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04 08:46:58A晓月荷风
【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1
【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
前言
喧嚣一百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带给人类的只有战争、贫穷、血腥和专制,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崩溃,这场为害人间的荒诞剧在上个世纪末终于走入了尾声,从老百姓到党的总书记都再也没有甚么人相信共产主义的鬼话了。
既不是“君权神授”,也不是“民主选举”的共产党政权,在其赖以生存的信仰彻底破灭的今天,其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不愿顺应历史的潮流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施展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积累的集邪恶之大成的各种流氓手段,开始了又一轮寻找合法性、图谋起死回生的狂乱挣扎。
改革也罢,开放也罢,中共的目的只是为了死死维持其集团利益和独裁政权。中国最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在仍然受到严密束缚下取得的辛劳果实,不但没能使中共放下屠刀,反而被中共窃为执政合法性的资本,让其一贯的流氓行径更具欺骗性和迷惑性。最可怕的是,中共正在倾其全力,摧毁着整个民族的道德根基,企图把中国人都变成大大小小的、程度不同的流氓来给中共提供“与时俱进”的生存环境。
为了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让中国早日步入没有共产党的时代而重塑民族的辉煌,在历史的今天,认清共产党为甚么要耍流氓及其流氓本性,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一.共产党的流氓本质从来没有改变
(一)共产党的改革是为了谁?
历史上,每次中共遇到危机时,都会表现出一些改善的迹象,诱发人们对中共的幻想。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泡影一次一次都破灭了。今天,在中共急功近利的橱窗式经济繁荣假象之下,人们对共产党又产生了幻想。但是,共产党自身的利益同国家民族利益的根本冲突决定了这种繁荣不可能持久,其许愿的“改革”只是出于维护中共的统治,只能是换汤不换药的跛足改革。畸形发展的背后潜伏着更大的社会危机。危机一旦暴发,国家和民族又将受到巨大冲击。
随着中共领导人的世代交替,他们不再有打天下的资历,也越来越没有坐天下的威信。但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在合法性的危机中,维护它的集团利益却越来越成为维护个人利益的根本保障。这种以私为本而又无所约束的政党,人们幻想它能在不折腾中发展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我们看看中共的《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
“历史的辩证法教会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变的,必须改变,不变则衰;不该变的,决不能变,变则自我瓦解。”(2004年7月12日头版)
甚么是不该变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004年7月12日头版)
人们弄不懂它的中心和基本点到底是甚么,但是,谁都明白共产邪灵维护其集团利益和独裁专制的决心是死不悔改的。诚然,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溃败了,那是共产主义行将就木的定数。但是,越要败亡的东西,越具有垂死挣扎的毁灭性。同共产党谈改良民主,无疑与虎谋皮。
(二)“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
在共产党走向衰败的时候,人们意外的发现,邪灵附体的中共几十年来靠着千变万化的流氓手段已经把共产党的邪恶因素注入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年,多少人在毛泽东的遗像前痛哭流涕地重复着一句话,“没有了毛主席,中国怎么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十几年后的今天,在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合法性”之时,中共新的媒体宣传又同样使人们发出了“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的担忧。
事实上,中共无孔不入的统治方式,让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判断中共的标准,都深深打上了中共的烙印,甚至就是中共的那一套。如果说过去是靠灌输来控制人们的思想,现在就是中共收获的时候了。因为那些灌输的东西已经被消化,已经演变成人们自己的细胞,人们自己就会主动按照中共的逻辑去思考,去设身处地从中共的角度出发来论证事情的对错了。六四开枪,有人说,“我要是邓小平,我也用坦克镇压”;镇压法轮功,有人说,“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彻底铲除”;禁止言论自由,有人说,“我要是共产党,也得这么干”。真理和良知没有了,只剩下共产党的逻辑了。这是中共流氓本性中最阴险毒辣的手段之一。只要人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中共的这些毒素,中共就会从中吸取能量而维持其流氓生命。
“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这种思维方式,正是中共梦寐以求的,让人们用它的逻辑来思考问题。
中华民族在没有中共的情况下早已走过漫漫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世界上任何社会也并没有因为一个王朝的覆灭而停止前进的步伐。可是经历了数十年中共统治之后的人们对这些已经麻木了,中共长期的宣传,把党比作母亲的教育,无所不在的中共政治,使得人们已经想不起来要是没有了中共,我们该当如何生活了。
没有了毛主席,中国并没有倒下;没有了共产党,中国就垮了吗?!
(三)谁是真正的动乱之源?
