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6日至21日，中、加、美三國佛教界代表團，於加拿大多倫多舉行“全球視野下的佛教展望”會議。

                     ─參修應識之法要(27)─

               “全球視野下的佛教展望”淺見  文: 陳星橋

一、佛教的創立與印度三期佛教的形成

佛教產生於西元前6至5世紀的古印度，其創始人是東印度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一帶）的王太子喬達摩·悉達多（前565-前485），他有感於世間生死痛苦，欲求解脫之道，遂於29歲出家，訪師問道，經6年苦行，於35歲悟道成佛，被尊稱為釋迦牟尼佛。他最初于婆羅奈城的鹿野苑為五比丘開示他所悟之道——四聖諦、八正道，45年間不停地巡行傳道說法、建立僧團，直至80歲病逝，由是創立了佛教。

按照佛典記載和學者的研究，釋迦牟尼佛所處的印度，普遍尊奉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闥婆吠陀等《四吠陀》為根本聖典，其中包括：（1）本集：集錄讚歌、咒句與祭詞。（2）梵書：詳說祭祀的由來、意義、用法等，其間雜有神話、傳說。（3）森林書：說明森林中傳授的神秘祭祀儀式，含有思索性及哲學性的要素。（4）奧義書：以考察宇宙的原理及人類的本質為主。當時婆羅門教居統治地位，視《四吠陀》為天啟，信奉梵天、毗濕奴、濕婆三大神，主張善惡有報、生死輪回、輪回的形態取決於現世的行為，只有達到“梵我同一”方可獲得解脫。掌管祭祀的僧侶和學者“婆羅門”階層為四種姓中的最高種姓， 故步自封，壟斷了《四吠陀》的解釋權，阻礙了社會的發展。於是社會上出現了反婆羅門教傳統的沙門（出家僧侶）思潮，但門派甚多，既有奉行節欲苦行的，亦有主張縱欲享受的。佛典記載的所謂外道就有96 種之多，以外道“六師”為代表。佛教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下蘊育和發展起來的。由於佛教反對天啟、神權，其種姓平等的主張、中道慈悲的教義與戒律嚴明的僧團制度，順應了社會發展的潮流，具有革命性意義，從而異軍突起，數百年間風行五印度。

眾所周知，古代印度是一個歷史悠久、偏重神力救贖和出世解脫、宗教思想深邃、文化表現形態豐富多彩的國度，但長期疏於歷史文字的記載，這為後人考察佛教思想的發展演變帶來很大的困難。與其他世界性宗教一樣，佛教在長達2500 多年的全球傳播過程中，除了自身的因素之外，受本土文化、異域文化的影響也是巨大的，無論對教理教義的理解詮釋，還是外在的表現形式，都發生了許多的變化。根據佛典記載和相關學者的考察研究可知，佛陀逝世不久，僧團中即出現了非議佛制戒律的情況，於是僧團舉行了佛經的第一次結集。此後每當發生了教法爭議與派別衝突時，便召集僧眾舉行經典結集，印度佛教史上共舉行了四次大的結集。所謂結集，是採取合誦的形式，即一人憑記憶誦出，大眾認可，即合誦，並沒有形成文字記錄，只有釋迦牟尼圓寂674 年後舉行的第四次結集，才形成文字刻錄于貝葉上，成就了世上最初的佛教文字經典“巴厘文三藏”——貝葉經。

佛陀逝世一百年內，佛教相對穩定，一般稱為原始佛教時期。此後佛教僧團出現首次分裂，分為上座部和大眾部，經二三百年間，進一步分裂成十八個部派，這一時期的佛教稱為部派佛教。雖然此期佛教部派眾多，但基本以歷次結集形成的《四阿含經》等小乘經典和曇無德部、薩婆多部、彌沙塞部、迦葉遺部、婆粗富羅部等五部派所傳持之律典為中心，以三法印、四聖諦、十二因緣、三十七道品等為核心教義，注重戒律傳承。太虛大師將這一時期（約五百年）的佛教稱為“小行大隱” 時期，臺灣印順法師則稱之為三藏教──小乘的以無常教義為中心的時代。斯里蘭卡、緬甸、泰國等東南亞各國佛教主要傳承的是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因經典所用語言為巴厘文，所以傳承這一時期的佛教又稱為巴厘語系佛教。

