病

東漢近兩百年歷史之中，從一世紀末期的90年代到二世紀，接二連三地發生了水災、乾旱、蝗蟲之類的蟲害、地震、傳染病等各種自然災害。若比較東漢與西漢的天災發生狀況，西漢兩百一十四年歷史中只有三十二年發生了天災（十五％），而東漢一百九十五年歷史之中，竟然有一百一十九年發生天災（六十一％），頻繁的程度可見一斑。這些天災彷彿與政治上的不安定（宦官與外戚勢力的崛起、黨錮之禍、黃巾之亂）及周邊民族的入侵互相呼應，嚴重打擊東漢帝國的基礎。天災被視為天（上帝）的旨意，不僅皇帝會基於政治責任而罷免官員，朝廷也有責任對天災受害者提供相應補償措施。而且在發生天災或異變之後，朝廷會要求中央大臣等級的公卿及地方郡國首長推薦能夠指正皇帝過失的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可說是與大自然維持著兢兢業業的緊張關係。

但這絕非僅是一個灰暗而混亂的時代。大自然能為人類提供豐饒的物產，也能讓人類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大自然的這種雙面性格，早已讓人類學會了如何堅強地活下去。正因為這是一個充滿了大自然負面能量的世紀，世人要活下去就必須將智慧發揮得淋漓盡致，融會貫通整個秦漢四百年歷史。西元二世紀是個能以自然環境解讀東漢歷史的時代。此外氣候學家竺可楨亦指出中國的年平均氣溫自東漢開始有下降的趨勢，一直持續到西元六世紀。文獻上亦記載東漢時期的洛陽到了晚春還有下霜、雪的紀錄。

一旦發生天災，刺史及郡守等地方官就必須向中央報告。天災會引發饑荒、農民流亡及出現盜賊等問題，這些都會讓首腦級地方官員的評價大打折扣。廣範圍的天災會造成受害百姓的大規模流亡，更會動搖帝國體制的基礎。為政者必須能在一瞬間下達具體的對應政策，包含向災區派遣醫生、提供糧食及減免租稅等。如果有人死亡，還必須安排遺體收容、提撥喪葬費用及準備棺材。若有農民失去土地，則開放御苑等地的公田（國有地）分配給農民。若發生的天災是乾旱，還得挑名山舉行祈雨儀式。除了對受災者的直接救濟之外，還有施行各項政策以化解全體社會的不安，例如簡化行政機制、赦免犯罪者、禁止販酒等。

水災、旱災頻傳

要預防水災或旱災，方法之一是事先建設治水用的堤防、灌溉用的渠（水路）、陂（蓄水池）、塘（傾斜地的蓄水池）等。許多西漢時期所建的設施都在兩漢過渡時期荒廢，進入東漢後才開始大舉修復。黃河下游及濟水流域自西漢末年起便屢屢氾濫，持續了六十多年，數十縣城及水門都已沒入水中，河堤沿岸的農民也無法耕種。其中又以流域南側的豫州（河南）、兗州（山東）受害情況最為嚴重。漢和帝永元十年（西元98年）及漢安帝元初二年（西元115年），皇帝下達了修築荒廢堤防、渠道的詔書。若是小規模的渠道或蓄水池，只能灌溉局部地區，則交付郡守管轄。如南陽太守杜詩的陂池、汝南太守鄧晨的塘、盧江太守王景的芍陂等，都對地方社會的開發有所貢獻。又如平原的溜池還能吸收過多的河水，對防止氾濫亦有幫助。

彙整東漢時期增加的各種天災紀錄，能發現幾項特徵。首先，漢安帝在位（西元106～125年）的二十年間，水災、乾旱及地震等天災非常多，對應的政策也較縝密。這個時代由於在外交上處於劣勢，朝廷反而較能專心處理內部的災害問題。當時西域諸國攻擊東漢的西域都護，導致朝廷廢除西域都護一職並放棄經營西域外交。同時這也是北匈奴取代東漢地位、掌控西域諸國的時代。這時期只要一發生天災或異變，合稱三公的太尉（軍事）、司徒（民政）、司空（土木）就會被追究政治責任而遭罷官。三公第一次因災異而遭罷免，發生在太尉徐防身上，當時正好是漢安帝剛即位的永初元年（西元107年）。