很多人对中共的流氓作为有相当了解和反感,厌恶共产主义那一套整人骗人的东西。但是,老百姓被中共的政治运动和挑起的动乱搞怕了,害怕中国乱。一旦中共用“动乱”的名义来威胁百姓,人们出于对中共强权的无奈,常常只好默认中共的统治。
事实上,拥有几百万军队和武警的中共,才是中国真正的“动乱”之源。老百姓没有理由去“动乱”,更没有资格去“动乱”。只有逆潮流而动的中共,才会草木皆兵,把国家拖入动乱。“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成为中共镇压人民的理论基础。谁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搞专职暴政的中国共产党。搞动乱的中共,反用“动乱”来要胁人民,流氓从来就是这样做的。
二.经济发展成为中共的祭品
(一)盗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成就
中共自认的“合法性”就在于这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经济的发展正好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的束缚中被稍稍松绑后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同中共毫无关系。但是,中共却宣传成是它的功劳,还要人民感恩戴德,好像没有中共,就没有这一切。大家知道,在许许多多其他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早就有了更好的一切。
奥运会夺了金牌,运动员要感谢党,党自己更是当仁不让地把虚假的“体育大国”的冠冕作为歌颂党的英明领导的资本;中国被“非典”折腾得够呛,最后却说“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才战胜了病毒(《人民日报》语);“神五”上天,本是航天科技人员的贡献,却被中共当作只有它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挤入世界强国的证据;就连那个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本是西方伸出的鼓励中共人权改善的橄榄枝,却被中共当做为其“合法性”贴金、大肆镇压民众的藉口;外国人看好的“巨大市场潜力”,原本来自13亿中国人民的消费能力,却被中共据为己有,作为要胁西方配合中共统治的锐利武器。
但凡坏事都是反动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干的,好事则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干成的。任何一件成就,中共都拿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涂脂抹粉。就连有些坏事,中共也可以让其坏事变好事来为它服务。例如,在被中共严密封锁的爱滋病泛滥真相再也包不住的情况下,中共摇身一变,精心布置,动用从知名演员到党总书记的宣传攻势马上把罪魁祸首的中共装扮成了患者的福音,爱滋病的克星,人类疾病的挑战者。多么人命关天的大事,中共想到的只是利用来粉饰它自己。这种明抢暗夺、草菅人命的行为,也只有中共这样的流氓才能做得出来。
(二)短期行为导致“后发劣势”
面临着严重“合法性危机”的中共,为了维护统治而推行的改革开放,急功近利,使中国落入了“后发劣势”。
“后发劣势”或“后发优势”的概念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就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所以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技术模仿虽然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发展的效果,却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失败。
中共正是走的这条“后发劣势”的失败之路,这二十几年的“技术模仿”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共把这些成就作为向老百姓证明它的执政“合法性”的资本,从而进一步抵触危及中共自身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宁愿牺牲民族的长期发展利益。
(三)中共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中共一直在夸耀它的经济进步,实际上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还不如乾隆年代。清朝乾隆时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占全世界的51%;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初年,中国GDP产值占全世界的27%;民国11年时,GDP仍然达到12%;中共建政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5.7%;而到2003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还不到4%。与国民政府时期遭遇的几十年战争引发经济下降不同,中共则基本是在和平时期引发的经济下降。
中共如今为了执政合法性而搞起了急功近利、以维护党的集团利益至上的跛足经济改革,却让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份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贡献世界经济总量不到4%,对钢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新华社2004年3月4日报导)。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中国每年沙化土地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中国人均耕地近2亩,2003减少到 1.43亩,在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最近几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而圈起来的土地利用率仅占43%。中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适合人类和牲畜饮用的水占40.9%,而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中国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这样的增长,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承受不起(新华社2004年2月29日报导)。沉醉于眼前的高楼大厦的人们,对于越走越近的生态危机也许还茫然无知。可是一旦大自然要报复人类的时候,那对中华民族的打击将会是灾难性的。