1世紀，由方等經發展出的《般若經》、《華嚴經》、《法華經》等佛教經典問世。活躍於西元150年至250年之間的龍樹菩薩興起于南印度，著有《中論》、《大智度論》、《十住毗婆沙論》等論典，創建了大乘中觀學派。該派主張一切法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究竟空寂，故又稱為空宗。4-5世紀，《涅槃經》、《勝鬘經》、《解深密經》、《楞伽經》等大乘佛教經典相繼問世。興起於北印度的無著菩薩、世親菩薩（4-5世紀人）兄弟倆創建了大乘瑜伽行派，因尊奉《瑜伽師地論》、強調瑜伽的修行方法而得名。該派以《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攝大乘論》、《唯識三十頌》、《唯識二十論》和《成唯識論》等為主要經典，主張一切法唯識所現，故又稱為唯識宗。太虛大師將這一時期（約五百年）的佛教稱為“大主小從”時期，臺灣印順法師則稱之為共大乘教的以性空教義為中心的時代。雖然印度三期佛教先後傳入中國漢族地區，但這一時期的佛教大乘經典及中觀、瑜伽行派尤其盛行，並傳入越南、朝鮮、日本等國家，因經典所用語言為漢語，所以這些國家傳承的佛教又稱為漢語系佛教。

7世紀，大乘金剛密乘興起於中印度，它是印度佛教的最後形態，以《大日經》和《金剛頂經》為主要經典，主張“菩提心為因，大悲為根本，方便為究竟”，及身、口、意三密相應的修行方法。太虛大師將這一時期的佛教稱為“密主顯從”時期，臺灣印順法師則稱之為不共大乘教的以一乘真常為中心的時代。傳承此期佛教的國家和地區，是以中國西藏地區為中心，直到蒙、土、裕固等少數民族地區，以及尼泊爾、不丹、蒙古、俄羅斯西伯利亞和布利亞特蒙古地方與印度的北部。因經典所用語言為藏語，所以又稱為藏語系佛教。

印度小乘、大乘、密乘三期佛教的次第產生，既是佛教因應時代發展度化眾生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是佛教在向以印度教為核心的母體文化回歸、趨同的結果。而隨著印度教的復興和伊斯蘭教的傳入，印度佛教自9世紀漸趨衰微，到了13世紀末便徹底消亡（19世紀後才有輸入性存在）。

此後，世界佛教中心東移至中國。

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路徑與經驗

佛教大約於西元前後開始傳入中國，一路通過陸上絲綢之路經新疆、河西走廊傳到中原地區，一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由廣東等地登陸傳入中原地區，形成了漢語系佛教。7 世紀，佛教分別從印度和中國內地傳入中國西藏地區，形成了藏語系佛教。大約同一時期，巴厘語系佛教從泰國、緬甸傳入中國雲南地區，這使中國成為了世界上唯一一個具有三大語系佛教傳承的國家。

