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秦城監獄─中國政治的面紗※
【秦城監獄是中國的縮影】2017-04-18 來源:民主中國
《秦城國史》是一本險些被扼殺在抽屜中的著作。香港出版人鮑朴曾對媒體披露，他在出版此書的過程中，合作多年的香港某印刷廠拒絕印刷，發行方面亦表示有困難。印刷廠和書店都不跟他合作，他處於產業鏈中間，上面拒印、下面拒賣，香港的出版自由已經崩壞。後來，鮑樸找到一家小型印刷廠，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讓此書問世。那麼，共產黨當局為什麼會害怕這本書呢？
迄今為止，沒有一個中國作家寫出一部堪與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媲美的巨著，這是讓中國知識人感到羞愧的事實。然而，即便不能修建一座當代中國的哭牆，也可以先冶煉出一塊小小的馬賽克。身在中國的作家、記者袁淩頂著巨大的風險和壓力，完成了《秦城國史：中共第一監獄史話》。這是一部另類的、微縮版的當代中國政治史，倘若法國思想家福柯還在世，讀到本書中的材料，其“監禁與規訓”的理論或許會更加豐富與深邃。記者及報導文學作家錢鋼評論說：“在對秦城監獄本身考察的翔實度和準確性上，現有的著述無出其右。”今天中國的讀者，與其去讀那些漏洞百出的盜墓和穿越題材的小說，不如讀這本以口述史和文獻研究的方式、耗時十年寫成的《秦城國史》。
中共是一個列寧式的政黨，秦城是一座蘇聯式的監獄。中共從國民黨那裏奪得天下，並非單單靠自身實力，而離不開蘇聯“老大哥”明裏暗裏的幫助。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向蘇聯“一邊倒”，迫不及待地赴莫斯科朝拜史達林，簽署賣國條約，討要經援和技術。蘇聯第一批援建中國一百五十七個大型工礦、軍事、交通等項目，對外公佈一百五十六項——雙方有意掩蓋的一項，就是秦城監獄。據當時的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的秘書邢俊生記載，秦城監獄從建築圖紙到管理制度，都由蘇聯人一手規劃和傳授，它是蘇維埃體制與人民民主專政的混血產兒，是按照“社會主義模範監獄”理念來建造的特殊專案。果然，在以後的歲月中，秦城監獄的地位和重要性超過其他任何一座監所，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囚徒從中越獄。
秦城監獄的囚徒當中少有無名之輩，它關押過形形色色的重要人物：從最初的國民黨高級戰俘杜聿明和沉醉等人，到作為該監獄始作俑者的公安部部長羅瑞卿，以及前後擔任過政治局委員和北京市市委書記的彭真與陳希同；從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從左翼文人胡風，到藏人精神領袖第十世班禪喇嘛；從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到六四時拒絕執行開槍命令的第三十八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將軍；從學運領袖王丹，到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而作為“正國級領導人”被關押於此的則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張春橋、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有人作繭自縛、罪有應得，有人卻光照黑暗、彪炳史冊。經過漫長的秦城生涯，有人精神失常，有人大徹大悟，有人矢志不渝。“秦城大學”畢業生的名單，若一一羅列下來，比黃埔軍校、北大清華還要多姿多彩。
請君入甕：誰能脫離絞肉機？
秦城監獄是“中國的古拉格”的縮影，長期擔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的馮基平是秦城監獄的主要締造者之一。馮基平是羅瑞卿的得力助手，具體負責秦城監獄的修建專案。中共是一台無情的絞肉機，馮基平是絞肉機上一顆忠誠的螺絲釘，但他的忠誠並未讓他倖免於難。文革當中，馮基平未經審判便被關押在這所他主持修建的監獄中長達十年之久。同囚者因吃不飽，埋怨馮當初將伙食標淮定得太低。馮尷尬地解釋說，當初沒有想過犯人要吃飽這個問題，現在十分後悔，如果標淮定高些，大家都能吃飽肚子。在獄中，長達四年半時間裏，馮基平被加上腳鐐手銬，精神失常後，並被強行送入精神病院接受藥物注射。
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中共給馮基平平反。地點就在當年宣佈逮捕他的首都體育館，而宣佈平反的人竟然是當年在大會上宣佈逮捕他的北京市委副書記吳德。此種戲劇性，恐怕連戲劇大師莎士比亞也會為之瞠目結舌，難怪袁淩以“卡夫卡寓言”來命名這些“秦城故事”。