对比抛弃了共产主义以后的俄罗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时进行,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1999年至2003年,俄罗斯GDP累计增长29.9%,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罗斯经济现象”,而且开始大举进入俄国这一新兴投资热土。俄罗斯在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十七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八位,首次进入世界最受欢迎的十大投资地之列。
就连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贫穷落后种族冲突不断的印度,从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发展明显加快,经济每年增长率提高到了7%到8%。印度有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健康的金融系统,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沉稳的国民心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
相反,中共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短期的经济繁荣假象之下,阻碍“制度进化”的自然选择性。这种不彻底的半吊子改革,让中国社会愈加畸形化,社会矛盾愈加尖锐,人民今天取得的发展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中共特权阶层更是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借用权势,中饱私囊。
(四)中共对农民的一次次欺诈
中共的天下是靠农民打下来的,老区的百姓更是为中共奉献了一切。但是,中共夺权后,农民却受到了严重的歧视。
中共建政后制定了极不公正的制度:户籍制。强行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一个国家无端制造出两级分裂和对立。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救济,没有退休,不能贷款。农民是中国最贫苦阶级,却也是赋税最沉重的阶级。农民要交公积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建设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此外还要交公粮、农业税、土地税、特产税、屠宰税等等。而各种摊派更是名目繁多。而所有这些税费,“非农业人口”都不用承付。
在2004年年初温家宝发布了“一号文件”,揭示出中国农民、农业、农村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严峻时期,多数农民收入出现徘徊甚至减收,越来越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在四川东部的一个林场,上级拨款50万用于植树造林。林场领导先吞下20万给自己,其余的30万承包下去,一层一层克扣,最后所剩无几的钱分给了真正去造林的当地农民。政府不用担心农民嫌钱少不去植树,因为太穷了,再廉价,农民也一定会去干。“中国制造”的东西之所以如此便宜,也是同样的道理。
(五)用经济利益要胁西方国家
很多人都认为贸易往来能够促进中国人权、言论自由、民主改革。经过十几年下来,证明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最典型的就是做生意的原则,西方的公平透明在中国变成了人际关系、行贿受贿、贪污腐败。许多西方大公司成为在中国为腐败推波助澜的急先锋,更有的成为中共践踏人权、镇压人民的掩护体。
打经济牌是中共流氓手法在外交上的体现。中国的飞机定单是给法国还是美国?这完全要看谁在人权言论等方面有没有对中共说三道四。中国的经济利益把为数不少的西方商人和政客紧紧地套住了。北美的一些网络公司为中共封锁互联网提供专门产品;一些门户网站为了登陆中国,自动要求“自律”,过滤中共不喜欢的信息。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止2004年4月底,全国累计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为9901.3亿美元。外资为中共经济大输血的作用,可见一斑。而在这输血的过程中,外资并没有把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作为基本的原则带给中国人民。外商和外国政府的“无条件”配合和有些国家献媚的讨好反而成为中共用作宣传的统治资本。在经济的表面繁荣的幌子下,官商勾结,瓜分国家财产,阻碍政治改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前言
喧嚣一百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带给人类的只有战争、贫穷、血腥和专制,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崩溃,这场为害人间的荒诞剧在上个世纪末终于走入了尾声,从老百姓到党的总书记都再也没有甚么人相信共产主义的鬼话了。
既不是“君权神授”,也不是“民主选举”的共产党政权,在其赖以生存的信仰彻底破灭的今天,其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不愿顺应历史的潮流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施展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积累的集邪恶之大成的各种流氓手段,开始了又一轮寻找合法性、图谋起死回生的狂乱挣扎。
改革也罢,开放也罢,中共的目的只是为了死死维持其集团利益和独裁政权。中国最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在仍然受到严密束缚下取得的辛劳果实,不但没能使中共放下屠刀,反而被中共窃为执政合法性的资本,让其一贯的流氓行径更具欺骗性和迷惑性。最可怕的是,中共正在倾其全力,摧毁着整个民族的道德根基,企图把中国人都变成大大小小的、程度不同的流氓来给中共提供“与时俱进”的生存环境。
为了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让中国早日步入没有共产党的时代而重塑民族的辉煌,在历史的今天,认清共产党为甚么要耍流氓及其流氓本性,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一.共产党的流氓本质从来没有改变
(一)共产党的改革是为了谁?
