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那些我曾流連的城市（之六）╱詹宏志

發表於《蘋果日報》2019年8月

如果華文要成為一個「單一市場」，為什麼我會說「香港是關鍵之地」？

有一次歌手周華健問我：「有什麼語言，拿來寫歌詞，是可以兩岸三地都行得通的？」這句話問得厲害，周華健畢竟是敏感的創作者，又是聽眾真正遍及兩岸三地的一個藝人，他才會察覺，雖然兩岸三地同用一種「中文」，但真正細膩的使用（涉及每一地獨特的共同經驗與情感），其實三地都不相同；做為一個創作歌手，如果他想寫一首真正在華文世界全面流行的歌曲，尋求當中的通用語言確實要大費周章。

事實上，台灣、香港、大陸三地獨立發展相隔五十年，每個地方都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感性」，那些打動人心的細膩歌詞要在每一個地方產生相同的感受變得愈來愈不容易。過去台灣的流行歌在大陸廣受歡迎，是因為大陸很長的時間缺少代表自己的聲音，現在創作環境打開了，新一代的歌手與創作者也早在台港歌手中得到啟發，他們已有能力用音樂與歌詞表達自己，這個時候，來自台港的歌詞就顯得隔靴搔癢了。

如果各地互不相通，「共同語」的需求也就不存在，也不會產生周華健的大哉問。但中文世界的互通需求其實一直都是存在的，而最早有這樣的意識的，其實是香港。我小時候在台灣鄉下閱讀《南國電影》、《讀者文摘》與《今日世界》（包括雜誌與圖書），一開始都沒有注意到（或理解到）它們的「香港性」（他們都在香港生產，但目標讀者卻是全世界的華人，除了當時的鐵幕大陸之外）。

《今日世界》是香港美國新聞處的雜誌社與出版社，從某個角度看，它其實是一種推銷「美國生活方式」的統戰雜誌。但對我來說，這些「統戰出版品」未免也太好看，我通過雜誌而知道NBA的籃球明星，美國搖滾樂的地下福音，甚至是通過雜誌我才知道美國的太空計畫與阿波羅號火箭的偉大成就。而通過「今日世界出版社」的數百種圖書翻譯，我讀到海明威、福克納、費茲傑羅等美國作家的作品，也讀到關於美國憲法、爵士樂發展等各種相關知識。

《南國電影》是當時如日中天的邵氏影業的宣傳媒體，它想推銷的不是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而是邵氏的明星與影片。《南國電影》每期封面都是邵氏電影的當紅巨星，有時候是李麗華、林黛，有時候是凌波、樂蒂，有時是剛冒出頭的葉楓、葛蘭、尤敏，或者秦萍、李菁，與張仲文。沒有例外，她們在封面上都是一張特寫的大臉，梳燙蓬鬆的大包頭，腮紅眼影，加上高貴華麗的衣著，處處洩露流行的訊息，年輕的台灣女性讀者根本就是拿它當做時尚雜誌來看，從中尋找遠方先進國家的「流行福音」。

基於「宣傳」的需求，為了滿足廣大的「中文目標群眾」（可能包括了在台灣、香港、星馬、其他東南亞華人，以及北美洲能讀中文的人），尋找一個通用的中文可能是「成本最低」的方法，當時在《南國電影》與《今日世界》裡，用的都是純正的中文，沒有任何廣東話寫入文本之中。

如果我們再看《讀者文摘》的例子，《讀者文摘》要賣的不是其他商品或理念，它賣的就是雜誌本身，如果讀者不接受，它就無從存在。《讀者文摘》當時是中文世界（不包括中國大陸）最大發行量的雜誌，它用的是一種乾淨淺白、簡潔優雅的中文白話文（由林太乙領軍的一群文學家在香港製造），那個時候被認為是一種很好的文字；但「讀者文摘體」其實不是香港的文字，也不是任何地方的文字，正是因為它的「無地方性」，它才可以「適用」於任何地方，和任何地方的讀者溝通。

但後來的台灣與香港，都不能滿足於這樣的「中文」，他們都想要更能表達他們社會獨特經驗與情感的語言，80年代開始，香港報紙率先把粵語入字，而台灣的鄉土文學運動也想寫出台語的氣味，從此中文就分道揚鑣了，中文世界的巴別之塔崩解，大家各說各話，有些語言彼此已經是不能完全看懂了。

80年代初，我還不懂這個道理，因為我夢想的是「華文單一市場」；其實英語世界的單一市場依靠的是充分自由的「訊息流通」，而不是劃一的「書同文」，看得懂彼此依靠的是溝通與理解（也就是多讀多交流的意思），而不是表述語言的單一化，但當時的我理解還不及於此。

我以為，要完成「華文單一市場」的夢想，應該通過香港來完成。這個想法當時看起來是沒有錯的，但關鍵是香港的「自由」，而不是「共同語」的經驗與人才（像《讀者文摘》所創造的那樣）。

80年代初的台灣，言論也還是諸多控制和壓迫的，關於國民黨與蔣家在大陸的失敗，台灣其實是不容許討論或反省的；對於台灣的地位、民主政治的承諾，人民權利的伸張，台灣能討論的空間也極有限。只有在香港，台灣與大陸的施政得失才可以討論，批評國民黨或共產黨也只有在香港才有充分的自由。

這個自由造就香港百無禁忌的言論傳統，也造就一批了解兩岸的出色作者，如果有機會接觸香港的出版品，各地華人都可以得到啟發，這也是我為什麼說：「我這個世代的台灣讀書人，都欠香港一個啟蒙之情。」

80年代初我來到香港，愛上了她的人才濟濟，愛上她的自由空氣，我深深覺得應該要把香港與台灣的出版打通，用香港的「見多識廣」接軌台灣的「求知若渴」，華文世界會因為人才匯集與市場放大而多方獲益。

我結交各行各業的香港朋友，我來訪香港的頻率愈來愈高，全盛時期幾乎每個月都有一周在香港。一開始我在香港尋找作者，我尋找那些台灣缺少的眼睛與見解；然後我試著也把台灣書與台灣作者帶到香港，試著在香港找到一點市場，發現兩條路其實都是通的。

80年代我的香港關係又把我帶往大陸，當時台灣與大陸是完全隔絕的，但香港卻是通的，當我顯示出我對大陸知識圈的若干嚮往，香港朋友完全可以成為我連結中國的橋樑……。（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