更讓人不寒而慄的是，在遭受諸多慘無人道的虐待後，馮基平並未從自身經歷中悟出民主與法治的重要性，更沒有致力於改變公安系統之苛政。相反，他瘋狂報復那些迫害過自己以及其他翻身高幹的監獄管理人員。一九七七年，馮基平奉彭真、羅瑞卿之命，清理北京市司法系統“沾有革命幹部血跡”的看守和審訊員，對其中的十七人內部審訊後秘密槍決，並向他們的家屬宣佈為“因公殉職”。操作絞肉機者，最終被絞肉機粉身碎骨，並成為絞肉機的新動力，這就是中共體制最邪惡之處。
《秦城國史》中引用了大量“秦城大學畢業生”的回憶錄。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曾貴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是這座活地獄中的亡魂。王洪文不曾寫下回憶錄，但林彪集團成員、原副總參謀長邱會作在回憶錄中披露了王洪文在獄中所受的種種虐待，這是其暴斃獄中的根本原因。王洪文親口告訴邱會作，專案組對其施加各種酷刑，為了減少痛苦，為了活下去，他什麼都承認，讓他說什麼就說什麼。王洪文被關押的第一天起就戴著重刑具，它會自動地緊固，要是掙扎，它就會逐漸加緊，像念緊箍咒一樣，如果用勁掙扎就會把人摔倒在地上。王帶上刑具後就沒有卸過，晚上睡覺也要帶著。
王洪文說：“為了要什麼材料，對我搞車輪戰術是常事。有時說著話就睡了，他們曾經幾次給我注射過針藥。只要注射了那種藥，無論怎麼樣也睡不著，心裏煩躁得特別痛苦。我堅決拒絕打針，他們就強給我注射。後來的交換條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針了。”有一次，邱會作親眼看到王洪文因身體衰弱摔倒在地，獄卒不許旁人前去攙扶。幾分鐘後，王洪文掙扎著站起來，已是血流滿面。在“文革”後期火箭式竄升的王洪文當然不是什麼好人，但王洪文在獄中的慘狀，仍然讓常人生出測隱之心。一個制度不能保護“壞人”的基本人權，當然也就不能保障“好人”的基本人權。
毛澤東唆使王洪文等“造反派”殘酷鬥爭老幹部和知識份子，而發動政變重新掌握權力的“老近衛軍”代表鄧小平則動用司法系統加倍報復王洪文等人。鄧與毛的手段同樣卑劣、同樣下流。鄧小平對監獄中的王洪文趕盡殺絕，當然也會下令軍隊向學生開槍。倘若《秦城國史》一書在一九八九年之前出版，當時的大學生看到此細節，就不會對中共心存幻想，最終無辜喪生了。
因嫌烏紗小，致使鎖枷扛
一九八六年，在鄧小平“垂簾聽政”下，趙紫陽“不完全執政”，啟動有限度的政治改革。其中，作為司法改革重要部分的，就是將監獄系統由公安部劃歸司法部管轄，以改變原來的監審合一體制，健全司法體系。但是，秦城監獄成為惟一的例外，就連作為總書記的趙紫陽都不能改變秦城監獄隸屬公安部的“特殊身份”。而趙紫陽更不會想到，三年後他最親密的助手鮑彤會成為秦城監獄的囚徒，他自己也差點被送進秦城監獄。
秦城監獄隸屬公安部，決定了它是一處“法外之地”。周永康垮臺之後，有人研究中共歷任公安部部長的生平，發現絕大多數公安部長都曾身陷牢獄甚至死於非命。一九六五年，文革紅人謝富治接替羅瑞卿掌管公安部，立即整肅公安部高官，八位副部長中有六位被關入秦城監獄。謝富治若不是在文革結束前期病亡，必定會被當作四人幫幹將被關進秦城監獄。或許，《秦城國史》再版時可以補充兩個章節：一是坐過秦城監獄的牢房的公安部長的故事，二是秦城監獄歷屆監獄長的生死榮辱。
這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學究之作，而如同一部兼具魔幻、懸疑、偵探等特質的小說。最為難得的是，袁淩採訪了曾被關押在秦城監獄的數十名不同身份背景的囚徒，掌握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他甚至採訪到長期在秦城監獄擔任管教幹部的何殿奎。何殿奎是惟一願意接受訪問的秦城監獄管理人員，儘管他講述的幾乎全部是“正面資訊”，但畢竟在鐵幕上撕開了一道小口子。
從衛星地圖上可以看到秦城監獄的建築風格與整體規劃。它的主體是監獄，還設有形形色色的附屬機構，自成一個“小世界”。《秦城國史》以時代為經，以人物為緯，其中若干人物的命運如過山車般起伏變化，挑戰讀者的想像力。即便是《哈利波特》的作者羅琳和《魔戒》的作者托爾金，亦難以寫出如此荒謬而殘暴的情節。袁淩仔細梳理了被關入秦城監獄的數百名共產黨高級幹部及社會賢達，分出若干群體：夫人族當中包括兩名“第一夫人”，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先後成為秦城監獄的房客。王光美剛剛被釋放，江青就被關進來，王光美後來專程到秦城監獄觀看江青的監控錄影，不知是否可以一解其家破人亡的恨意？秘書族更是陣容強大，包括毛澤東本人的歷任秘書班子和江青的秘書，如李銳、師哲、陳伯達、閻長貴等人。將軍族則有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剛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吳法憲，海陸空三軍齊備。作家教授族有丁玲、田漢、吳晗、葉淺予等人。其中，有一些人坐過軍閥的監獄、國民黨的監獄、日本人的監獄，最後發現共產黨的監獄最難坐。