历史上,每次中共遇到危机时,都会表现出一些改善的迹象,诱发人们对中共的幻想。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泡影一次一次都破灭了。今天,在中共急功近利的橱窗式经济繁荣假象之下,人们对共产党又产生了幻想。但是,共产党自身的利益同国家民族利益的根本冲突决定了这种繁荣不可能持久,其许愿的“改革”只是出于维护中共的统治,只能是换汤不换药的跛足改革。畸形发展的背后潜伏着更大的社会危机。危机一旦暴发,国家和民族又将受到巨大冲击。
随着中共领导人的世代交替,他们不再有打天下的资历,也越来越没有坐天下的威信。但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在合法性的危机中,维护它的集团利益却越来越成为维护个人利益的根本保障。这种以私为本而又无所约束的政党,人们幻想它能在不折腾中发展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我们看看中共的《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
“历史的辩证法教会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变的,必须改变,不变则衰;不该变的,决不能变,变则自我瓦解。”(2004年7月12日头版)
甚么是不该变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004年7月12日头版)
人们弄不懂它的中心和基本点到底是甚么,但是,谁都明白共产邪灵维护其集团利益和独裁专制的决心是死不悔改的。诚然,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溃败了,那是共产主义行将就木的定数。但是,越要败亡的东西,越具有垂死挣扎的毁灭性。同共产党谈改良民主,无疑与虎谋皮。
(二)“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
在共产党走向衰败的时候,人们意外的发现,邪灵附体的中共几十年来靠着千变万化的流氓手段已经把共产党的邪恶因素注入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年,多少人在毛泽东的遗像前痛哭流涕地重复着一句话,“没有了毛主席,中国怎么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十几年后的今天,在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合法性”之时,中共新的媒体宣传又同样使人们发出了“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的担忧。
事实上,中共无孔不入的统治方式,让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判断中共的标准,都深深打上了中共的烙印,甚至就是中共的那一套。如果说过去是靠灌输来控制人们的思想,现在就是中共收获的时候了。因为那些灌输的东西已经被消化,已经演变成人们自己的细胞,人们自己就会主动按照中共的逻辑去思考,去设身处地从中共的角度出发来论证事情的对错了。六四开枪,有人说,“我要是邓小平,我也用坦克镇压”;镇压法轮功,有人说,“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彻底铲除”;禁止言论自由,有人说,“我要是共产党,也得这么干”。真理和良知没有了,只剩下共产党的逻辑了。这是中共流氓本性中最阴险毒辣的手段之一。只要人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中共的这些毒素,中共就会从中吸取能量而维持其流氓生命。
“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这种思维方式,正是中共梦寐以求的,让人们用它的逻辑来思考问题。
中华民族在没有中共的情况下早已走过漫漫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世界上任何社会也并没有因为一个王朝的覆灭而停止前进的步伐。可是经历了数十年中共统治之后的人们对这些已经麻木了,中共长期的宣传,把党比作母亲的教育,无所不在的中共政治,使得人们已经想不起来要是没有了中共,我们该当如何生活了。
没有了毛主席,中国并没有倒下;没有了共产党,中国就垮了吗?!
(三)谁是真正的动乱之源?
很多人对中共的流氓作为有相当了解和反感,厌恶共产主义那一套整人骗人的东西。但是,老百姓被中共的政治运动和挑起的动乱搞怕了,害怕中国乱。一旦中共用“动乱”的名义来威胁百姓,人们出于对中共强权的无奈,常常只好默认中共的统治。
事实上,拥有几百万军队和武警的中共,才是中国真正的“动乱”之源。老百姓没有理由去“动乱”,更没有资格去“动乱”。只有逆潮流而动的中共,才会草木皆兵,把国家拖入动乱。“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成为中共镇压人民的理论基础。谁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搞专职暴政的中国共产党。搞动乱的中共,反用“动乱”来要胁人民,流氓从来就是这样做的。
二.经济发展成为中共的祭品
(一)盗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成就
中共自认的“合法性”就在于这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经济的发展正好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的束缚中被稍稍松绑后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同中共毫无关系。但是,中共却宣传成是它的功劳,还要人民感恩戴德,好像没有中共,就没有这一切。大家知道,在许许多多其他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早就有了更好的一切。
奥运会夺了金牌,运动员要感谢党,党自己更是当仁不让地把虚假的“体育大国”的冠冕作为歌颂党的英明领导的资本;中国被“非典”折腾得够呛,最后却说“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才战胜了病毒(《人民日报》语);“神五”上天,本是航天科技人员的贡献,却被中共当作只有它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挤入世界强国的证据;就连那个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本是西方伸出的鼓励中共人权改善的橄榄枝,却被中共当做为其“合法性”贴金、大肆镇压民众的藉口;外国人看好的“巨大市场潜力”,原本来自13亿中国人民的消费能力,却被中共据为己有,作为要胁西方配合中共统治的锐利武器。
但凡坏事都是反动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干的,好事则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干成的。任何一件成就,中共都拿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涂脂抹粉。就连有些坏事,中共也可以让其坏事变好事来为它服务。例如,在被中共严密封锁的爱滋病泛滥真相再也包不住的情况下,中共摇身一变,精心布置,动用从知名演员到党总书记的宣传攻势马上把罪魁祸首的中共装扮成了患者的福音,爱滋病的克星,人类疾病的挑战者。多么人命关天的大事,中共想到的只是利用来粉饰它自己。这种明抢暗夺、草菅人命的行为,也只有中共这样的流氓才能做得出来。
(二)短期行为导致“后发劣势”
面临着严重“合法性危机”的中共,为了维护统治而推行的改革开放,急功近利,使中国落入了“后发劣势”。
“后发劣势”或“后发优势”的概念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就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所以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技术模仿虽然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发展的效果,却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失败。
