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韓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重創之後，在經濟發展與產業發展及外貿上做了很多調整: (一)、積極招攬人才，韓國各大企業直接到美國MIT(麻省理工)與哈佛大學找出優秀人才，提供這一些人優渥獎助學金，並綁住其畢業後的黃金服務年資。(二)、政府成立外交與貿易智囊，研究國家經貿戰略；各大企業也設研究單位，從事長期的產品研究與事業開發投資；對每一類產品持續進行第二代與第三代研究，並擬定行銷戰術。(三)、奉行在不景氣之下，以研究出的新世代產品、搭配其舊有世代展開市場占有率搶奪戰。(四)、追求最適庫存管理，因為電子通訊等3C產品日新月異，通常累積的庫存、最後都會成為存貨、產品的核心價值迅速消失，因此對於庫存與存貨的管理特別用心注意。

三、也因為如此，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以三星(Samsung)為首的韓國企業，大都進行嚴格的庫存或存貨管理；韓國企業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後迅速恢復過來，其成長的現象比台灣快很多，這一種被三星企業稱之為「零庫存」的管理居功厥偉。當台灣企業還在清庫存、賤價賣過期貨時，韓國企業早已以更進步的一代產品很快地，以嶄新姿態擄獲消費者的芳心。

四、外匯存底與銀行風險性資本一樣，都是國家經貿力量的最後一道防線；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時，韓國的外匯存底不多；因此，必需仰賴於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來解決其內部企業倒閉所帶給金融業、與國家財政危機；但經過這十多年以來的打拼後，韓國外匯存底已經呈現迅速成長；與台灣一樣，擁有高額的金額，如圖五、六，這對2008年與2011年下半年起風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都會有堅強的實力後盾可以抵抗。

肆、韓國政府官員都在圖利財團？

我們經過一些研究，並與韓國學者與官方幕僚討論後，或許可以做這樣神似的比喻，三星電子集團是過去全球殖民主義時代下，類似為歐洲荷蘭王國開疆闢土的東印度公司；三星電子先發，而韓國政府的後備支援隨後就到。這一些後援包括韓國國務院所屬之下，專門研究國際經貿協議談判FTA(Free Trade Agreement)的一流優秀人才；韓國國務院底下與各大企業，一起進行全球市場開拓與FTA簽署談判的人才，這些人才領域遍及外語與法律、國際企業、國際金融、政治與外交，屬於博士後研究人才應有數百多個人；而負此最大責任的、他們也不囉唆、不避嫌、就叫外交通商部。

FTA的簽署，會使韓國三星與各大企業能夠在已經打開的市場中乘風破浪、趁勝追擊。其實都一樣，國際上任何兩個國家FTA的簽署都是經過三個階段的研究:一、兩國智囊進行個別研究。二、進入共同研究階段。三、雙方開始協商談判。在個別研究之前各國要進行的是，市場調查；調查研究我國企業在對手國可以開啟與擴大的商機。

市場研究不是閉門造車、無病呻吟；研究人員必需要進入對手國中，透過本國企業在當地的經營管道去做調查。一般，這一階段的研究與親臨訪查，最好是與本國國內各產業公會合作，才能對自己企業的利益做深入思考；在美國，相關商務貿易談判的部門、如商務部，在對世界其他國家的FTA談判過程中，一定會將美國各產業公會所整合出來的業界意見，做為非常重要的談判主訴；如美國與日本韓國的FTA談判就很清楚地擺明，農業議題、尤其是美國牛肉進口就是前菜議題；沒讓對手國吃到美國牛肉、談判者是沒辦法回去向美國農業部交待的；美國商務部在談判桌上的強勢名聞中外，連中國大陸商務部的鐵娘子吳儀都要禮讓三分；需要的時候，有時甚至連美國各產業公會的業者也會一起與官員上FTA談判桌，與對手國開打。其實，這一些過程在兩岸簽署ECFA(Economical Comprehensive Free Agreement)時操作過程雷同，只是ECFA之前談判是大陸有讓利(我方叫統戰)的動機，因此初步進展快速。但ECFA的談判是「由易而難」，這與韓國外交通商部慣用的「由難而易」談判模式是不同的。