佛教在中國漢族地區的傳播發展，大約經歷了六個階段：（一）譯經講學時期（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此一時期，印度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教理教義、典章制度、文化藝術等幾乎全部譯介過來，經過高僧們的講學、探索，從上到下逐步融合到中國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之中。（二） 八宗成立時期（隋陳李唐時期）。此一時期漢傳佛教的理論與修證體系建設達到頂峰，三論宗、天臺宗、華嚴宗、唯識宗、禪宗、淨土宗、律宗、密宗等八大宗派相繼創立，奠定了佛教中國化的基本格局和路徑。（三） 禪淨爭主時期（五代趙宋時期）。此一時期，由於唐會昌法難的影響和程朱理學的興起，佛教逐漸邊緣化，開始走下坡路。三論宗、天臺宗、華嚴宗、唯識宗、律宗、密宗諸宗衰弱不振，只有禪宗、淨土宗盛行。（四） 宮廷密教時期（元明時期）。此一時期，由於朝廷優撫蒙藏地區的活佛，宮廷密教盛行，而漢傳佛教逐漸山林化、民俗化。（五）經懺香火時期（清朝民國時期）。此一時期，宮廷密教依然盛行，而漢傳佛教因循守舊， 多數寺院依靠經懺香火維持生計。（六）佛教文化復興時期（民國至今）。此一時期，佛教從內憂外患中走出來，以“人間佛教”為旗幟，無論在經典講學、佛教教育、弘法利生方面，還是在文化交流、宗教實踐方面， 都開啟了新一輪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佛教傳播講究契理契機，它傳入中國後，經過與中華固有文化相互激蕩和佛教高僧、學者千百年來的研究、講學、實踐，形成了中國獨到的理論詮釋和修證體驗。一是採取了獨有的判教方法，以某一部（或多部）經和論的思想為中心，將佛教各個時期出現的經典和理論，根據所度化眾生的根機和因緣加以分級分類，構建起統一的理論詮釋體系，例如三論宗、天臺宗、華嚴宗、唯識宗、律宗；二是以圓融不二的態度和智慧，將佛教各個時期出現的看似十分矛盾的經典和理論，乃至與儒家、道家的經典和理論加以整合，作出合乎邏輯的詮釋，用以指導中國人的修行實踐，例如天臺宗、華嚴宗、律宗、禪宗；三是將某一類簡便、適用的修行法門和方法，從法脈傳承、經典依據、理論高度、適用範圍等方面進行發掘整合，從而發揚光大，例如禪宗、淨土宗、律宗、密宗； 四是為了維護自己宗派的勢力和寺院經濟財產，結合世俗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各自傳法世系和寺院管理制度，例如禪宗、天臺宗等。佛教在中國的傳播過程，可說是一個不斷創新發展的中國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還不斷輸出到越南、朝鮮、日本等國家，造就了漢傳佛教的輝煌。

三、佛教與中華文化的互動與相互影響

印度與中國同為文明古國，具有東方文明的許多特色，但歷史、地理、文化差異巨大。佛教作為印度文化的一支新興宗教，跨越高山與戈壁，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開啟了印度文明與中華文明長達千餘年的姻緣，開出了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一朵奇葩。佛教通過不斷與中華儒家、道家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深深地融入了中華文明之河，對中華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自身也成為了中華傳統文化極其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佛教與中華文化的關係，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認識，一是佛教對中國文化產生的影響；二是佛教受中國固有文化的影響。這是一個極為龐大的課題，宜專文或專著探討，限於篇幅，這裏只能列出若干條結論以窺一斑。

（一）佛教對中國文化產生的影響

佛教對中國文化產生過很大影響和作用，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燦爛輝煌的佛教文化遺產。一是帶來了大量印度有而中國原本沒有的思想、文化、藝術乃至風俗習慣等；二是佛教與中國文化相互激蕩產生了中、印原本皆無的思想、文化、藝術乃至風俗習慣等；三是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改變了中國以儒家、道家為核心的各種文化的構成與發展走向。

1.“天下名山僧建多。”中國古代建築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現存的河南嵩山嵩嶽寺磚塔，山西五臺山南禪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構建築，應縣大木塔，福建泉州開元寺的石造東、西塔等，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建築史的寶貴實物。

2.迄今留存最早的印刷品是佛經。數千卷由梵文翻譯過來的佛教經典，不僅是一個思想寶庫，而且本身就是偉大富麗的文學作品。馬鳴的《佛所行贊》帶來了長篇敍事詩的典範；《法華》、《維摩》、《百喻》諸經鼓舞了晉唐小說的創作；般若和禪宗思想影響了陶淵明、王維、白居易、蘇軾的詩歌。變文、俗講和禪師的語錄體都和中國俗文學有著很深的關係。

3.語言是一種最普通最直接的文化，中國漢語的大量用語，如世界、如實、實際、平等、現行、刹那、清規戒律、相對、絕對、覺悟、意識、忽然等等都來自佛教語彙。梁啟超先生曾統計日本人所編的《佛教大辭典》，共收有“三萬五千餘語”漢語佛教辭彙，佛教辭彙不僅佔據漢語辭彙一大部分，還大量包括了高端的行而上的辭彙，從廣度和深度上大大拓展了中國文化。