在習近平、王岐山展開反腐大戲之前，秦城監獄一度“門前冷落鞍馬稀”。自薄熙來以後，這裏逐漸變得人聲鼎沸，迎來作為落馬高官“集體宿舍”的黃金時代：政治局常委、正國級領導人周永康，副國級領導人薄熙來、郭伯雄、令計畫、蘇榮，省部級幹部則數不勝數，還有央企掌舵人、軍隊將軍等曾經“一日看盡長安花”的風流人物。過去，人們常說，“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如今，這句話不妨改成，“到了秦城才知道自己官小”。雖然大部分落馬貪官在法庭上認罪，但很少“心服口服”，心態跟被江澤民搞掉的陳希同一樣：我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我是“國事犯”——而中國的法律辭典中從無“國事犯”這一說法。
訪舊半為囚，歎息熱衷腸
歷史學家余英時指出：“一言以蔽之，秦城監獄在中國極權體制中是一個發揮著世紀作用的獨特機構。最確當地說，它是一個有力的政治工具，但卻隱蔽在法律外衣之下。正因為如此，它成為一個重大的關鍵，可以引導我們去真正認識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認識秦城監獄，就如同拿到一把打開中共政治謎團的鑰匙。
秦城監獄之于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宛如巴士底獄之于路易十六的法國。毛澤東時代之後，中共幾經嬗變，逐步放棄僵化的計劃經濟模式，改以光鮮的“權貴資本主義”。然而，秦城監獄還在，且人滿為患，足以說明中共的列寧式獨裁政黨的本質並未改變。正如西方記者馬德利在《中國共產黨不可說的秘密》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北京仍然維持了二十世紀共產主義政權許多該有的特質：中國共產黨剷除或閹割了政治對手，廢止了司法和新聞自主權，限制宗教和民間社團活動，抹黑不同調的國家定位說法，中央集權，建立無孔不入的安全檢查網，將反動分子打入勞改營。”
秦城監獄中的囚徒，除了失勢的中共高官之外，還有一群真正的“政治犯”。袁淩採訪到的“秦城大學畢業生”，大部分是這群與中共徹底分道揚鑣的“異議分子”。六四屠殺之後，大批知識份子和學運領袖被關押于此，由此催生了當代中國名副其實的“異見運動”。此前，在八十年代的幾次政治運動，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當中，有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被最高領導人點名批判。雖然方勵之第一個提出“持不同政見者”這個自我命名，但他們仍擁有體制內身份，思想上也未與中共決裂。直到“八九六四”之後，共產黨的屠殺與秦城的磨礪才煉成了一批全身心的反對者。
秦城監獄並不比其他監獄更糟糕。總體而言，一些著名人物在秦城監獄尚能獲得某種程度的優待。比如，劉曉波在“六四”後被關押在秦城監獄，他很少談及那段經歷。他說，比起許多在地方監獄中關押的、飽受折磨的囚犯來，他根本不算是在坐牢。在其第四次入獄之後，中共官方為掩人耳目，不讓其再度入住秦城監獄，將其送到關外人跡罕至的錦州監獄關押。
也是六四後被關押在秦城的著名記者、葉劍英之養女戴晴，在獄中除了堅持抗爭之外，想到了五十年代即被關押在此的著名學者張東蓀。張東蓀是北平“和平解放”的推手之一，是民盟高層人士，卻因為反對毛澤東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試圖促成中國與美國保持外交關係，並且未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選舉中投毛一票，被以美國間諜的罪名投入秦城監獄，折磨致死。日後，戴晴寫出了張東蓀的傳記《在如來佛掌中》，也算是完成了一次自我精神救贖。
習近平掌權之後，除了黨內清洗之外，對民間社會尤其是異議運動陣營的打壓變本加厲。一個關於蘇聯的段子也可套用在當今中國：“如果你既聰明，又正直，還勇敢，那麼，你不是坐過監獄，就是正在監獄，或者走在通往監獄的路上。如果你三種情況都不是，那麼那三種品質你肯定缺一樣。”當然，大部分人權鬥士“沒有資格”進秦城監獄，甚至沒有經過正式的逮捕和審判程式，被秘密綁架、關押在“黑監獄”，中國法治的崩壞，離無法無天的文革不遠了。
幾年前，中共當局修建了司法部直屬的燕城監獄。燕城監獄與秦城監獄僅一字之差，試圖取代秦城監獄的功能。若秦城監獄退出歷史舞臺，會不會被拆毀、被毀屍滅跡呢？臺灣民主化之後，為實現轉型正義，將昔日的政治犯監獄綠島山莊和景美監獄等改建成人權園區，開放給社會各界參觀，讓其發揮人權教育的新功能。那麼，在未來民主化的中國，若秦城監獄保留下來，它能完成類似的轉型嗎？
“秦城監獄”，人們大都聽說過，但對裏面的真實情況，人們瞭解的並不詳細。《秦城戰犯改造紀實》為我們揭開了秦城監獄神秘面紗的一角。――《北京晚報》
秦城位於北京市北部的燕山東麓，西面靠著重疊的群山，北、東、南面則是一望平野。其實，在秦城監獄建立之前，秦城只是一個小小的地名。不僅人人可以出入，自古也有百姓居住。
建立于1958年的秦城監獄，是20世紀50年代蘇聯在同中國處於“蜜月”關係時，援助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與國防建設的產物。當時，蘇聯與中國訂立的援助項目共有157個，其中之一便有秦城監獄，但因秦城監獄屬秘密工程，對外不便公開，所以外人一般只知道官方公開的156個。
