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07-06 23:12:38凡才

社會統治權的五種分析架構

大約三百年前開始,有關「自由」的種種問題,便開始逐漸成為最重要的社會議題之一。「自由」一向帶給人獨特,而非統一的感覺,而且它還經常和暴力、極權統治,以及民主、平等、法治等名詞一起出現。古典政治學在討論「自由」這個問題時,就是建立在這一連串的複雜關係上的。

古典政治學者們把君王(上帝)視為統治者,並把人民的肉體和財產劃歸為被統治的對象;然後討論國家應該如何制訂法律,以便在兩者之間建立各種公平、正義的權利與義務關係。他們強調,兩造雙方必須遵守彼此約定的權利義務關係(其實是單方所定的權利義務關係),然後才能在其中享有條件式的自由。當時,社會之所以瀰漫一股「自由」討論之風,其實與新興起的中產階級(公民)向舊的統治勢力爭權奪利有關。

古典政治學所描繪的統治架構,其實是一種「人統治人」(更早之前,則是「神統治人」)的架構;而巴烈圖(Vilfredo Pareto, 1848-1923)的「菁英理論」則是其總成及代表。古典政治理論家們認為,國家只要有良好的法律政策和妥善規劃的政治制度,統治者的權力就能被適當的約束,自由的問題也可以因此而得到妥善的解決。從此,這個以「人」為主體的統治人和被人統治的二元關係便一直被延續下來。

一直到一百多年前,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和韋伯才改變了這一傳統的討論方式。按照馬克思和韋伯兩人的想法,統治關係的範圍遠比肉體和財產控制關係的範圍更廣、也更為全面。他們主張,由「人」的武力或暴力所構成的權力,並非限制自由的最大、唯一或真正原因;制度(生產制度以及隨之而來的生產關係)和意識(倫理)的層面同樣也值得讓人關注。

在馬克思的分析架構裡,資本主義體系的生產關係才是統治者,而人的「社會關係」則成了被統治的對象。雖然馬克思或古典政治學的分析架構都屬於革命運動的產物(或工具),但前者卻遠比後者更為基進。

古典政治學者們雖然同意人民有權讓那些無能的執政者在多數選民的選擇之下,透過和平演變得民主方式自動下台。但不論誰上台、誰下台,古典政治學架構下的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卻依然存在。差別的只是,人民究竟是被什麼都管的統治者或是被什麼都不管的統治者、究竟是被自己所選出來的統治者還是被不是自己所選出來的統治者所統治罷了。在這種情況下,不平等的關係,永遠不會有所改變 。

馬克思並不滿意上述由他口裡所稱的些所謂「小資產階級」份子們所提出的協商式(或分贓式)社會演變方式。他認為,這根本無助於改變「沒有財產,就沒有公民權」的無產階級命運;而且馬克思也不認為,以個人的意志或魅力,而不是以物質性的生產條件及其所衍生出來的階級鬥爭關係來當作歷史變遷的解釋依據這樣的作法是正確的。為此,馬克思特別撰寫《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Der ach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一文來說明:「法國階級鬥爭怎樣造成了一種條件和局勢,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為了找出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中的社會經濟學基礎,然後一次性地解決所有的不平等問題;於是,他便把統治的分析架構,從政治層面,移轉到經濟層面;並把社會問題,當成階級問題來重新處理。如此一來,馬克思就把「人統治人」的傳統分析架構,修正為「制度統治人」的架構。

馬克思發現,不公平的社會統治關係其實是建立在所有制的不平等基礎之上的。因此,只要取消所有制的不平等;然後把取得生產工具的權利平均交到每一個人手裡,那麼不合理的統治關係就能自動消失。但馬克思並不認為,人民一定要為此作些什麼,才能使自己受宰制的命運獲得改變。相反地,他認為,現存統治結構將會因為資本主義體系內在矛盾的不斷擴大而「自我崩潰」;社會革命運動只是協助加快這一變化的非必要手段而已;不論被統治者做不做什麼事,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矛盾性生產關係都將會使社會在適當的時機,自動朝向下一個階段進行演變。而下一次的社會演變和生產制度的調整將會使所有不平等的階級差異以全面性、一次性的方式獲得改善。馬克思宏觀的社會革命戰略顯然要比古典政治學者們的政治改良技術更具野心也更徹底。在他思想的鼓舞之下,廣大的工人、農民和知識群眾很快便接受他的呼籲,而熱情地將自己投入無產階級社會革命運動的懷抱裡去了。

相對於馬克思對社會的巨大影響力,韋伯的學術貢獻一點也不惶多讓。在他看來,「觀念型態」就是社會行動的基本結構;韋伯的分析架構中可說是一種「觀念統治人」的架構 。他認為,社會統治型態雖然具有「卡里斯瑪型」、「傳統型」和「理性型」三種架構;但他相信,「工具理性」最終將成為新時代的最後主宰,而行動的「可選擇性」則是它所要控制的對象。韋伯相信,只要現代人一天不放棄對科學理性的迷戀、一天堅持對科層統治技術的依賴;那麼現代人就將一天沒法被釋放到「理性的牢籠」之外、而且也一天無法充分擁有行動的彈性與自由。

