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本質主義」並不是沒有對手。傅科──一個喜歡與少男玩SM、最後死於愛滋病的法國前衛同志，就有完全不同於「本質主義」的看法。

傅科在他的《性史》一書當中強調：同性戀者不過是社會、政治、經濟等條件，所建構出來的「人種」（species），並沒有固定的「本質」。（Cf. M.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Ⅰ”, New York: Vintage Books, p.43, p.107.）

傅科舉例說：文藝復興以前，兩個男人的肛交行為，雖然已經存在，但卻沒有被視為「同性戀」行為，最多只被判定為不名譽的「雞姦」（pederasty）罪行。直到1870年，羅馬併入義大利，教皇被迫退居梵帝崗，基督宗教的影響力大減以後，特別是在20世紀以後，兩個男人的肛交，才被冠上「同性戀」的名銜。具有肛交偏好的男人，也從這個年代開始，才開始自（被）認為是「同性戀者」，並把自己（自願或被迫地）歸類到「同性戀者」的「人種」當中。因此，同性戀族群不是「被發現的」（discovered），而是「被建構的」（constructed）。

傅柯這種同性戀族群「被建構」的主張，被稱為「（社會的）建構主義」［（social）constructionism］。而他把同性戀的固定「本質」解消掉，認為同志並沒有不同於異性戀者的本質，也符合他是一位大家所熟知的「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ism）者。

眼尖的讀者一定已經察覺到，傅科的說法，有部分雷同於金賽的性學研究。金賽「異性戀──同性戀平衡表」所透露的重要訊息是：沒有絕對的同性戀者或異性戀者；同性或異性戀的性偏好，會隨年齡、環境、職業、地位而改變。這種說法，似乎間接支持傅科的主張：同性戀族群沒有固定的「本質」，而是由社會所「建構」出來的。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從1970年代開始），同志平權運動服膺於「本質主義」，承認自己的同志行為不同於異性戀者──因為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本質」（基因）。同性戀的這種「本質」是天生的，因此異性戀者不能歧視或迫害同志，也不要癡心妄想，試圖「治療」、「矯正」同性戀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