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那些我曾流連的城市（之七）╱詹宏志

發表於《蘋果日報》2019年8月

大約是蔣經國總統在世的最後兩年，台灣的民主運動已經如火如荼，街頭運動已是社會的日常風景，鎮暴警察對付街頭運動的場景與今日香港所見也有類似之處；警方試圖用水柱沖散群眾的場面已有多次，而群眾漏夜堅持抗爭的畫面也震撼社會。台灣社會運動的經驗已經慢慢豐富，企圖把街頭群眾描繪成「暴民」已經說服不了媒體與老百姓；強控制性質的政府也已經明白群眾通過街頭表達意志已是「大勢所趨」，儘管街頭衝突不斷，但政府與警方的手段也開始節制了（這是相對於「中壢事件」與「美麗島事件」而說的）。

在那個氣氛之下，強人蔣經國雖然還在，但社會上已有一種「現在是誰也不怕誰」的心理狀態，白色恐怖記憶猶存，但老百姓已經相信自己站在有理的一邊，也相信只要堅持，「一切都會變的」。

我自己就是受那種氣氛影響的人，做為一位出版者與編輯人，我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言論有禁區，思想有禁忌」的政府控制。在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是我編輯生涯的「上半場」，而當時的編輯似乎就是一個永遠與「當局」衝突的職業選擇；在二二八事件時飽受驚嚇的我的母親，對我在雜誌社與報社的工作一直耿耿於懷，她一開始以為我是因為「半工半讀」無法選擇工作，等到我大學畢業還繼續在報社工作時，她顯然既不能理解也不能安心，也無法保持沉默，有一次她慎重地對我說：「小弟，我跟你講，你已經大學都畢業了，你應該去找一個正常的工作了。」

但80年代的後半段，言論控制有一部分看來已經像個鬧劇，李敖一個人每個月都出版一本《千秋評論》和一本《萬歲評論》，每一本照例都是要查禁的（這可能是個世界紀錄）；李敖有一次跟我說，警方和他是有「默契」的，既然每一本書都要查禁，李敖又不可能屈服，你禁掉一本，他就再寫出兩本，這對警方來說是個永無休止的麻煩；李敖說，後來警方查禁他的書都會比上市晚兩天，讓他的書基本上可以賣出，他也一定留一些書讓警方沒收，不讓他們空手而回；有一次，書賣得太好，警察在報攤查收不到書，只好來拜託李敖加印一些，讓他們回去可以交差……。

也許正因為抗爭太多，抗爭變成「日常」，才有這一類荒謬的「喜感」，對抗才變得不只有恐怖，連帶地也讓社會不怕「反對」，不怕出言不遜，也才有「現在是誰也不怕誰」的氣氛。對出版者如我，也就想挑戰政府的底線了。

當時國民黨政府對言論的控制，主要落在兩個領域，一個是對政府的批評，一個是大陸出版品。前者台灣已有各式各樣的「黨外雜誌」突破重圍，而我感興趣的，則是後者。

大陸在文革時期，各種知識生產與文化活動都受到嚴重的破壞，全國唯一安全的出版只剩下《小紅書》一本。與大陸文化界交流之後，我聽到許多文化前輩歷數文革時的「劫難」，有些當真難以想像。譬如自修成功的社會語言學家陳原先生，提到他編英語字典受到批判的過程，字典收入「麵包」(bread)、「牛油」(butter)等字時，他被批判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無產階級的工農兵，誰吃麵包和牛油呀！當他的字典被迫收入「饅頭」、「大蔥」等字時，他又被批判是「不事生產的知識份子臭老九」，哪個農民不識饅頭、大蔥？只有不事勞動的知識份子才要查字典。無所適從的字典編輯，不知如何解釋在國外無產階級也吃麵包與牛油，陳原先生對我說：「我就是在牛棚裡不服氣，才一頭栽入社會語言學的研究。」

受到文革的破壞，出版做得少了，但因為出書不易，有很多能夠出版的翻譯工作其實是做得很紮實的，譬如在我心目中，1950年代以來出版超過四百種的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名著」，就是很高水準的出版品。這些過去因為兩岸隔閡而未能見的書籍，其實是很值得引進的。或者是，大陸因為工作人員數量龐大，工資也低廉，各種辭書與百科全書的編輯工作也很有成績，對我來說，這都符合產生貿易的「比較利益法則」。

但兩岸未通，這些關於出版合作的接觸和談判要如何產生？

當時我所依賴的，就是香港出版界與文化界的朋友。台灣與大陸，不相往來，但香港與中國大陸的聯繫卻不曾間斷。即使在大陸最封閉的時刻，香港仍是理解中國最好的天線之地，這也解釋了大量國際新聞機構都在香港設有分社的緣故；在中國的鎖國時期，香港仍然與中國從事貿易，並把中國貨品輸往全世界；大陸發生災難時，香港是捐錢救援親友的主要支撐；而當大陸發生動盪，香港是接納難民的避秦之地。對我來說，香港是中國最了解世界的地方，也是世界最了解中國的地方，要與中國打交道，沒有比香港更好的途徑。

果然，這條途徑是順暢的。當時台灣人還不能自由旅行中國，大陸人也不容許前往台灣；但合作出版需要接觸與談判，我們又要如何見面呢？有些出版的例子就不需要見面了，我們通過香港業者的中介，就完成了授權合約；但有些比較大型的合作案，我們則請香港朋友代邀合作方到香港（這對當時的大陸工作者也是極其困難的事），我們再進行面對面的商談。

記得有一次我們要進行一個比較敏感的合作案，標的是一部大型辭書，內容需要比較多的更動，不然無法在台灣出版，可是如果更動太多，大陸工作者一樣會遭到麻煩，我們只好約在香港會談。那是一個三方談判，大陸方來了三個人，我代表的遠流出版社也來了三個人，協助我們的香港仲介方也有三位談判代表。談判有時順利，有時碰到瓶頸，不順利的時候三方都必須自己討論如何退讓，只見三位大陸代表低聲講上海話，來自台灣的我們低頭講台語，香港代表則以廣東話商量對策，形成一個有趣的畫面。

但碰見困難的談判並不多，多數時候我們惺惺相惜，大陸來的代表當時都還是老一輩出版人，都還不脫老派讀書人的風格，加上我們對清末民初的重要著作頗有共同閱讀經驗，聊起天來有諸多互通之處。有一次，我與一位大陸老出版人在香港商議合作，相談甚歡，感到有點相見恨晚，他還特地帶了一本典雅的線裝版《共產主義宣言》來送我（雖然是秀才人情，但他大概不知道這個禮物足以把我送進牢裡）。臨別的時候，我們彼此都意識到這可能是人生難得的際遇，我們紅了雙眼，我握緊他的手，傷感地說：「希望有生之年，能到北京去看您。」用了「有生之年」這樣悲傷的話語，可見我們都對即將來臨的巨大變化一無所悉，不到一年，台灣解除戒嚴，我的「有生之年」就來了，我就真的飛到北京去看他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