4. 佛教在雕塑、繪畫、音樂、書法等藝術方面，對中國文化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例如敦煌莫高窟、雲岡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雕塑、繪畫藝術等。至於遍佈全國的名山古刹，猶如佛教的文化藝術殿堂，其經典、雕塑、匾額、書法、佛教節日、宗教禮儀，以及以水陸法會為代表的漢傳佛教法事活動，極大地豐富了中國人的文化生活。它們已成為中國寶貴的物質或非物質文化遺產和豐厚的文化、教育資源與旅遊資源。

5. 佛教的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世界觀，緣起性空、如實觀照的認識論，業感緣起的因果論，辯證思維和邏輯推理的方法論，忘我利他、普度眾生的人生觀，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道德觀以及佛教在哲學、文學藝術、倫理道德、自然科學、醫學、生命科學等領域內所積累的豐碩成果，已深入影響到中國的方方面面，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6. 道教正式創立于東漢末年，其標誌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出現， 其形成與轉型，相當程度上受到佛教的傳入與興盛的影響。在佛教、道教的長期競爭中，道教經典的編撰、道學思想的闡釋、神仙體系的構建、典章制度和道觀管理制度的建立，以及外丹修煉向內丹修煉轉型等，無不受到佛教的刺激、啟發和推動，最終走向佛道融合。

7. 儒家是一個修身齊家治世之學，尤其是被統治階級“定於一尊” 之後。相傳孔子罕言性與天道，明代大學者焦竑就說：“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然而佛教的傳入與興盛，尤其是禪宗的發展，極大地刺激、啟發了儒家，繼魏晉儒學玄學化之後，宋、明之際周程朱子等之理學, 及陸象山、王陽明等之心學，無一不受佛教禪宗思想的影響，使儒家趨於儒教化。

（二）佛教受中國固有文化的影響

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發展，經歷了一個不斷中國化的過程，最終完全融入了中華傳統文化之中。也就是說，中國佛教表現出與印度佛教的明顯差異，而與儒家、道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基因趨同。

1.印度小乘、大乘、密乘三期佛教先後傳入中國，但唯有中期大乘佛教盛行，發展成為主流，這與中國社會文化發達、重視倫理道德、積極入世的特點不無關係。

2.印度大乘佛教又分為三大思想系統，即性空唯名論（龍樹中觀派）、虛妄唯識論（無著世親派）、真常唯心論。後者以《大般涅槃經》、《大乘起信論》等宣說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等真常心作為一切法的究極根源，故稱真常唯心論。它與中國傳統的靈魂不死觀念和儒家的心性論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受到了中土人士的歡迎，從而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

3.中國佛教在理論上的特色是至圓（圓融），在修證上的特色是至頓（頓悟、速成），在方法上的特色是至簡（簡單、方便），中國獨創的天臺宗、華嚴宗、禪宗、淨土宗成為主流，而類似印度唯識學、中觀論這類嚴密辯證的繁瑣哲學不大流行，這與中國道家所倡的重直觀、重體悟的思維方式，以及中國人崇尚簡易性、看重現世效應不無關聯。

4.中國佛教肯定人人皆有佛性，傾向“一闡提”也可成佛，鼓勵每個人靠自己的努力來實現解脫，這與儒家的“性善”論、強調“人皆可以為堯舜”是一致的。儒家的人性論思想及其對理想人格的塑造和追求，對中國佛教這一特點的形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5.中國佛教以“隨機”“方便”為理論依據，對外努力調和與儒、道等思想的矛盾衝突，通過格義，不斷援儒、道等傳統思想入佛；通過各種“判教”方法，而對佛教內部各個時期的經典以及各種學派、宗派的理論學說進行調和與融合，從而形成了它顯明的調和性、融合性的特點，與印度佛教史上大小乘佛教“分河飲水”、大乘中觀、瑜伽兩派辯難爭鋒的情形迥然不同。

6.中國佛教在戒律的傳承、戒條的執行以及寺院的管理制度、飲食制度、佛事活動等方面，更是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形成了許多與印度佛教迥然不同的特點。例如托缽乞食制度無法實行，戒殺護生素食卻得到嚴格奉行，寺院普遍實際具有濃郁宗法社會特點的叢林清規，以及特有的早晚課誦、過堂用齋禮儀等等。

7.漢傳寺院的建築、佛菩薩塑像、佛事音樂、佛經裝幀印刷等等，無不深受中國固有文化的影響，反映出中國佛教獨有的特點。  

8.“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中國佛教與社會政治和倫理歷來有著密切的關係，這顯然與中國王權政治力量強大和宗法倫理影響深遠密切相關。

