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第（二）條「建立屬於台灣同性戀佛教徒的『主體』論述」來說，首先我們必須先要了解什麼是同性戀的「主體」論述？

在世界性的同性戀平權運動當中，同性戀族群有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主體」（subject）或「本質」（類似生物學裡的基因或DNA），一直是爭議的焦點。

20世紀世界各地同性戀平權運動當中，所熱烈討論的論題包括：什麼是同性戀？哪些人是同性戀者？同性戀者的行為是先天所造成，或是受到後天環境的影響？

這些「主體」論述，大體分為「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和「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兩種。

前者以為，同志的行為乃由先天不變的基因所造成；而後者則以為是由後天的社會、政治、經濟等因素所造成。

前者以凱蒂•米麗（Kate Millett）、阿菊•芮曲（Adrienne Rich）、莫尼克•維蒂格（Monique Wittig）、柯采新（Cheshire Calhoun）等人所推動的「基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或「女同志女性主義」（lesbian feminism）為代表，她們活躍在1970年代。

而後者則以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ism）哲學家傅科（M. Foucault）為代表。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影響了同性戀平權運動的實際運作。例如，就讀台灣大學的女同志小妨，就曾這樣批評本質主義（本質論）：

同志運動早期提出一種「本質論」的說法，來要求社會認可其合法性：我生下來就有同性戀基因，所以你不能歧視我。但是以本質論為策略時，不會挑戰權力中心。因為我們無法改變自己。也會比較不容易碰到基礎的問題，例如，不能挑戰性的階級化，同性戀仍然是劣等的。［見：《我們是女同性戀》（碩人出版公司），頁111-112。］

小妨指出，本質主義的盲點在於：同性戀和異性戀既然具有不同的基因，這種不同的基因，如果被階級化，那麼，同性戀者還是可能（事實已經）被列入劣等階級當中。這是小妨擔心本質主義「不能挑戰性的階級化」的原因。

在這樣的疑慮之下，一些同性戀運動的參與者，開始尋求新的運動理論，那就是傅柯的「反本質主義」。

依照這個新理論，同性戀者可以向異性戀者「嗆聲」：別神氣，在社會條件的影響之一，你也可能是個隱性的（或變成）同性戀者！不必歧視我，你並沒有高我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