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出办公楼，外面是异样的雕塑群落。四点钟的暮色，微温的地面。街心喷泉作为一个要素，像模像样地虚拟着欧洲式的广场生活。一些游人倦了，或是贪慕那矫饰的情调，在喷泉边做坐下来。他们的影子在泉水里散碎、溢金。他穿过广场，穿过那匹奇怪的马形雕塑，绿色的马腿细长，马身上坐着一前一后打扮成花精、戴着花萼帽子的小人，显得滑稽；阳光照着雕塑的一面，巨大的玻璃建筑在地上留下阴影。他想着自己的决定，利用属于自己的假期却也要犯罪般地犹豫着，神经衰弱到了这种程度吗？不，自己的神经是健全的，每日有规律的作息时间，无论怎样看也不是个脆弱而情绪化的人。但是，可能正因为规律的原因吧，如今看到四点的薄暮，竟也象看到柠檬的潦倒画家般，神经质地惊叹起来，也许，很多年以后，劳动者中的浪漫分子和野心家们为了获得四点观看阳光的权力，为了在四点让微温的气息充满鼻翼，需要为之付出战争的代价吧！一幅幅末日景象让他陶陶然起来。毕竟这只是21世纪的一个青年，对于人类的未来，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发言权的。

　　他走进一家书店，在门口看了手机上的时间，挑了重新校订的《中原中也诗集》，付完款，他随手翻看着，翻到《幼兽》，隐约记得这是化自兰波的作品，是作者的希望啊，幼兽样的人生，有着尖利的牙和茁壮的生命力，能够在黑夜中和星辰建立默契，如此这般，他走下地铁，四点的地铁，空荡荡的，警卫们面目可憎地露出了吊儿郎当的神情，缺乏着相吻合的整饬情调。

　　随着报时器的蜂鸣，列车到站了。去向他要去的地方。下一个车站是大型枢纽，很快有人让出座位，两个中年妇女在他身边，羡慕地看着他，说着关于打扮的话题。他又忍不住诅咒起来。与其埋怨这种诅咒的习惯，不如听任自己对他人的责怪吧。那话题确实是错误的，谈话的人也不美丽，值得憎恨哪。怨恨也是能够使之优雅的感情，他想起源氏物语里六条妃的作祟，也想起了自己忍受着的怨恨。忍尤而攘垢兮，以天地为刍狗。这般无聊、恶毒地思忖着，对面那牛仔短裙中的双腿离开了座位，他也沉下脸，把头埋进搭在膝盖上的臂弯中，任凭大脑混乱地轰鸣起来。书包里是奥基夫和格里柯的画传，还有一本柳美里的新作。奥基夫给他带来惊喜。艺术家要创造，他快要忘记这个了；格里柯则体现了匠人的一生，不同于家计簿里也表现出艺术热忱的丢勒，这个希腊人代表了艺术史背后的平庸。柳美里还是沉迷于倾颓的花街世界，不同于一叶，这花街带着一厢情愿和浓浓的色欲，没有了祈福的信望。时间过得很慢，他总是奇怪过程的冗长和意味的贫乏。身边更年轻的青年人在玩着NDSL。任天堂的市值上升着。他抬起头，连拉手上都印着广告，惟独空落落的天花板能够清闲地驻目发呆了。

　　描写无聊是私小说者共通的心境吧，他身边的青年收起了NDSL，两个人都准备站起来。到站了。四点离开单位。他在大脑里最后温习一遍讲稿，走出地铁。他要了一杯橙汁，如果说工作以后迷上了什么，那就是路边的女人和有味道的水：穿着普通衣装的女人只是女人，而打扮得妖艳的女人和刻意暴露出的器官则是不凡的诱惑；烧开的过滤水只是无味的营养剂，而昂贵的法国矿泉水和可乐则令人陶醉。应该说，并不是性和味觉施予了某些对象特别强化的符号意义，而是隔在日常性和“我之眼”间的调色纸被抽走、剥离了。红色和黑色存在着，中间的色差消失了，没有过度，于是反差凸显着。

　　他走出闸道口，电子眼从他的票面芯片中得到反馈，在数据库里消去他使用过的价值，用液晶数字显示着余额。他看到远处有美丽的背影，于是跟随着，用轻佻的脚步，跟随着走出了地铁。他没有机会，在这里，美的欢愉要在性中提炼、性的欢愉要在虐恋中榨取，巨大的壳存在着，隔断了幼兽和食物，于是尖利的牙被歌颂着、想象着。

　　地面上，是熟悉的下班光景，人们返家的过程漫长，如同观光客，流连在一日一新的风物中。黄昏时候，尽管仍旧有着光亮，人们却已经期待起暮色了。他继续整理思路，沿着突起的盲人道行走，除了盲人，应该不会有人撞到这出神的人吧。

　　会场很快就到了。时下，精英圈子的文学、学术会议无非是挖掘新的膜拜主题的会议。同样是膜拜，人们把虔诚者的行为统称为诚恳和率真，却不区分其中的真神和金牛犊。在学术界，他曾经一直坚持着，那些同时颂扬D和T的必是说谎者，更严格地说，颂扬D的就是说谎者。美是绝对的，一切文学艺术如是，有不能区分的不同程度，两极却是很明显的。这么说他是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了？确实如此。他的信仰，更多来自那个时期神父的作品，正因为这种审美观和信仰上的脱节，使他不清楚别人对同一事物的感受，因此在工作中，对于那些涉及大众的事物，他一直如履薄冰。如果有质疑者问起：这样的话，艺术家岂非如同盲人摸象，要如何站在一己的立场上让大众满意呢？对于这个如何表现自我的传统话题，他一定是反过来回答，令人憋气地说，因为美是绝对的。

　　走过一座小桥，是会议例行举办的场所。干事们相当热情的招呼着他，今年，他看到许多新鲜的脸孔；看到哀婉和愉悦的气氛并存着。会议准时开始了，很快就轮到他宣读自己的报告，《客观历史和被强迫放大的个体自由意志；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历史叙述者的偏见》。他看得出，人们欣赏他的意见，面对他强调的绝对的历史，作为一个演讲者和研究者、叙述者，他自然也变得跋扈起来。得意洋洋的走下讲台。他显得有些遗憾，毕竟，哲学思考的结论是作为历史客体所不容乐观的。渐渐的，他坐在那里听着一年里关于拜占庭的各种新意见，似乎又回到了久远的过去，那个如今叫做伊斯坦布尔的耻辱之城。这时，他看到有人走上讲台，主持人宣读他的演讲标题：《一段假设的叙述史：詹姆斯．乔伊斯语境中的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历史》。他抬起头来，看到演讲者正是在他身边摆弄着NDSL的青年。由于在地铁中，他对这个青年实施了悄然无声的指责、抗议和诅咒。羞愧感向他袭来；同一时间，他仿佛看到萨拉丁的旗帜升起、威尼斯人的溃败。一行眼泪静静流下，因为忧伤。感情的门总是虚掩着，那些至今没有合适的钥匙而未打开的门里有些什么？这是无从知晓的。会场外，街灯自动亮起，玻璃大厦灯火通明，一切如同Streampunk下的国度，只是没有Final Fantasy中的角色，经过繁琐、漫长、矫饰的练级过程后，想起要捍卫的罗曼斯。

注：图片是“达芬奇的设计”这套扭蛋里的杀人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