中共正是走的这条“后发劣势”的失败之路,这二十几年的“技术模仿”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共把这些成就作为向老百姓证明它的执政“合法性”的资本,从而进一步抵触危及中共自身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宁愿牺牲民族的长期发展利益。
(三)中共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中共一直在夸耀它的经济进步,实际上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还不如乾隆年代。清朝乾隆时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占全世界的51%;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初年,中国GDP产值占全世界的27%;民国11年时,GDP仍然达到12%;中共建政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5.7%;而到2003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还不到4%。与国民政府时期遭遇的几十年战争引发经济下降不同,中共则基本是在和平时期引发的经济下降。
中共如今为了执政合法性而搞起了急功近利、以维护党的集团利益至上的跛足经济改革,却让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份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贡献世界经济总量不到4%,对钢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新华社2004年3月4日报导)。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中国每年沙化土地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中国人均耕地近2亩,2003减少到 1.43亩,在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最近几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而圈起来的土地利用率仅占43%。中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适合人类和牲畜饮用的水占40.9%,而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中国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这样的增长,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承受不起(新华社2004年2月29日报导)。沉醉于眼前的高楼大厦的人们,对于越走越近的生态危机也许还茫然无知。可是一旦大自然要报复人类的时候,那对中华民族的打击将会是灾难性的。
对比抛弃了共产主义以后的俄罗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时进行,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1999年至2003年,俄罗斯GDP累计增长29.9%,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罗斯经济现象”,而且开始大举进入俄国这一新兴投资热土。俄罗斯在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十七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八位,首次进入世界最受欢迎的十大投资地之列。
就连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贫穷落后种族冲突不断的印度,从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发展明显加快,经济每年增长率提高到了7%到8%。印度有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健康的金融系统,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沉稳的国民心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
相反,中共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短期的经济繁荣假象之下,阻碍“制度进化”的自然选择性。这种不彻底的半吊子改革,让中国社会愈加畸形化,社会矛盾愈加尖锐,人民今天取得的发展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中共特权阶层更是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借用权势,中饱私囊。
(四)中共对农民的一次次欺诈
中共的天下是靠农民打下来的,老区的百姓更是为中共奉献了一切。但是,中共夺权后,农民却受到了严重的歧视。
中共建政后制定了极不公正的制度:户籍制。强行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一个国家无端制造出两级分裂和对立。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救济,没有退休,不能贷款。农民是中国最贫苦阶级,却也是赋税最沉重的阶级。农民要交公积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建设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此外还要交公粮、农业税、土地税、特产税、屠宰税等等。而各种摊派更是名目繁多。而所有这些税费,“非农业人口”都不用承付。
在2004年年初温家宝发布了“一号文件”,揭示出中国农民、农业、农村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严峻时期,多数农民收入出现徘徊甚至减收,越来越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在四川东部的一个林场,上级拨款50万用于植树造林。林场领导先吞下20万给自己,其余的30万承包下去,一层一层克扣,最后所剩无几的钱分给了真正去造林的当地农民。政府不用担心农民嫌钱少不去植树,因为太穷了,再廉价,农民也一定会去干。“中国制造”的东西之所以如此便宜,也是同样的道理。
(五)用经济利益要胁西方国家
很多人都认为贸易往来能够促进中国人权、言论自由、民主改革。经过十几年下来,证明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最典型的就是做生意的原则,西方的公平透明在中国变成了人际关系、行贿受贿、贪污腐败。许多西方大公司成为在中国为腐败推波助澜的急先锋,更有的成为中共践踏人权、镇压人民的掩护体。
打经济牌是中共流氓手法在外交上的体现。中国的飞机定单是给法国还是美国?这完全要看谁在人权言论等方面有没有对中共说三道四。中国的经济利益把为数不少的西方商人和政客紧紧地套住了。北美的一些网络公司为中共封锁互联网提供专门产品;一些门户网站为了登陆中国,自动要求“自律”,过滤中共不喜欢的信息。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止2004年4月底,全国累计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为9901.3亿美元。外资为中共经济大输血的作用,可见一斑。而在这输血的过程中,外资并没有把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作为基本的原则带给中国人民。外商和外国政府的“无条件”配合和有些国家献媚的讨好反而成为中共用作宣传的统治资本。在经济的表面繁荣的幌子下,官商勾结,瓜分国家财产,阻碍政治改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