當時的秦城監獄，是由蘇聯專家設計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長馮基平是工程負責人之一。富有戲劇性的是，馮基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投入這座他親自主持修建的監獄，而且是同批犯人中最遲一個被釋放者。
“文革”前監獄蓋有4幢帶審訊室的白色樓房，排號為甲、乙、丙、丁。樓房一律三層，磚結構，坡頂。每幢樓房單獨成一個院落，樓前有一大片用牆圍起來，專供犯人放風的空地。每間監室有20平方米，內有單獨的洗手間，其中設有坐式馬桶和腳踏式沖水，並配有當時十分先進的洗衣機。
牢門是鐵皮包著的木門，房門上方與廁所馬桶齊腰部有“窺孔”，供哨兵對犯人24小時監視之用。房內的常置設施只有一張距地面一尺左右的矮床。需要寫材料時，管理人員才會送進一張小學生式的單人課桌臨時使用。但凳子是永遠沒有的，床鋪就是犯人平日坐的地方。重犯囚室內的牆壁是特製的，囚犯撞牆也不能自殺。
牢房的窗戶約一平方米大，距地面兩米多高，窗臺向上傾斜，窗戶向上向外開啟。窗戶共有三層:紗窗、鐵柵和磨砂玻璃窗。室內所有永久性設施都被去掉棱角，打磨成圓形。
在大約有3.5米高的天花板上，安有一個光源微弱的燈泡，那模樣就像“一個倒掛的小人頭”，它被磨砂燈罩罩住，燈罩外包有鐵絲網。如此層層包裹，燈光自然十分暗淡。犯人沒有控制這個昏暗光源的權力，因為它的開關在牢房外，由看守操縱。
1967年，又加蓋了6棟樓閣、6座監獄大院，6座新監舍的排號順序為戊、己、庚、辛、壬、癸。
犯人的代號由數碼組成。數碼分為兩個部分，前面的數位標誌該人的入獄年份，以西元紀年表示。後面的數字表示該年份入獄的序號。如“6901”，前兩位數代表1969年，後兩位數代表收監的順序是該年度的第一人。
犯人按“級別”不同有單獨和集體囚禁兩種。這種“級別”劃分一般是根據犯人在入獄前的官職，有時則根據這名犯人在某一事件的涉及程度。
犯人每月的主食定量為16公斤，一日三餐(周日和節假日只有兩餐)由管理員統一送到各監室門前。不過，在伙食標準上，又根據犯人的年齡、入獄前的地位，或是案情的不同進展程度等，分為高低兩種。
高級囚犯20世紀70年代每月的伙食費為60元，到90年代隨著物價的上漲，有所提高。高級囚犯伙食待遇較好，一般對那裏的伙食比較滿意。低級囚犯正餐為“一菜一湯”。主食一般是米、面、雜糧搭配，菜是最廉價的蔬菜，少有油水；早飯是玉米麵窩窩頭和一塊拇指大的鹹菜。
在高級監區，獄方備有統一的飯盒，不使用視窗，而是打開牢門將飯菜送入。菜有兩素一葷，有“真正的湯”。每週一次配送牛奶、水果；特殊犯人或即將出獄的高級犯人則有更好的待遇。低級監區的犯人需自己保管餐具，開飯時，食物通過一個離地面約一尺高的送飯視窗遞入。
秦城監獄與普通監獄不同，實行單獨放風制度，犯人初到秦城時並不能立即享受放風待遇。每次放風時間20分鐘至1個小時不等，時間依當時獄中犯人的數目而定。放風地點為一塊用磚牆圍起的放風圈，一道高牆又將這個放風圈一分為二。兩個放風圈可同時使用，看守站在高高的中牆上，可一覽無遺地觀察兩邊格子中的情況。犯人一個一個地被單獨放出來，一人一格，隔著高高的牆，誰也看不到其他犯人。
平時，除國民黨戰犯接觸過相對較重的體力勞動外，犯人在秦城監獄多只有輕微的勞動，如做火柴盒，用麥秸編織草帽，這類勞動一般在囚室內進行。
秦城監獄的犯人在接受審訊時，先由一名看守通知，然後將他帶出囚室，前往審訊室。來到審訊室門前，將犯人送入室內，看守即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在室外等候。
進入審訊室後，犯人被帶到一張凳子前。據國民黨戰犯沈醉回憶，這張凳子與一般的凳子相比，有著特殊的講究。它的形狀像一個腰粗、兩頭細的圓鼓。他認為，做成這種形狀，是為了防止犯人拿它當武器，襲擊審訊人員。
在犯人被允許坐下之前，提審員首先向他交待“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在“文革”期間，則代之以朗讀牆上貼著的毛澤東語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等等。
在犯人的對面，有個半圓形的平臺，臺上有幾張由木桌拼起來，上面鋪著白布的審訊桌，審訊員和記錄員分別坐在桌子兩邊。在這裏，犯人還可以在有靠背的椅子上就座。
犯人接見家屬的地方設在同一幢監舍的接見室中。那是一個被中間的一堵牆隔斷的兩個小房間，中間牆上開有一個小視窗。在一般情況下，接見者和被接見者分處兩室，在小窗口處交談。
犯人家屬送給親人的物品必須在審訊室內交給管理人員，在一本接見人送物單上登記。被審定不能交給犯人的東西，在會見結束後立即責令帶回。接見完必須有管理人員在會見單上簽字，否則就不能走出監獄的鐵門。
秦城監獄設有專門的醫務室，配備保健醫生和護士。他們只是負責犯人的一般疾病，定期檢查“高級犯人”的身體。內容有詢問身體一般情況、量血壓、抽取血樣檢查各種指標等。此外，還特別設立一個小小的牙科診所。據稱，秦城監獄的醫生對醫治因長期單獨囚禁導致的“單身牢房綜合症”最有經驗:只要把這名犯人放入人群中，病很快就會好起來。