四、佛教的普世價值及其應用

佛教的宗旨以無為、出世、解脫生死煩惱為中心，經過二千五百多年的發展，在滿足人們終極追求的同時，還發掘、形成了許多具有普世價值的思想和行為規範，例如中道、圓融、平等、慈悲、行善、報恩、和平、環保等的思想觀念，對於人生、社會無不具有現實意義和獨特的價值，並在文化藝術、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體現和廣泛的應用。它們在當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在糾正人類中心主義、個人中心主義、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產生的流弊方面，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這為佛教的世界傳播提供了強大的價值支撐。

（一）佛教中道圓融思想及其運用

中道智慧是佛教的核心體現之一，與儒家的中庸有點相似，但這種智慧不同于世俗的聰明，它是通過節制欲望、修習禪定證得的。佛教認為，世界的常與斷、空與有、是與非、理與事、知與行、得與失、污染與清淨、生與死、苦行與享樂等，都是相對的、變化的，無不是一定時空因緣條件下的產物，唯心所現，應當不執著兩邊而取中道。在終極層面，《心經》就有“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言。這也使佛教具有開放、圓融、包容的精神品格。例如，佛教傳入中國後， 與同樣具有“和”之精神的儒家、道家相融合，創立了具有圓融精神的大乘佛教八大宗派，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印文化圈跨越千年的交流，也成為了世界文明史上交流互鑒的成功典範。相對於一神信仰的極端排他、二元哲學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佛教中道圓融的思想在當今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對於促進各種文明的相互交流與理解、化解“文明衝突”，更具有指導意義。在現實生活中， 佛教中道圓融的思想提示我們，不要主觀意氣用事，要活在當下，看清事物產生的因緣，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不把事物的差異或矛盾絕對化，不要為一時的禍福、榮辱擾亂其心。這樣才能因勢利導，和諧自他， 發揮人與事的正能量。

（二）佛教平等思想及其運用

佛教是主張眾生平等的，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這種主張在印度嚴格的四種姓社會制度和中國的等級森嚴的集權制度中，都是具有革命性意義的，它與同樣具有民本思想的儒家、道家相結合，已成為一種極具普世價值的理念，它鼓舞億萬民眾認清自心，積極進取，保持人應有的尊嚴和自信，也為人類社會走向公平正義提供了一個強大的思想武器。佛教的平等理念在佛教僧團“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的要求中，在“無遮大會”（一種不分種族、貴賤的佈施活動）儀式中，以及禪宗道場“普茶”（一種喝茶的禮儀）制度中都得到很好的體現和運用。

（三）佛教慈悲思想及其運用

慈悲為懷、普度眾生，不僅是大乘佛教思想的重要體現，也是菩薩的一種宏願和弘法實踐。“慈、悲、喜、舍”稱為四無量心，是佛教的一種重要修行方法。如《悲華經》中說：“慈心即是助菩提法，于諸眾生心無礙故；悲心即是助菩提法，拔出眾生諸苦故；喜心即是助菩提法，愛樂法故；舍心即是助菩提法，斷憎愛故。”佛教戒律中以戒殺為第一大戒，小乘佛教中的吃“三淨肉”，大乘佛教戒食葷腥，漢傳佛教奉行嚴格素食。這些都是根源於佛教徹底的眾生平等思想和自他不二的修證體驗，佛教的慈悲究竟且深入人心，涉及一切胎卵濕化的有情眾生。佛教本生經中就有釋迦牟尼佛過去生作菩薩時“割肉喂鷹”、“捨身飼虎”的感人故事。此外，阿彌陀佛四十八願度眾生，藥師佛為眾生除病消災，觀音菩薩救苦救難，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無不是大乘佛教慈悲精神的體現，其中，觀音菩薩作為“慈悲”的化身，在中國的文學、藝術創作和民間的趕觀音廟會、朝拜普陀山活動中，形成了獨特的觀音文化，蔚為壯觀。

