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璨（約４９５－６０６）生平事蹟，傳錄記載不詳。《景詳傳燈錄》說：僧璨，不申其鄉貫姓氏，于東魏天平二年（５３５）年逾４０，見慧可得道，隱居舒州皖公山，遇後周武帝破毀佛法，往來大湖縣司空山，居處無常，積十余載，于隋開皇十二年（５９２）度沙彌道信。後游羅浮山，又還皖公山，為眾說法，儼立而逝，塔於山谷寺，時大業二年（６０６）。

僧璨為居士時，設禮問師說：“弟子身纏風羔，請和尚懺罪。”慧可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雲：“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申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不二也。”大師深器之，乃為之削髮，取名僧璨。

僧璨《信心銘》說：“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心若不異，萬法一如。……真如法界……惟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言語道斷，非去來今。”其玄旨，正如忽滑穀快天所說：“歸於深信不二之句，為敷演達摩之理入者，華嚴圓融之旨，灼熱如見。”他把《信心銘》概括為：“夫道之為物，洞然明白，一言不容擬議。在佛而無餘，在眾生而無缺。一切二見，總蕩盡了，則萬法一如，真妄無別。欲與此道相見，無如作不二觀。不二之真宗，包容一切。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大小圓融，古今泯絕，這個妙鏡，豈言語思量之所及耶？”

僧璨以“即妄了真，以證覺源”的《信心銘》，上承達摩、慧可，下傳道信、弘忍、旁與慧思、傅翕相同調，對於禪宗的建立起了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當然，他“居處無常”，往來江南，江北，無比較固定的道場，說明此時離禪宗的建立仍然有一定距離。這種狀況在道信、弘忍以後，纔開始有新的改變。

道信（５７９－６５１），姓司馬氏，靳州廣濟縣（一說河南沁陽縣）人，少出家，隋開皇十二年（５９１）入舒州皖公山，謁僧璨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璨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璨曰：“何更求解脫乎？”道信言下立解。依學十載，得衣法。隋大業中領徒眾抵吉州（今江西吉安）。住衡岳，欲次江州（今九江），因道俗之請，留廬山大林寺十年，愛江北黃梅縣雙峰山（舊名破頭山）之泉石，乃入住。在山三十餘年，荊州四層寺法顯、神山寺立爽等，諸州來學甚眾。有神足弘忍繼承其衣缽。唐高宗永徽二年（６５１）寂，年七十二，著有《菩薩戒法》、《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今不存。據印順法師考證，後書的主要資料存《楞伽師資記》，是可信的。

這信繼承其師僧璨“即妄了真，以證覺源”，真妄不二之大道，以一心靈源為不二之真宗，任意縱橫，隨處安心為解脫。這信對牛頭法融融說：“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關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佛師，”

佛性對於人人來說，都是一切具足，在佛不多，在俗不缺，這正是從達摩到僧璨禪師以來的“頓悟法門”。他認為客體的“境像”無所謂好醜，好醜決定於主體的“心”，主要通過調整主體之“心”來獲得自在解脫。他說：“境像無好醜，好惡起於心。心若不韁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編知。汝但隨心自在，無複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易。”

《楞伽經後記》載：“三祖《信心銘》，四祖之《禪宗論》，六祖《壇經》”，似乎仍把上述三種著作列入楞伽宗系統，但道信已開始重視《般若》的傳承。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中，道信幾次引用般若經典，甚至以《金剛經》所說“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等語來說明般若實相原理。《續高僧傳》載：道信“住吉州寺，被賊轉城七十餘日，城中乏水，人皆困弊，信從外入，井水還複。剌史叩問：‘賊何時散？’信曰：‘但念《般若》，’乃令合城，同時合聲。須臾外賊見城四角大人力士威猛絕倫……群賊即散。”可見道信對《般若》崇信的程度以及《般若經》在禪宗創建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道信的禪法１、戒禪合一。道信《菩薩戒法》雖未傳下來，但其門風有戒有禪，弘忍門下禪與菩薩戒相合，正是稟承道信門風。２、《楞伽》與《般若》合一。道信遊學南方，深受南方般若學的影響，雙峰開法時，更將《楞伽》“諸佛心第一”與《文殊說般若經》“一行三昧”融合起來，作《方便法門》；３、念佛與成佛合一。一行三昧即是念佛三昧之一，息一切妄念而專於念佛，心心相續，念佛心就是佛。把屬於念佛法門的，“一行三昧”引入“楞伽禪”，就成為雙峰法門“入道安心要方便門”的顯著特色。

道信三十四歲時，在廬山大林寺住，靳州黃梅人（今湖北黃梅縣人，先世為潯陽人）弘忍（６０２－６７５）從道信出家，弘忍這時十二歲。道信之後，弘忍到雙峰山以東十裏的馮墓山（又稱東山）創建寺院，接納信眾。他們前後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在黃梅開創的法門，後世稱“東山法門”。“東山法門”繼承達摩以《楞伽經》傳宗的傳統，又以《般若》相融通，並從理論到實踐，從道場、道風、傳承等方面有所建樹，為建立中國禪宗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東山法門”主要表現在改單純依賴佈施的頭陀生活為勞作自給的叢林生活。在道信、弘忍之前，禪僧們多孤遊乞食。如與慧可同時之僧那禪師。“自出俗，手不執筆及俗書，惟服一衣一缽，一坐一食，以為常行，兼奉頭陀，故其所往，不參邑落。”晉末之釋僧顯，“誦經業禪為務，常獨處山林，頭陀人外。或時數日入禪，亦無饑色。”當時的禪林，有些已有相當規模，如荊州長沙大寺，天下稱最。

《釋法京傳》說，法京十三歲出家，與同學智淵感升高座，說法無滯，凡所投造福門，大弘殿宇，小大千五百間，併京修造，僧眾湊集，千有餘人，“長沙大寺，聖像所居，天下稱最，東華第一。”而弘忍“役力以申供養，法侶資其足焉，”把行、住、坐、臥四儀都作為修行的道場，身、口、意、“三業”都當作佛事。“四方請益，九眾師橫，虛往實歸，月俞千計”。這就是把單純靠乞食、孤遊的頭陀苦行改造成自食其力，把利已與利他、自覺與覺他、世法與出世法融通起來的大乘禪法，在修行方式上作了革命性的變革。

“東山法門”對禪宗的貢獻，在於發揚達摩以《楞伽經》“諸佛心第一”的傳統，把“東山法門”的頓漸相融通，以頓悟為高，以頓悟名宗，其主旨是繼承《楞伽》之漸悟又突出頓悟，這是他們對當時佛教界頓悟思潮的繼承，又是在創立禪宗“頓教”法門中的創造。“東山法門”頓漸融通之說，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

道信、弘忍創立“東山法門”，以《楞伽》、《般若》傳宗，以雙峰山、東山為比較固定的道場，以坐禪與勞作相結合，漸修與頓悟相結合、世間與出世間相融通，廣開法門，不擇根機，在以長江北為中心的廣大地區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為中國禪宗的創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後來六祖慧能把南宗頓教法門的理論更加系統化，在歷史上首次把中國僧人的著作《法寶壇經》列入“經”經至尊地位，從而為禪宗的真正建立作出了傑出的貢獻。至於神秀使禪宗由民間走上朝廷，以及道信門下旁出的牛頭法融以般若智慧指導修持，都為禪宗的建立與弘揚有獨特的建樹，這是不容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