秦城監獄犯人專用醫院――復興醫院的犯人病房集中在一幢建築的二樓，病區內有看守把守，每間病房都裝有鐵門，有監視，也實行放風制度，放風地點在醫院大樓的樓頂上。病房約有十平方米，內有一張至兩張病床、一個自來水龍頭、一個馬桶。窗戶的玻璃不透明，窗外裝著鐵欄杆。 (來源：摘自邢克鑫編著《秦城戰犯改造紀實》)
【秦城監獄】
公安部秦城監獄、公安部看守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所監獄和看守所，位於北京市昌平區興壽鎮秦城村（位於小湯山鎮附近），於1960年3月15日落成。現為唯一一座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的監獄和看守所，由公安部監所管理局管理。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判刑的省部級及以上高級官員大多在此集中關押。
秦城監獄建於1958年，由蘇聯專家設計，是蘇聯援助中國的157個項目之一。
秦城監獄的隸屬關係幾經變化。1960年3月15日該監獄落成後，起初由公安部政治保衛局直屬一處（負責預審及監獄工作）管轄。1962年後，改由公安部預審局管轄。該監獄對外正式名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看守所」。公安部預審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的內部局，其序號曾多次變化。1958年12月2日，經國務院批准，公安部十九局（預審局）改為十四局。1961年2月20日，公安部預審局的序號由「十四局」改為「十三局」。
1989年3月5日，公安部發出《關於印發公安部「三定」方案的通知》，將各局、司重新編排序號，其中預審局仍編為「十三局」。根據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批准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1994年3月24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國辦發〔1994〕45號」文件，印發了《公安部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方案》，其中「三、內設機構」中，「（十四）預審局指導全國公安機關的預審工作和看守所、拘留所、收審所的監管工作，承辦黨中央和國務院交辦的重大案件，管理秦城監獄。」1998年8月11日，《公安部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三定」規定）發布，原「預審局」的編號「十三局」改為「監所管理局」，「預審局」這一局名消失。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7年9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鑑於公安部預審局兩派鬥爭激烈，機構癱瘓，同意公安部黨組提出的由北京衛戍區接管公安部預審局的請示。」1967年11月，該監獄被北京衛戍區軍管。
1967年11月19日，中共公安部黨組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作《關於軍事接管十三局的情況報告》，內稱，擔任軍事接管的同志10月27日正式進入，10月28日開始交接，11月7日基本完成（包括秦城監獄）；十三局建立軍管會，原十三局的大部分同志撤出，參加公安部學習班。1969年3月上旬，公安部在黑龍江省集賢縣筆架山原勞改農場、湖北省沙洋原勞改農場成立五七戰校（國務院各部委中，唯有公安部的稱「五七戰校」，相當於其他部委的五七幹校。），公安部千餘名幹部連同部分幹部家屬及子女共近兩千人被下放五七戰校。秦城監獄原監管幹部也全部下放五七戰校勞動，至1972年11月才有第一批兩位原監管幹部調回秦城監獄。
1969年4月13日，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溫玉成批准，撤銷公安部十三局，將「十三局軍管會」改為「秦城監獄軍事管制委員會」，改歸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建制，對外稱為「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第七大隊」。6月移交工作完成。
1972年7月20日，原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的妻子劉淑清在探視丈夫後寫了一封信，反映丈夫1968年2月至1972年6月關押在秦城監獄時遭受虐待。她通過在外交部工作的大女兒劉潤芬，把信交給能和毛澤東直接接觸的外交部的王海容、唐聞生，由她們轉交毛澤東。1972年12月18日，毛澤東將劉建章妻子劉淑清反映監獄虐待在押人員的來信批給周恩來，並在信上批示：