日蝕導致太陽暫時失去光輝的天文現象，被視為君主地位遭臣子侵犯的徵兆。短短數分鐘的日蝕現象，還會因方位的不同，而區分為叛亂、皇帝去世、諸侯王去世、外戚或太后干政等不同災厄的徵兆。全天下各地都有觀測據點，並不見得是在首都觀測到的日蝕。一百九十六年之間，共發生了七十二次，平均每二・七年就有一次日蝕，可說是相當頻繁。

尤其是在漢安帝永初七年（西元113年）至永寧元年（西元120年）之間，每年都有觀測到日蝕的紀錄。其中四年為洛陽的史官實際觀測到的日蝕，其餘的則是分別來自遼東（元初三年）、張掖（元初五年）、酒泉（永寧元年）的報告。太陽與月亮在天球上的移動路線分別稱為黃道與白道，這兩條路線以大約五度的角度形成交錯，亦即太陽每年會有兩次來到交錯點附近。但即使太陽與月亮的黃經一致，如果黃緯相差一度三十四分四十九秒以上，還是不會發生日蝕現象。這種微妙的不定期偏差，古人將之與朝廷的非預期狀況聯想在一起。

蝗蟲異常繁殖

水災跟旱災輪流折磨著百姓。黃土高原只要持續降雨就會形成洪水，只要持續不降雨就會形成旱災。有時一年之內春天發生旱災，秋天發生水災；有時甚至旱災跟水災同時發生。由於疆域實在太廣大，導致各地氣候條件差異極大。乾旱不僅會阻礙作物生長，還會引發病蟲害。文獻上記載東漢時期發生了許多次蝗螟（蝗蟲與螟蟲）之害。如果從初春就開始乾旱，蝗蟲會因為高溫而大量繁殖，而且這些蝗蟲的翅膀會比往年更長，能夠飛得更遠。數億隻蝗蟲成群結隊到處移動，將穀類作物吃得一乾二淨。蝗蟲不僅對氣候的變化相當敏感，而且其生態充滿了不解之謎。從漢安帝永初四年（西元110年）到元初二年（西元115年）的六年之間，每年都發生嚴重的蝗害。永初五年那次受害範圍遍及全天下，元初二年那次亦遍及二十郡國。從受害郡國的數量，便可看出蝗害的規模。穀物都被蝗蟲吃光了，餓死的百姓不計其數。漢獻帝興平元年（西元194年），曹操攻打濮陽的呂布勢力，雙方正打得難分難解，卻因穀物遭蝗蟲吃光了而不得不退兵。當時亦發生旱災，數個月不曾下雨，穀物價格飆漲至一石五十萬錢。

雖然蝗害為基於某些條件而偶然發生的天災，但引發蝗害的環境卻是由人類親手創造。當時黃河下游流域快速開發，成為麥類作物的穀倉地帶，導致大量人口集中於此地區。《後漢書・五行志三》中記載「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可見得蝗害與天下大亂往往為因果關係。

傳染病的流行與醫學

漢安帝元初六年（西元119年），會稽郡爆發傳染病大流行。朝廷派出光祿大夫前往傳染區，由隨行的太醫為病人看診，並供應木材作為病死者的棺木。延光四年（西元125年）冬天，京師再度爆發傳染病。漢桓帝元嘉元年（西元151年）正月，京師又爆發一次，光祿大夫帶著負責醫藥的官員東奔西走。這一年到了二月，南方的九江、盧江一帶也爆發流行。經由這些紀錄，可知中國在進入二世紀後經常爆發傳染病大流行。光是文獻上找得到的紀錄，就多達十一次。每次發生傳染病，朝廷就會將醫生及藥材送往傳染區。文獻上沒有記載病名，但多半是傷寒之類。流行季節大多為冬季至初春之間，共有九次，平均十年就流行一次。在二世紀之前，並沒有這樣的現象。

張仲景（西元150～219年）在其著作中提到「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由這句話可知當時傷寒傳染的嚴重程度，令張仲景大受衝擊。冬天是一年中最難熬的季節，所謂的傷寒，原義是因冬天的寒氣而受了傷。傷寒這種病會有一段潛伏期，等到春、夏才發病，可視為一種具傳染性的急性熱病。張仲景認為要治好傷寒，必須在病因尚在表層，亦即還沒有進入體內前投藥。表層的症狀為畏寒、頭痛及發燒，深入體內後的症狀則為腹脹、便祕、舌苔、口乾、脈沉。

