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中國禪宗法脈源流~:~(4)

法融（５９４－６５７），俗姓韋，潤州延陵（今江蘇丹陽）人，十九歲從茅山（今江蘇句容）三論學者炅法師出家。十二年後移住牛頭山佛窟寺。寺中有內外經書七藏，包括佛經、佛經史、道書、俗經史、醫方圖符等。融內外尋閱，前後八年，素養大大提高。貞觀年間，道信入山見融，融端坐自若，曾無一顧，道信問：“在此作什麼？”融曰：“觀心”。道信說：“觀是何人，心是何物？”現無對。便起身作禮，說：“大德高棲何所？”道信說：“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融問：“還識道信禪師否？”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融稽首請說心要。信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妙妙德，總在心源。”並將：“受璨大師頓教法門”授於法融。

融返雙峰山，後法席大盛。永徵三年（６５２）應邑宰之請于建初寺講《大品般若經》，僧眾千人。永徽中又出《大品般若》，僧眾三千餘人，稱一時榮觀。融在山溪，徒眾乏糧，乃自往丹陽化緣，負米一石八鬥，朝往暮還，供眾百余日，唐高宗顯慶二年（６５７）寂于建初寺。春秋六十四。相傳著有《絕觀論》（敦煌本）、《心銘》等。

關於牛頭法融的傳承，最早的文獻記載是唐李華（７１５－７６６）撰《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銘》曰：“初，達摩祖師傳法，三世至信大師。信門人達者曰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知慧。信大師就而證之……由此無上覺路，分為此宗。”與其相隔半個世紀左右的宗密（７８０－８４１）《圓覺經大疏鈔》卷三和劉禹錫西元８２９年撰《牛頭山第一祖嘖大師新塔記》以及一百六十多年後（９８８）贊甯撰《宋高僧傳》均以法融為道信之支脈，並說道信傳法融時間在貞觀年間（６２７－６４９），其傳法系統為：法融——智岩——慧方——法持——智威——玄素（或為融、岩、持、威、玄、素、法欽）。印順法師考證認為，真正明確牛頭六祖師孫關係，當從慧方傳法持開始。

宗密認為，北宗神秀以朝暮分別動作，一切皆妄；南宗洪州則朝暮分別動作，一切皆真；而牛頭法融的禪法，則“以本無事為悟，忘情為修。”宗密還進一步把三家歸納為：北宗一切皆妄，南宗一切皆真，牛頭則一切皆無；並對三宗加以調和，認為：“諸宗所說，皆是諸佛之教也”；“若就行說者，初伏以滅妄，次信任情性，後休心不起”（同上），認為滅妄、任性、休心，都是修行的必經階段（或者某一個側面），都有其合理性，宗密指出：“就法有不變隨緣二義，就人有頓悟漸修兩門”。“牛頭以達空故，於頓悟門而半了；以忘情故，于漸修門而無虛虧。”認為法融介於頓悟與漸修之間。這還可以通過《絕觀論》進一步得到印證。

《絕觀論》“以虛空為道本，森羅為法用”，也就是以空寂之精神性的“道”為本體，以森羅萬象之萬法為功用。“道”這種空寂之本體，本身也是假名，而它又有其功用。因此：“假名畢竟空，亦無畢竟空，若身心本無，佛道亦本無，一切法亦本無，本無亦本無。若知本無亦假名，假名佛道。佛道非天生，亦不從地生，但是空心性，照世間如日。”這種“本無”本身也是假名的道，如紅日普照世間，本體雖無，但有照耀大地之功用。本無是空、假、中的統一。這種中道觀，就是法融所主張的般若空觀思想，是他們一切禪法之理論基礎。前面說過，牛頭禪以無事為悟，忘情為修，是“無修不修，無佛不佛”這種禪行正是建立在般若空觀基礎上的。

《心銘》對《絕觀論》進一步加以發揮，提出：“菩提本有，不須用守；煩惱本無，不須用除，靈知自照，萬法歸如。無歸無受，絕觀忘守。”他把本有與無覺、空與不空在中道觀的基礎上統一起來，強調“正覺無覺，真空不空，三世諸佛，皆乘此宗”。正如宗密所說的，法融“道性高簡，神慧聰利”，對般若性空思想有很高的悟性，“後遇四祖，印其所解空理，然於空虛顯示不空妙性故，不俟久學，悟解洞明。”

他之所以能在四祖門下別開一宗，實非偶然，一由本性穎悟，二由四祖的啟迪，以“觀是何人，心是何物”來啟發他不起“知見”、“明寂自現”，三由當時漸修、頓悟之爭的影響，促進他從佛法的根本上進行思考、體悟，從而在以般若為指導的中道觀的辯證思想上達到相當高的造詣，獨樹一幟，這對於禪宗的建立亦是重要的貢獻。牛頭法融承道之旨，在以般若智慧為指導的中道觀理論的修持上，把禪宗的辯證思維素養進一步提高，其對於建立禪宗的貢獻，是不可抹煞的。

從禪學發展成為東山法門為禪學建立奠定基礎的歷史可以看出，一部禪宗創立史，是中國禪僧通過內省自覺悟的修悟而尋求解脫（即自覺聖智）的歷史，是由中國禪僧與西域佛教徒，經過二三個世紀（西元５－７世紀）共同努力而逐步走向成熟的歷史。

從早期禪僧對“依教修心禪”的摸索，到達摩、惠可、僧璨以《楞伽》開宗，至道信、弘忍以《楞伽》融通《般若》，從“二入四行”的注重理論與宗教踐履的結合，到道信、弘忍的“安心”、“自求本心”；從面壁凝思、觀想，到禪修、勞作結合；從遊化乞食到有比較穩定的道場，標誌著中國禪宗已略具規模。真正建立中國禪宗的歷史任務，是由“東山法門”的繼承人慧能（包括神秀）來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