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
12月18日當天，周恩來即批示公安部革命委員會主任（即部長）李震、交通部革命委員會主任（即部長）楊傑、國務院辦公室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吳慶彤如下：
李震、楊傑、吳慶彤三同志：請你們聯合起來辦三件事：
一、將劉建章保外就醫。按他身體病況，或送復外，或送工農兵醫院，並通知其妻劉淑清及其子女家屬去看望劉。
二、將劉建章全案結論抽出送國務院先念、登奎同志批。
三、請公安部會同衛戍區將我在國務院當面提出過要清查北京監獄待遇問題，再在年內做一次徹底清查，凡屬主席指出的『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都需列舉出來，再一次宣布作廢；並當著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更容許犯人控訴。
各事辦好，請分別報來，附去主席批示件，請隨第三事辦好退回。
周恩來1972年12月18日
1973年1月8日，周恩來審閱了公安部《關於貫徹執行毛主席對監管工作重要指示的報告》，同意將秦城監獄收歸公安部直轄。周恩來在該報告上親筆批示，要求「在一個月內整頓好，並定出新的規章，嚴格遵守，容許各省來開監管工作會議的人參觀批評和學習」，並建議衛生部再撥出兩個醫院的部分床位以接收在押人員住院治療。1月13日，公安部開始接管秦城監獄，歷時3個多月辦完交接手續。經過這次整頓，秦城監獄在押人員的飲食、居住和醫療條件均有改善。
此後，秦城監獄一直由公安部管理。在行政建制上，秦城監獄自建成之日起，便隸屬公安部十三局。在1980年代的體制改革中，隨著「法制」秩序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政法系統也實行了體制改革。1983年6月，依照由公安機關負責偵查、拘留、預審，由司法行政機關負責改造的分工原則，公安部和司法部曾聯合發出通知，將各地原來分別隸屬司法、公安、農墾系統的監獄和勞改農場統一移交司法行政部門管理。但秦城監獄屬例外。1998年公安部預審局（十三局）改為監所管理局（十三局）後，秦城監獄屬監所管理局（十三局）管轄。現設監獄長和政治委員，皆為廳局級副職。
建築
1955年，由於功德林監獄老舊，犯人眾多，不敷使用，公安部決定新建一所公安部的直屬監獄。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指示，建造新監獄的原則是，監獄不要建在北京城內，離北京要遠些，可以建在北京郊區或更遠些的地方，甚至可以靠近山區、大同或蒙古等邊遠地帶。這主要是考慮到當時國內外的複雜形勢。1955年秋季，公安部政治保衛局直屬一處處長姚倫（主管預審和監獄工作），公安部辦公廳副主任於光文及秘書朱慧開始為新監獄選址。他們先後考察的北京南郊周口店、西山五爺墳、北郊回龍觀地區等，最後選擇了位於北京市北郊昌平縣（現昌平區）秦城村附近。此地位於燕山腳下，緊鄰十三陵，南為小湯山，東為桃峪口水庫，西為大湯山。經羅瑞卿部長批准，新監獄在此動工。新監獄因在秦城村附近而被習慣稱作「秦城監獄」。
為了興建監獄，公安部徵購了該地農田，並將從小湯山到秦城沿途十多華里的農田也一併徵購，興建了一條公路及有關橋樑。作為蘇聯援助項目之一，秦城監獄即由蘇聯專家設計圖紙，並由蘇聯援助建設。公安部從保密、安全、堅固的角度對蘇聯專家的設計圖紙進行了修改，並在設施及設備上進行改進，增設衛生設施以保障犯人洗澡及保持衛生，設計醫療室及鍛鍊身體場所。秦城監獄建成後，功德林監獄犯人轉移至此。
1960年秦城監獄落成時，由四幢三層青磚小樓組成，其編號分別為201、202、203、204。四幢小樓為四個監區，小樓為磚結構、坡頂，小樓內部結構各不相同。每間監室都有單獨的衛生間，帶腳踏式沖水的抽水馬桶。條件最一般的是201監區，而最高級的則是204監區。
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被關押的「走資派」眾多，秦城監獄加蓋了兩棟4層紅磚小樓，編號為205和206。
囚犯
秦城監獄犯人的編號分為前後兩個階段。自1960年監獄建成起，犯人編號大多為兩位數字。如潘漢年編號64，袁殊65，楊帆66。饒漱石的編號在全監獄獨一無二，為0105。文革開始後，1967年監獄實行軍管，犯人編號改成4位，其中頭兩位為年份，後兩位為關入監獄的順序。如戚本禹為6821，王力為6822，關鋒為6823，他們即分別為1968年入監的第21、22、23個犯人。這種4位編號法一直沿用至今。如吳學燦的編號為8929，王寶玉的編號為9004。
秦城監獄建立之初，關押過原中國國民黨戰犯（如沈醉、王陵基、曾擴情、徐遠舉、廖宗澤、王靖宇、孔慶桂等）及滿洲國戰犯。與此同時，犯有嚴重錯誤的中國共產黨黨內及黨外高級幹部也被關押於此。早期關押的犯人有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案及饒漱石、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饒漱石、潘漢年、楊帆，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胡風等。另外，由於日本共產黨的北京機關發生內部對立，被視為「叛徒」的原政治局委員伊藤律從1960年到1979年亦被關押在此。