韋伯對未來世界演變情況的看法,顯然遠比馬克思悲觀許多。在韋伯的眼中,人類現實的困境,幾乎是一個永遠無法解開的難題。他認為,即使,取消了所有制的不平等,人類將來還是會繼續為工具理性和科層體制所苦。不幸的是,他的部分預言,後來竟真的在我們這個時代裡實現了。

馬克思和韋伯兩人對政治經濟學和政治社會學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六零年代左右。當一群西方思想家們從尼采的觀念遺產那裡細心挖掘出一套新的統治架構之後,他們兩人對學術社群的絕對影響力才逐漸被稀釋開來。

這一群不但和尼采,而且還和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學、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語言學、符號學、詮釋學、存在主義、後馬克思主義和古希臘神話密切結合起來的西方學者們相信,「語言」才應該是最終極的社會統治者;凡一切能被言說的知識、道德和權力,通通都是語言所統治的對象。在這些近代西方思想家們的眼裡,新的統治分析架構應該是一種「語言統治人」的架構;或說是一種「生命統治權」的架構。

這些近代西方思想家們認為,用政治或經濟地位來定義自由的傳統方法,並不能反映或顯示一個人真正的自由程度。如果所謂的自由或不自由問題,只能被現存的社會語言所定義,而不能讓行動者自行來決定的話,那麼我們能如何期待一個只會用常規語言來說話的人可以獲得真正的自由呢?由於這種分析架構的討論範圍,遠遠超出古典政治學過於簡單的法律和政治架構 。從此,人的自由便被當作一個不自由的問題來討論。
「語言」的問題何以會變得如此重要呢?因為近代西方學者已經發現,「語言」就是現存統治體系的「保護傘」;它是支撐整個有形統治體系的無形骨幹。

「語言」其實就像葛蘭西在《獄中札記》(Selections From the Prision Notebooks)所說的「塹壕體系」。它牢牢地保護了整個以物質生產關係為基礎的統治架構;當我們向文明結構進行攻擊時,表面上,「看上去一定能夠消滅敵人全部防禦配系的砲擊,事實上只能破壞它的外部掩蔽工事,因而在衝擊和進攻的時候,進攻者所面臨的依然是具有威力的防線。在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時期,在政治方面也會有同樣的現象:儘管危機後果嚴重,進攻者既不能迅雷不及掩耳地在時間上和空間上把自己的力量組織起來,更不能取得進攻的精神;而被攻擊者也不會士氣渙散甚至在廢墟中也不停抵禦,而且對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前途也不失掉信心……政治獨裁的策略家大概是希望這樣的」。

或許,語言不是限制我們自由的真正原因,或是根本原因;但它無疑一定是那道使物質生產關係能夠被緊密地包圍在統治結構核心中的堅固「防禦體」。又或許,拆解語言並不能徹底瓦解現行統治結構的防禦工事,但它一定會對現行的統治方式形成莫大的「阻力」。

大部分的後現代主義者們堅信,要推翻社會現況並不特別困難;只要我們能利用語言痕跡遊戲去建立一個去中心化的解構策略,然後再讓是這樣、也是那樣;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的語言遊戲,引領我們去從事各種各樣富於創造力和想像力的活動的話,那麼,我們對更自由、更開放的未來,就應當能有所期待。

當然,我們也不應忽略佛洛依德和拉康等精神分析學者們的想法。他們認為,「以父為名」的「性」結構就是社會的隱性統治架構;戀母情結(伊底帕斯情節)以及文明對它無止盡的壓抑和一系列將它拋出理性和道德之外、用語言來扼殺它的動作,就是社會控制的基礎。在這個統治的分析架構中,不是「性」本身,而是社會對性「別有所圖」的壓抑,才是整個統治問題的關鍵。事實上,「性」自己是不對人進行統治的,只有當它成為一個被剝奪的對象時,它才有可能對人的心態結構造成傷害。「性」原本只是一個單純的生物學議題,然而當它開始涉及婚姻關係、財產關係和氏族關係等問題時,它就變成一個社會學的議題;而當它在社會學的領域裡經過種種壓抑的過程,而被迫自我轉換成「潛意識」的問題時,它就又變成一個心理學的問題。由此看來,精神分析學的分析架構,屬於「陽具統治人」的架構。

性解放對社會解放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加拿大女性主義學者─法爾史東(Shulamith Firestone, 1945-)曾如此說道:「若支撐政治、經濟及意識型態壓迫的那種種組織確實都是藉著人幼時所受的性壓抑為基本結構方得以形成的話,那麼亂倫禁忌(incest taboo, 此為依底帕斯情節的根本肇因)的終結,經由家庭的廢止而達成的終結,是一定能造成如下深刻的影響的:『性』將能自其原來的鐵箍中解放出來,情色化我們整個社會(erotize our whole culture),『性』的整個定義都將從此改寫」 。

總的說來,統治的結構,其實是由人、制度、觀念、語言和陽具所一起構成的。過去,統治分析的架構雖曾歷經「人」統治人、「制度」統治人、「觀念」統治人、「語言」統治人,或是「陽具」統治人的不同變化。但唯一沒變得,卻是「人」始終被統治的命運。