張仲景生活在東漢末年的混亂時期，亦是傳染病大流行的時期。他根據漢代以前的醫學知識，並參考民俗處方，寫了《傷寒雜病論》一書，書中記載了三百種以上的處方。但這本書在東漢滅亡後佚失，到了十一世紀的宋代才重獲刊行，但被拆成了《傷寒論》及《金匱要略》兩書。

名醫學家張仲景與華佗

古代人並沒有病毒感染的觀念，當遇上越來越多人發燒及發病的情況，只能就臨床醫學採取治標的療法。古代人認為生病就跟天然災害一樣，乃是陰陽不調和的結果。可能是陰虛或陽虛而導致陰陽失衡，只要設法讓病人流汗、嘔吐或腹瀉就能恢復平衡。而這正是中藥的功效。例如一天服用煎藥三次，幫助病人排汗。

東漢的這個時期經常爆發傳染病流行的理由，在於屢屢發生水、旱災，糧食不足導致百姓缺乏抵抗力，再加上許多流民為了覓食而在天下各地往來移動。

出生於這個時代的張仲景，可說是中國醫學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後漢書》、《三國志》這些正史並沒有提到這個人，關於他的事蹟只零星出現於《傷寒論・自序》等各種文獻上。因此我們對張仲景這個人依然有許多不明白之處，例如據說他曾當過長沙太守，但有學者主張那並非事實。後人將張仲景奉為醫聖，如今南陽還有其墓碑（建於晉咸和五年，西元330年）和祠堂。

1972年，考古學家在甘肅省武威縣早灘坡一座東漢初期古墓中發現了一部醫學著作，內容為內科、外科、婦科、五官科、針灸科等各科別的醫學處方。如「治傷寒遂風方」「治婦人膏藥方」「治目痛方」「治百病膏藥方」等等，處方共三十餘篇，提及藥物將近一百種，並詳細記載了病狀、投藥方法、服用時間、禁忌、針灸穴道等等。藉由這份史料，我們可看出東漢時期醫學已相當進步。

東漢還有另一個名醫，那就是沛國人華佗。他婉拒了朝廷的延攬，畢生在民間行醫，不僅擅長內科、婦科、小兒科、針灸，還精通外科，能將病人全身麻醉後進行外科手術。據說他所動過的手術還包含腸胃接合、切除腫瘤這類重大手術。此外他也相當重視疾病的預防，曾設計出一種模仿虎、鹿、熊、猿、鳥等各種動物的健康體操，命名為「五禽戲」。



五禽戲是一種中國傳統的健身方法，由模仿五種動物：虎、鹿、熊、猿、鳥（鶴）的動作組成，據說由東漢醫學家華佗創制。五禽戲的特點是：外動內靜、動中求靜、動靜具備、有剛有柔、剛柔相濟、內外兼練，其健身效果被歷代養生家稱讚。 

五禽戲是中國民間廣為流傳的、也是流傳時間最長的健身方法之一，據傳華佗的徒弟吳普因長年習練此法而達到百歲高齡。 

據《三國志?華佗傳》記載，華佗曾經對吳普說：“人的身體應該得到運動，只是不應當過度罷了。運動後水穀之氣才能消化，血脈環流通暢，病就不會發生，就像轉動著的門軸不會腐朽，即“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因此以前修仙養道的人常做導引之術的鍛煉，他們模仿熊攀掛樹枝和鴟鷹轉頸顧盼，舒腰展體，活動關節，用來求得延年益壽。我有一套鍛煉方法，叫做“五禽戲”，一叫虎戲，二叫鹿戲，三叫熊戲，四叫猿戲，五叫鳥戲，可以用來防治疾病，同時可使腿腳輕便利索，用來作為導引之術。身體不舒服時，就起來做其中一戲，流汗浸濕衣服後，接著在身上搽上爽身粉，身體便覺得輕鬆便捷，腹中欲食了。” 

吳普施行這種方法鍛煉，活到九十多歲時，聽力和視力都很好，牙齒也完整牢固。 

根據中醫的臟腑學說，五禽配五臟。虎戲主肝，能舒肝理氣，舒筋活絡；鹿戲主腎，能益氣補腎，壯腰健胃；熊戲主脾，能調理脾胃，充實兩肢；猿戲主心，能養心補腦，開竅益智；鳥戲主肺，能補肺寬胸，調暢氣機。五臟相輔相成，所以五禽戲中任何一戲的演練，既主治一髒的疾患，又兼顧其他各臟，所以能達到祛病強身、延年益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