文革開始後，特別是1967年底監獄實行軍管後，監獄犯人猛增。著名的如王力、關鋒、戚本禹於1968年先後入獄。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張東蓀（1968年）、金敬邁等也在這一階段入獄。文革中，林彪的親信（文革後被定為林彪反革命集團）吳法憲、邱會作、江騰蛟等在九一三事件後先後被關入秦城監獄。文革後，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即四人幫也進了秦城。
1979年後，監獄犯人除了政治犯如魏京生、鮑彤等外，隨著高級幹部貪污案的不斷揭發，陳希同、成克傑、陳良宇和薄熙來等高級別貪官也被關進了秦城。
待遇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秦城監獄犯人的待遇不盡相同。
在1960年監獄建成後，直至1967年監獄被北京衛戍區軍管前，監獄四個監區犯人待遇均較高，特別是最高級的204監區。204監區每間監房約達20多平方米，鋪有地毯，設沙發床。犯人伙食標準比照部長級待遇，由獄方到北京東華門「三十四號供應部」採購。早餐提供牛奶，午餐和晚餐都是兩菜一湯，飯後每個犯人可得一個蘋果。這些蘋果是都是剛從冷庫運來，放在稻糠中以保鮮。該監區犯人還能配發固體飲料，每盒12塊，每塊可沏一杯檸檬茶；方糖則分咖啡色的和白色的兩種。以上供應日日如此，即使在三年困難時期也是一樣。負責給204監區犯人做飯的是特地從北京飯店調來的乙級廚師劉家雄，他做的菜裡包括魚翅、海參。每天由204監區管理員何殿奎給該監區15位犯人送飯，每個犯人一個四層的飯盒，四層分別裝有米飯、兩個菜和一個湯，冬季里飯盒還要用棉罩保溫。各個飯盒的顏色都不相同，以示區分。監獄設有醫務室，有保健醫生和護士。
「文革」期間，1967年監獄實行軍管後，原來的所謂「舊公檢法」的那套管理制度被稱為「修正主義」、「和犯人同流合污」，全部取消。犯人遭受虐待和毆打，生活待遇大不如文革前。「文革」前曾住204監區享受高級待遇的潘漢年，「文革」後重新被捕，仍關押在秦城監獄，每天只能吃窩頭、白菜，沒有肉吃。直至1972年毛澤東在劉淑清的信上作批示後，工作組進駐秦城監獄進行整頓，逐個找在押人員談話，問題才逐漸得到解決。這段犯人待遇惡劣的時期令當時的在押犯人印象深刻。
現今，高級囚犯在秦城監獄的生活待遇遠比在普通監獄優越。據2000年代末走進或接觸過秦城監獄的有關人士描述，秦城監獄關押高官的牢房除了面積較大，有的還配有寫字檯、衛生間、坐式馬桶和洗衣機。一些在押官員除了「可看書讀報」,每天還有一段時間可看電視，一般集中在晚上7點到9點。某些身體欠佳的特殊囚犯，飲食可一日四餐，用餐標準和費用由國家規定和支付，家屬亦可私下打理。如衣服、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用品可由家人提供。監獄雖有統一囚服，但這裡的囚犯一般可不用穿。
未來
燕城監獄位於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鎮，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直屬監獄。2000年8月，燕城監獄開始建設，目前一期工程已全部竣工投入使用，具備了關押和改造罪犯的能力。燕城監獄將主要關押中央及省部級職務犯罪的重要罪犯和外籍犯人，以及具有研究價值的普通罪犯（通過其研究各項改造手段的內在規律）。燕城監獄全面投入使用後，將取代秦城監獄的部分功能。
燕城監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直屬監獄，由司法部監獄管理局管理（副局長兼任監獄長），位於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經濟技術開發區。該監獄於2000年11月正式開始建設。一期工程全部竣工後，該監獄於2002年10月28日正式成立。該監獄除承擔一般監獄職能外，還是全國監獄工作改革的研究試驗基地。燕城監獄佔地44萬平方米，收容額為1,600名。現有囚犯約650人。
燕城監獄是司法部唯一直屬的中央監獄，跟一般人的認識相反，燕城監獄並非全部關押職務犯罪，它包括三類罪犯：一是普通刑事罪犯；二是外國籍罪犯；三是職務罪犯。
普通刑事犯中有盜竊、詐騙、搶劫、強姦等一般社會上常有的犯罪類型；且無期徒刑犯和較長時期的有期徒刑較多。燕城監獄當前貫徹的一種理念就是“法治理念”。體現出人性化管理制度，又凸顯出法律的至高尊嚴，任何類型罪犯在這裏都一視同仁對待，以勞動與改造相結合的原則，讓罪犯重獲新生。
知名囚犯
原央視文藝部主任 趙安（已出獄）
原中國足協副主席謝亞龍
原中國足協副主席南勇
原中國足協副主席楊一民
谷開來
原足球裁判陸俊（已出獄）