（四）佛教行善思想及其運用

去惡行善，積累功德，是佛教的又一重要體現。例如七佛通誡偈“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扼要地說明了佛教的倫理道德準則。具體來說，佛教規定了五戒十善以供遵循，五戒者：1.不殺生，2.不偷盜，3.不邪淫，4.不妄語，5.不飲酒；十善者:1.不殺生，2.不偷盜，3.不邪淫，4.不妄語，5.不兩舌，6.不惡口，7.不綺語，8.不貪，9.不瞋，10.不癡。五戒重在去惡，十善重在行善。佛教有六道輪回之說，其中天道（化生）、阿修羅道、人道屬於三善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化生）屬於三惡道。佛教認為世上沒有“救世主”，人們出生於哪一道， 以及禍福、美醜、壽夭等，都是各人前世今生身口意業所造的果報，因而鼓勵人們通過行善去惡，積累功德，以改變命運。對此，佛教又有“八福田”之說：1. 造曠路美井，2. 水路橋樑，3. 平治險路，4. 孝事父母，5. 供養沙門，6. 供養病人，7. 救濟苦厄，8. 設無遮大會。

佛教的慈悲思想內淨于心，行善積德思想外化於行，千百年來，引導中國佛教團體、寺院、僧尼和信眾在救世濟苦、奉獻社會慈善公益事業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廣為世人稱道。在歷代高僧所致力的社會福祉事業中，有很多例子，不勝枚舉。有制度化的是北魏僧祇戶、僧祇粟、佛圖戶等。唐代有無盡藏制度救濟普及民間，如道積、智儼即是著名的例子，為醫療辦有悲田養病坊，寺院設有病院收容貧病者。宋代的佛教團體，非常積極地參與慈善公益事業，舉凡修橋鋪路、水利工程、濟貧賑饑、撫育棄嬰、貧童等，興辦義學、孤兒院、養老院、醫院，乃至公共墳場，寺院之僧眾皆不辭辛勞，帶領信眾出錢、出力。亦有寺院開辦的藥局，僧人懂得醫療的也當醫僧懸壺濟世。佛教行善、做功德、培福田的思想還廣泛反映在中國的文學藝術作品中和民風民俗中，可以說已深入人心，客觀上有利於淨化人心，和諧社會，與儒家仁義禮智信之五常相得益彰，千百年來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社會的道德水準以及社會救濟能力。

（五）佛教報恩思想及其運用

基於緣起和三世因果的理論，佛教認為，人作為一種高級生命，其生存和成長，離不開眾緣和合，其中有四類恩典應當報答：一是（佛、法、僧）三寶恩，二是國家恩，三是父母恩，四是眾生恩。《梵網經》更提出： “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俗話說：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佛教的報恩思想更為深邃，千百年來，引導世人和諧自他，化解紛爭，促進社會和睦、穩定，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六）佛教和平思想及其運用

由於佛教的眾生平等思想、報恩思想和不殺生、行善的戒律要求等因素，佛教成為一種極和平的宗教，佛教一向反對戰爭，力主和平，為化解戰爭、癒合戰爭的創傷作出過巨大的歷史貢獻。佛教的傳入中國，是被迎請進來的，千百年來，佛教高僧成為各國各民族友好往來、進行文化交流的和平使者；佛教的宗派眾多，但基本上都是義理上、修行方法上和戒律制度上的差異，從沒有形成你死我活的敵對狀態，體現更多的是交流互鑒的態度、中道圓融的精神。佛教這種和平思想給世界帶來的福祉及不朽價值，怎麼評價都不過分。

（七）佛教環保思想及其運用

地球億萬年的發展過程中，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面臨如此嚴重的環境污染危機、生態失衡危機。分析其原因，根子在於近代以來主客二元思維模式、人類中心主義以及物欲的惡性膨脹。這從反面襯托出佛教環保思想的特殊價值。基於緣起論的“依正不二”觀，以及佛教節欲、惜福、戒殺、護生的理念和操守，都不失為解決當代文明病的一劑良藥。所謂“依正”，即依報和正報。佛教將人類的身心稱為正報，將我們生存的世界稱為依報。正報和依報是息息相關的，依報敗壞了，正報則無以生存，從而提出“依正不二”，這與儒家崇尚的“天人合一”理念，有異曲同工之妙。