伍、政策就是法律！

但，韓國FTA經貿政策除了走這一個流程之外；另外最扣人心弦的地方是，他們會在事前將這一些國家目標法律化，將政策形成法律。有法源與政策法律有什麼好處呢？耶，拜託、那就是責任與義務了；就如台灣的所得稅一樣，講好聽繳稅是國民應盡的義務；講難聽是，好膽你就該繳不繳看看，如果罰錢還不夠、就限制你出境。像韓國這樣，法律上規定的目標與方向一旦訂出來，相關一竿人等就有責任、就會有不執行的壓力；還有，最重要的是還會有預算。有預算才能做事，從來就不會有沒糧草的部隊可以縱橫沙場、所向無敵的；沒預算還想打仗？不落荒而逃已算走運了！

在台灣，最近兩年有一些改革政策事前人心惶惶、但一旦做上路之後卻又未收立竿見影之效。最要原因是沒有將政策的法源(法律基礎)搬出來、說清楚講明白；而且，又沒將政策法律化，弄成法律條文。因此，在討論制定前，使得傳媒有大做文章的空間，加上有心人與既得利益者、或是專唱反調與哭調的人進來攪和，做到後來所得到的改革成果、就變為雷聲大與點小，重重提起、輕輕放下。

因此沒有法源的改革的結果是：第一、沒實行的壓力，而被改到的人又一肚子火，利益團體再透過國會、倒過來打行政部門一把。第二、沒有完成的期間壓力、就是沒有達成目標的壓力沒有執行期限，沒有成果驗收，一切憑良心，也不必交接。陳水扁總統不能將綠色產業與海洋立國的鴻圖偉業繼續交棒給馬英九總統，馬總統也不能期待他的黃金十年、幾項新興產業能交給2016那一任的中華民國總統。每一任總統提一個構想，選前先辦作文比賽，支用黨費大寫白皮書取得政權，選後希望變成願望與渴望；藍圖變成美麗的掛圖、無法成真；國民黨不願接下民進黨未完成的國家大計，民進黨也不想國民黨的經濟發展政策誠懇接納。因此，我們充份感受到，沒有法制就沒有一個、國家長遠可以達成的偉大目標。容許我們粗魯地說，一個南向外交，一個西進政策，另一個要橫掃太平洋，多頭馬車、最後變成無頭蒼蠅。

我們曾經在世界足球賽時，邊看北韓球隊踢球、邊為他們祈禱；因為我們驚聳聽聞，北韓政府因為財政改革、幣制改革失敗，部長被抓去槍決的傳聞；如果這一些足球員戰況失利，是否也…。異曲同工，韓國會將一些國家重要建設推動法制化的做法，政策不達、成就法律伺候；這一種強悍的民族性格，看起來是南北不分、黨派無別，一點都不會令人訝異。換句話說，經濟建設也要立法辦理；如果我們要長期、有決心推動一項產業或經濟發展政策，而且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那這一項政策一定要先賦予法源基礎，也要把執行所需的法律規範訂立出來；行政與立法部門先關起門來，吵一吵或打一打，行政部門先把預算搶下來，立法部門先把驗收的期限定出來再說。在立法的內容中再將執行期、單位責任、失職定義、懲罰與獎勵條文、民眾遵守與配合條款，研擬出來，成為國家法律。其強制性馬上顯現，社會大眾絕對嚴肅以對。

陸、結論

最後，我們無意冒犯奔波在台灣每一個行腳的民意代表、與各級行政官員、及辛苦為國家人民創造就業機會與為台灣外匯存底打拼的兩岸企業家，尤其是開展我國民主政治的先賢們。但，請包容我們愛台灣、恨鐵不成鋼的心態；請容許我們再無禮、不客氣地說幾句難聽的話。現在，不管是誰跟誰賽跑，如果今天我們已經是贏的局面、遙遙領先，那也就罷了；問題是現在我們已經輸給人家，而且情勢每下愈況、人兔我龜了；我們還再仇視韓國企業嗎？至少，他們也有上述我們提到的一絲絲的優點吧？我們是學不來，還是不願意學，還是不想學？如果我們態度一直是這樣，堅守三不政策、不想改變的話，那也我們就準備由龍的傳人中退休、頤養天年，趕快把龍椅交給其它在已經在急起直追的亞洲國家吧！(文：鉅亨網主筆 邱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