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角落裡的老人》導讀／詹宏志

(本文摘自《角落裡的老人》, 遠流出版)

本文轉載自 遠流博識網

神探的黃金時代

　　偵探小說的第一個黃金時代是因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而起的。這個故事只怕已經老調了，但我們不妨還是重溫一遍。

　　一八八六年，一位英國不得志的醫師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ayle）寫出第一本以「福爾摩斯」為主角的長篇小說《紅字研究》（A Study Scarlet），但出版不順也乏人注意。一八九○年，他再接再勵寫出《四人簽名》（The Sign of Four），雖然巿場平平然而一位史上偉大的偵探卻完全成型了。

　　福爾摩斯後來幾乎是一切神探的代名詞，鷹眼隼鼻，廋削高軀，知識不可思議的的廣博，觀察與推理的能力無與倫比。他似乎是受尼采哲學影響的通俗人物，擁有一種「超人」的信念與意志。

　　我們也不可忘記華生醫師，福爾摩斯的好友、愚笨的助手、以及忠實的記錄者；正是這種－－平凡－－神奇的巧妙組合，使閱讀者不自覺地認同其中一人，而讚嘆另外一人。

　　兩部長篇之後，柯南道爾改寫短篇故事，不料大獲成功欲罷而不能。（柯南道爾幾次想殺死福爾摩斯，也真的殺了一次，但在全世界小說迷的懇求與經濟誘惑的力勸之下，道爾還是把福爾摩斯寫活過來。）並真正建造了「偵探小說」這個類型。

　　「偵探小說」並不始自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愛倫坡的神探杜賓（Dupin）比他還早五十年，寫《白衣婦人》（The Woman in White）的柯林斯（Wilkie Collins）和寫《勒滬菊命案》（L'Affaire Lerouge）的加伯黎奧（Emile Gaboriau）也都比他早二十年以上。可是卻只有福爾摩斯在大眾心目中完成了一個超級神探的地位。

　　所謂的「偵探小說第一個黃金時代」，指的就是眾多作家受柯南道爾的刺激，想在偵探小說的領域中，創造另一個可與福爾摩斯匹敵的角色，因而風起雲湧百家爭鳴，一時之間湧現許多形態各異的「福爾摩斯們」來。

角落的奇怪老人

　　卻斯特頓（G.K Chesterton）寫出了一位神職的偵探布朗神父（還有一位比較不知名卻同樣有趣的人物：「知道太多的人」），傅特瑞爾（Jacques Futrton）寫出一位「思考機器」，卜斯特（M.D.Post）創作了一位「亞伯納叔叔」；而後來影響現代警察辦案至鉅的傅里曼（F.A.Freeman）則寫出了一位以實驗器材偵探案情的「宋戴克博士」，布拉瑪（Ernest Bramah）更創造了史上第一位盲人偵探「馬斯‧卡拉多斯」。

　　在這齊放的百花當中，一位享有地位的女作家奧希茲女男爵（Baroness Orczy），本名蒙塔鳩‧巴斯托夫人（Mrs. Montague Barstow, 1865-1947），放下她手邊的歷史冒險小說《紅花俠》（The Scarlet Pimpernel）系列，插花寫出另一位「福爾摩斯式」的人物－－角落裡的老人。

　　當然，每個「福爾摩斯式」的小說都企圖創造與福爾摩斯不同之特色，但也都不自覺地用了福爾摩斯的公式。譬如說，本書的寶莉‧波頓小姐（Miss Mary J.Burton），倫敦《觀察家晚報》的記者，她每次來到咖啡店，就看見這位坐在角落的老人，喝著牛奶，吃一塊乳酪蛋糕，然後他們就根據近日的新聞討論起案子來。這位看似機靈聰慧的女記者，其實就是華生醫師的化身，她代表一般人（也就是讀者）的見解，扮演困惑者、抬摃者，最後成為傾聽者與崇拜者。一切偵探小說當然都是英雄式的浪漫小說；作家創造一個血肉之軀對抗巨大的犯罪智慧，犯罪的形式愈邪惡愈巧妙，英雄之挑戰與困難也就愈高。如何使英雄「比真實人生更大」呢？方法就是創造一個與真實人生相近的人（華生醫師與波頓小姐），再把他們比下去。

非道德的虛無

　　《角落裡的老人》固然用到了福爾摩斯的「犯罪解謎，敘述傾聽」的故事模式，但奧希茲女男爵創造的神探卻和福爾摩斯大相逕庭，不僅性格截然不同，辦案手法也絕不相似。

　　首先，「角落裡的老人」是後來我們稱的「安樂椅神探」（armchair detective）的元祖。當然，愛倫坡的杜賓有時也是安樂椅神探，但有時候不是（在《失去的一封信》裡，杜賓就出馬偷回關係國家前途的那封信）；而《角落裡的老人》從頭到尾都是「不行動的英雄」。

　　《角落裡的老人》是位坐在咖啡店一角的怪人，成天無所事事，看看報紙，罵罵世人愚笨，手上不斷把一條繩子編成各種形狀又解開。他既不是公家警探也不是私家偵探，他既不偵察也不受行動委託；他是個「場邊評論家」，只根據公眾皆可得的資料（主要是報紙的社會版新聞）推理判斷出疑案的真相。

　　這和福爾摩斯是不同的，福爾摩斯接受委託，親至現場蒐集第一手線索，甚至埋伏暗處，與歹徒格鬥技擊，親手逮捕歸案。福爾摩斯是劍及履及的行動派英雄，角落裡的老人則是純屬心智遊戲的「思考機器」。

　　第二個大不同處在於，角落裡的老人對「社會正義」似乎是毫不關心的。除開這位咖啡座一角的神祕人士，其他之「福爾摩斯們」都熱中於把罪犯繩之於法，不讓邪惡力量得逞。角落裡的老人無意伸張正義，他只是個「犯罪評論家」，在咖啡館裡指出元兇之後，他或者讚美罪犯的智慧，或者嘲笑執法人員的愚蠢，最多只說：「吊死他！」但他從不行動，也不將真相向警方揭露。

　　這種虛無態度是非道德的（amoral），在推理小說史極為罕見，大概只有卻斯特頓之《知道太多的人》（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差堪比擬，但「知道太多的人」還是一個愛國主義者，最後更挺身而出對抗陰謀者而死，角落裡的老人則是更徹底對政治、法律、社會都絕望的人。

　　我相信這個角色部分精神後來流到犯罪小說，因為這種敵視社會的態度更像個犯罪的人，而不是遏止犯罪的人。既然小說家創造出令人認同的非正非邪的英雄，再進一步，走向完全負面的英雄也就可以想像。

　　《角落裡的老人》發明了這麼一位奇特的神探，他的安樂椅辦案方式帶給後繼小說家創作「業餘神探」重大的啟發（因為他們不方便親到現場，也沒有資格詢問疑犯）；他的非道德性則帶來犯罪小說對犯罪世界本身的興趣（更高於偵破它），僅只這兩件貢獻，地位就不能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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