五、中國漢傳佛教的世界性傳播與展望

（一）中國漢傳佛教的世界性傳播

早在2世紀，佛教傳入中國不久，即從中原傳入越南，開啟了中國漢傳佛教的世界性傳播序幕。南北朝時期，隨著朝鮮半島、日本求法僧前赴後繼的到來，中國漢傳佛教傳播到朝鮮半島和日本，並一直延續到唐、宋，達到鼎盛，成為了聯繫中韓日三國最重要的文化紐帶。元明以降，佛教完全中國化、邊緣化和民俗化，向外傳播近於停止。

不過，從明代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前後，大批中國人開始移居南海各國，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後，大量華工因歐洲工業革命的需求而移居到美洲、歐洲及東南亞各國，他們把漢傳佛教信仰帶到了國外。  

上個世紀初，中國漢傳佛教在內憂外患中走向覺醒、復興，乙太虛大師為代表的高僧大德出訪日本、南亞、東南亞和歐美各國考察，學習和弘揚佛法，或募款支援抗戰，其中有部分高僧大德于南亞、東南亞定居下來，應邀創建、住持華人佛教道場，開啟了近代中國漢傳佛教世界性傳播的序幕。從上世紀60 年代開始，臺灣和香港不斷有人移居歐美， 部分受印度和東南亞一些國家排華影響的華人華僑也紛紛移居歐美等國， 其中許多港臺和東南亞的華人高僧大德應邀前往弘法，興建或住持華人佛教道場；臺灣佛教作為中國漢傳佛教的一支，從上世紀60 年代以來獲得長足發展，並不斷向海外發展，尤其以佛光山、法鼓山、中台禪寺和慈濟基金會為著；從上世紀80 年代開始至今，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留學和移民各國的大陸華人日益增加，逐漸成為華人移民的主流，其中，也包括許多僧尼。他們或接法于當地的華人高僧，住持道場， 或求學於國外相關學府，應邀講學和創建道場，已成為全球華人佛教道場的一支生力軍。

自從1953 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以來，積極開展對外佛教文化交流、服務國家的內政外交，就成為了協會的核心工作之一。但受政治和經濟等因素的制約，相對而言，至上世紀末以前，大陸佛教接待海外佛教代表團來訪的多，出訪也以禮尚往來為主，除有選擇地參加部分國際性佛教會議外，基本沒有主辦過國際性佛教會議。不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佛教協會和各地佛教協會恢復和創辦了許多佛教院校，其中不少畢業僧或移民海外，或被選派留學到日本、韓國、斯里蘭卡、緬甸、泰國乃至歐美相關學府，如今這些法師已成長為中國對外友好交往，傳播漢傳佛教的一支重要力量；從21 世紀開始，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對外開放度的增加，由大陸佛教主辦的國際性會議逐漸增多，各級佛教協會和部分名山大寺組團走出去訪問交流的更是日益頻繁，有的寺院甚至在海外興建子孫道場和佛教活動中心，如河南少林寺、河北柏林寺、北京龍泉寺等。這一切昭示著當代中國漢傳佛教世界性傳播事業方興未艾。

（二）中國漢傳佛教的世界性傳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1. 世界經過兩千五百多年的發展，形成了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三大世界性宗教，以及印度教、錫克教、猶太教、神道教、道教、祆教等區域性、民族性宗教。這些宗教或宗教派系基本都已深度融入所在國家或民族的文化血脈之中，構成了相對穩定的宗教市場格局。在佛教內部， 由於各種原因，南傳上座部佛教、藏傳佛教以及漢傳佛教中的日本、越南、韓國佛教在歐美傳播得更早，範圍更廣。因此，中國漢傳佛教在“漢文化圈” 以外進行傳播，首先就要正視和面對其他宗教和佛教的其他派系，借鑒、學習它們的長處，同時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這對境外弘法的中國高僧大德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2.當代大多數國家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政教分離方針，歐美各國更是主張政治民主、信仰自由和價值觀的多元化。同時，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交通、資訊交流等空前便利，世界範圍的人員流動日益頻繁，從而促成了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共存時代的到來，這些都可說是漢傳佛教的世界性傳播的機遇。