監獄內部目當前分為兩個部分。普通刑事犯和外籍犯關押在一片區域，職務犯關押在另一片區域。在大門的左右兩側都建立了幾座關押罪犯的建設大樓。中間是寬的草坪，青青的草皮修剪得整整齊齊的。面積有兩三個足球場那麼大。如果沒有看到周圍的高牆，我們仿佛置身於一個城市郊區的小別墅。我們不禁為監獄內部的優雅環境而讚歎。在周圍有幾個二三層樓的監舍大樓。外牆塗著黃色的塗料，給人一種莊嚴、典雅的感覺。
這裏的伙房非常乾淨。座位都是一般大學的食堂常用的那種飯桌。還安排了少數民族（回民）的就餐區域。牆上寫出了未來10天的伙食情況。早餐、中餐和晚餐具體食品種類都做了計畫。中餐和晚餐是兩菜一湯。旁邊還將各種營養成分的比例如何分配也列舉了一個表格。伙房均由罪犯來安排。伙房外面是一個體育鍛煉的地方，有籃球場地，還有幾個健身的器材。
普通刑事犯是6人一間監舍。三張上下鋪的木制床鋪，一張長方形書桌，兩把木制的椅子。被子疊得整整齊齊，幾乎和軍隊裏戰士的被子一樣整齊。還有一張大的儲藏櫃，每個人有兩個小櫃子。罪犯可以放自己的衣服等用品。衛生間設置在進門的右手邊。裏面擺滿了鞋子，鞋子雖然很多，但是非常整齊。每個監舍有一台電視機放在進門處的頭頂上。讓我感到驚訝的是，這裏每個監舍都有一個金魚缸，紅紅的金魚在水裏快活的遊桌。洗漱和沖洗在每層監舍的裏側。監舍外有一個閱覽室，罪犯們可以看雜誌書報。
罪犯的勞動主要是制衣。許多罪犯在制衣車間按照工作流程進行勞動，制衣車間規模不大。
外籍犯監區關押了20多個國家的罪犯。他們的住宿條件比普通犯更優越些，是四個人一間監舍，並且是單層床鋪，每個房間也有一台電視機。在監舍外還有一個乒乓球台，罪犯可以搞搞運動。在監舍外面，放著各種外文雜誌，有英語、韓語等。黑板報也是使用外國文字。這顯然是有利於外籍罪犯的交流。
職務犯監區裏所謂的職務犯，職務最低的都是廳級，主要是關押中央部委中的職務犯罪人，也有一些地方來的職務罪犯。他們中來時年齡最小的是38歲，一般都是四五十歲，平均年齡五十多歲。職務犯的監舍是兩人一間，電視機擺在床鋪的前面桌子上，跟我們平時賓館住宿的條件相類似。衛生間和淋浴間就設置在監舍內部，也和我們平時賓館的設置一樣。但是，在衛生間和房間中間的牆上設置了一個玻璃，很明顯，這是保障內部能相互監督。在房子外，還有一個五六平方米左右的陽臺，可以曬衣服，還可以搞搞鍛煉。平時的下午，他們可以有一段時間在監舍外搞鍛煉。我們參觀時，大概有十幾個職務犯人在草坪上跑步，作些運動。聽介紹這些人都很重視鍛煉身體，每天早晨都堅持鍛煉。這裏關押著一些有名的人物，比如原河北大秘李真的師兄也是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的秘書，有中央電視臺原來的導演趙安等等。我們看到牆上貼著他們自己寫的關於學習黨的報告的心得體會。看看他們寫的這些材料，覺得他們對於寫這些材料仍是得心應手。他們仍然把自己看作是黨的人，甚至仍可以為黨的反腐敗工作提供反面教材，這不也是為黨在繼續工作嗎？
沈家本老先生就引用西方的話語：“視其監獄之實況，可測其國程度之文野。”在西方國家，監獄的設施自英國監獄改良家霍華德之後，監獄的改革獲得西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清末監獄改良中，一些中國的官員和知識人去瞭解西方國家的監獄，感歎西方的監獄“真福地也”！鑒於燕城監獄在中國的地位和影響，它必將對中國未來的監獄改革產生重要影響。
第二，燕城監獄環境狀況
燕城監獄的財政保障由中央財政保障、警囚比例大，罪犯權利能得到較好的保障、監獄設施方面堪稱典範。這些在很多監獄尤其是一些經濟比較困難地區的監獄是很難達到的。不是將監獄或者說將某個監獄造成一個一流的監獄，中國的文明程度就會大大提高。這是一種功利主義的政治的做法。一個社會人權的狀況，應該是綜合因素的考慮，我們更需要看看社會眾多的其他的相關人群的的人權狀況：打工仔；婦女；兒童；殘疾人；農村貧困人口，等等。如果這些人在社會當中沒有得到有效的人權保障的話，整個社會的人權保障就會是一句空話。
第三，反思
對刑事立法和司法和社會對犯罪和刑罰觀念的反思造一所監獄，需要付出巨大的行刑成本，此外還包括巨大的運行費用（員警的工資、囚犯的基本權利的保障等等）。刑事立法和司法必須考慮刑罰的成本。不要以為將一種行為規定為犯罪、將一個罪犯判決為刑罰就萬事大吉了。罪犯在監獄服刑將耗費國家的巨額成本，同時，在監獄服的效果有時又造成了新的犯罪。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就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體，一定的社會總是有一定的犯罪，但對犯罪的處置卻不一定讓他們在監獄中得到改造。如果在社區中可以獲得同樣甚至更好的效果，我們應該擴大非監禁刑罰的使用，或者採用民事、行政等方式來應對違法行為。
第四，對罪犯的改造的反思，監獄可以控制人
但但是，監獄又是一個讓罪犯脫離社會的場所。在美國名片《肖申克的救贖》中，那個黑人罪犯說的一句話就道出了監獄的弊端：“當罪犯開始服刑時，他對監獄的高牆是憎恨的；後來，他就慢慢的適應了這堵高牆；再後來，他就開始依賴這堵高牆了。”有位法學家也說過：“讓監獄去改造罪犯，就等於在月球上改造人，然後讓他來適應地球人。”所以，監獄總是一個充滿悖論的場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