3.現今世界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環境污染、生態失衡、自然災害頻發、資源短缺、能源匱乏、金融危機、貧富分化、信仰缺失、道德淪喪、人性泯滅、宗教衝突、種族屠殺、恐怖活動猖獗、戰爭硝煙不散、核武陰影籠罩……在人類歷史上，傳統宗教第一次面對如此眾多攸關人類共同命運的全球性問題和困境。這既是機遇，更是挑戰。如前所述，中國漢傳佛教具有應對上述危機的豐富的思想資源和文化資源，如能予以充分發揮，就能大大推動其世界性的傳播。

4.中國是唯一一個同時具有三大語系佛教傳承的國家，流傳下來有海量的文獻資料和各種藝術瑰寶，包括流失到海外的佛教寶藏，無論是專職的僧人還是基本的信眾，其絕對數量都是世界上最多的。因此，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已成為世界佛教的中心。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佛教全面恢復，獲得長足發展，無論是在經典講學、人才培養、弘法利生方面，還是在文化交流、宗教實踐方面，都開啟了新一輪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可以說，當今中國漢傳佛教已具備開展世界性傳播的願望和一定實力。

5.當今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迅速，文化繁榮，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和經濟、文化走出去戰略的推動，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日益增強，加上有台港澳大中華圈的資源整合、遍佈世界各國的5000余萬華人華僑的文化認同，這些都可說是中國漢傳佛教開展新一輪世界性傳播的良好機遇與增上緣。

近十年來，我先後參訪了印度、尼泊爾、澳大利亞、美國、英國、加拿大的眾多華人寺院，深切感到老一輩的華僧開拓生根，艱辛備嘗，其宏願、其堅毅，令人欽佩；而新一代的華僧，把握機遇，迎接挑戰，更是別開生面。就以加拿大湛山精舍三位開山長老樂渡法師、性空法師和誠祥法師來說，樂渡法師自 1963年從香港移民美國，創立了美國佛教會、美國佛教青年會、三藩市市佛教會，美加佛經翻譯委員會。他親自翻譯和主持翻譯的大乘經典和普及讀物有30 多種。

1967 年性空、誠祥二位法師來到加拿大，於1968 年創立加拿大最早的佛教組織“加拿大佛教會”，於1969 年建成加拿大第一座漢傳佛教寺院“南山寺”，於1973 年建成加拿大第一座中國傳統宮殿式佛寺“湛山精舍”，奠定了中國漢傳佛教在加拿大的弘法基礎。而湛山精舍現任住持達義法師于1991 年由中國大陸來到美國學修、弘法，2003 年接法于樂渡法師、性空法師和誠祥法師，成為天臺宗第四十六代傳人，同年冬應邀前來加拿大多倫多定居並擔任湛山精舍住持及十座別院的管理工作。

如今，加拿大佛教會湛山精舍僅經過兩代人的開拓耕耘，就在寺院建設上不但建成湛山精舍，還先後創建弘法精舍、湛山禪院、倓虛老法師紀念堂、法海禪院、佛海禪院、湛山文物圖書館、湛山學佛院、萬佛舍利寶塔和法華禪院九座湛山分院，並正在籌建加拿大佛教四大佛山，其各項弘法事業欣欣向榮。加拿大佛教會湛山精舍率先倡議並承辦首屆中國、加拿大和美國佛教論壇，本身就足以說明加拿大佛教會湛山精舍的號召力和影響力。

今天我們來到以宣導多元文化和諧共生著稱的加拿大，親身感受以加拿大佛教會湛山精舍為代表的中國漢傳佛教的弘法成就，倍感振奮。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漢傳佛教新一輪的世界性傳播一定會更加輝煌，必將為世界的和平、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人民的幸福，做出中國漢傳佛教的特殊貢獻！
  

﹝註﹞陳星橋，法名常正，法號智淵，1957年10月30日出生於湖北省武漢市，原籍湖南省祁陽縣。先後畢業於武漢河運專科學校及中國佛學院靈岩山分院，曾任中國佛學院靈岩山分院講師、省市佛協副秘書長，現任中國佛教協會《法音》雜誌責任編輯、中國佛教協會《佛教文化》副主編、中國反邪教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健身氣功協會委員等職。先後發表論文、譯文近百篇，各種採訪、報導、遊記百餘篇。編著有《中國佛教宗派理論（律宗部分）》、《俗語佛源》部分條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